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中国人民解放军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武装力量，是中国共产党缔造和领导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人民军队。诞生于1927年8月1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称中国工农红军，抗日战争时期称八路军和新四军，从解放战争时期起改称中国人民解放军。它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紧密依靠人民群众，进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历经艰难曲折，由小到大，由弱到强，战胜了国内外的强大敌人，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立下不朽功勋，赢得全国各族人民的爱戴与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抵御外来侵略，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维护国家独立与安全，参加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在加强自身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成为巩固国防，保卫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坚强柱石。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色，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以来经过艰苦卓绝的长期斗争，终于在党的领导下取得了中国革命的伟大胜利。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规格（按照总参1951年1月颁布的条令执行）：军旗可以授予团级以上部队和院校，授旗时可以举行仪式。军旗主要用于参加典礼、检阅、隆重集会、游行等场合，由掌旗员掌握军旗，左右各有一名护旗兵，位于部队的前列。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武装力量的标志，是中国人民解放军荣誉、勇敢和光荣的象征。它激励全体指战员牢记自己的神圣职责，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党，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来捍卫祖国的神圣领土和尊严。

·人民解放军军旗演变历史

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军旗
人民解放军军旗，历史上有过四种形式，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第一面军旗是工农革命军军旗。它诞生于1927年9月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它的旗底为红色，象征革命；旗中央为五角星，代表中国共产党；五角星内镰刀，斧头代表工农；旗面靠旗杆的一条白布上，写着“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的字样。全旗的含义为：工农革命军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武装。第二种样式是中国工农红军军旗。1928年5月，中共中央决定，工农革命军改名为工农红军。1930年4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了《关于红军各级军旗的规定的通令》，对全国红军的军旗第一次作出了统一规定。红军军旗基本上延用了工农革命军军旗的样式，但明确规定了旗帜的尺寸、颜色、斧头的样式和刀锋在图案上的方向，增加了旗须与文字的横标。即镰刀、斧头皆柄向下，二者锋刃相对，刀右斧左，镰刀斧头用黑色，五星为白色；旗上方一律横书“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这是土地革命时期，红军使用最广的一种旗式。

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军旗第三种样式产生于1933年4月，仍为中国工农红军军旗。1931年后，一批在苏联进修过的共产党人受共产国际派遣回国，他们中有的人认为，锤子才是现代产业工人的象征。1933年4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军事委员会颁布命令，正式更改了中国工农红军军旗式。旗的右上方为一颗五星，旗中间为交叉的镰刀锤子，旗的三面有旗须，旗杆处留有2寸3分的白布书写部队番号。五星和镰锤用金黄色布做成。由于当时国民党军队的围剿，各根据地之间联系不便，除中央红军外，其他苏区均没有及时采用这种旗式。第四种式样就是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1949年初，党中央指示解放军总部提出制作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的方案。周恩来亲自主持这项工作。在研究设计过程中，毛泽东亲自听取汇报，并指示：军旗要有“八一”二字，表示192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举行南昌起义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历史节日；要有五角星，象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周恩来指示：军旗要以革命的颜色、广大人民群众的传统喜庆颜色——红色作为主体。星和字用黄色，旗杆要有红黄二色旋纹，顶部要装一个红缨枪的矛头，饰着红穗，象征人民军队的由来。总部根据毛泽东、周恩来的指示，经过多次研究，确定了方案，制作了第一面八一军旗。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及军徽样式”。命令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为红地，上缀金黄色的五角星及“八一”两字，表示中国人民解放军自1927年8月1日南昌起义诞生以来，经过长期奋斗，正以其灿烂的星光，普照全国。”“旗杆套用白色”，“旗杆为红黄相间之旋纹，上置黄色矛头”。

·海陆空军军旗

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军旗　陆军：旗面上半部保持三军军旗的基本样式，正红色旗面，右上部有金黄色五角星和“八一”字样；下半部为草绿色旗面，它象征着祖国美丽、富饶的绿色大地。陆军军旗表示：陆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领土安全而英勇战斗，所向无敌。
海军：旗面上半部与陆军相同；旗面下半部为横向的海蓝色和白色条纹相间，象征着万里大海和波涛。海军军旗表示：海军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万里海疆乘风破浪、勇往直前。
空军：旗面上半部与陆军相同；旗面下半部为天蓝色，象着蔚蓝色的天空。空军军旗表示：空军是中国民解放军的组成部分，为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神圣领空展翅翱翔、搏击长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

1949年6月15日，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命令，颁发经毛泽东主席审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式样。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为镶有金黄色边的五角红星，中嵌金黄色“八一”两字，亦称“八一”军徽。红星象征中国人民获得解放，“八一”表示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人发动南昌起义，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中国人民解放军从此诞生。
陆军军徽亦即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徽。海军、空军的军徽以“八一”军徽为主体。海军军徽为藏蓝色底，象征广阔的海洋，衬以银灰色铁锚，代表舰艇；空军军徽为天蓝色底，象征无垠的蓝天，衬以金黄色飞鹰两翼，代表飞机。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原名《八路军进行曲》，为《八路军大合唱》中的一首齐唱歌曲。公木词，郑律成曲，1939年秋作于延安。同年冬，由曲作者亲自指挥，鲁迅艺术学院合唱队与乐队在延安中央大礼堂首次演出。1940年夏，刊登于《八路军军政杂志》，随即在各抗日根据地广泛流传，深受广大军民的欢迎。解放战争中，各部队根据当时的形势和任务，对歌词作了修改，更名为《人民解放军进行曲》。1951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统一修订了歌词，刊于由总政文化部编印出版的《部队歌曲选集》第一集。同年2月1日，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部命令颁布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的附录二，曾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之名刊登了该曲。1953年5月1日颁布新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内务条令（草案）》，附录二重新以《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之名刊登了这首歌。1965年更名为《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一些词书、文章曾将这首歌作为“军歌”加以论述介绍。实际上，这首歌以前未经正式确定为“军歌”。 1988年7月25日，经中共中央批准，中央军委决定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同日，总参、总政为正式颁布军歌联合发出《关于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的通知》和奏唱的暂行规定。通知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体现了我军的性质、任务、革命精神和战斗作风，反映了我军的光辉战斗历程。正式颁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一定会激励全军指战员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继承和发扬光荣传统，努力加强我军的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肩负起建设四化、保卫四化的历史重任。高唱《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将使广大指战员更加振奋革命精神，激发战斗热情，增强革命军人的光荣感、自豪感和使命感。《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形象鲜明，旋律流畅，音调坚实，节拍规整，集中表现了人民军队豪迈雄壮的军威，具有一往无前的战斗风格和摧枯拉朽的强大力量。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歌歌词向前！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脚踏着祖国的大地，肩负着人民的希望，我们是一只不可战胜的力量。我们是工农的子弟，我们是人民的武装，从不畏惧，决不屈服，英勇战斗，直到把反动派消灭干净，毛泽东的旗帜高高飘扬。听，风在呼啸军号响！听，革命歌声多么嘹亮！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解放战场，同志们整齐步伐奔向祖国的边疆。向前！向前！我们的队伍向太阳，向最后的胜利，向全国的解放。

中国人民解放军称谓的演变

·工农革命军、红军、中国工农红军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开始主要称工农革命军，后相继改称红军、中国工农红军。
工农革命军

雄伟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人没有被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所吓倒，相反，中共中央决定举行武装起义。同年8月1日，在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领导下，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率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及受其影响的部分国民革命军２万余人在江西举行了著名的南昌起义，从而打响了中国人民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揭开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创建人民军队的新篇章。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批准以每年8月1日作为中国工农红军成立纪念日。同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签发的《关于“八一”纪念运动的决议》称：“中国工农红军即由南昌暴动开始，逐渐在斗争中生长起来”，特批准“以每年‘八一’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这便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节的由来。此后，每年的８月１日便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纪念日。
南昌起义后的第六天，即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紧急会议（史称“八七会议”），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并把有计划地在广大地区准备农民的总暴动，在湘、鄂、赣、粤广大农村立即发动秋收起义作为全党当时最主要的任务。会议还向全党明确提出了创建“真正革命的工农军队”、“真正人民的军队”的任务。至于党将要创建的这支军队的名称，会议当时并未作出决定。
8月20日，受中共中央派遣到湖南负责领导秋收起义的毛泽东在给中央的信中建议：国民党的旗帜不要了，要共产党；不要国民革命军，要工农革命军（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没有公开打出自己的旗帜，起义部队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8月21日，中共中央在《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任务与策略的议决案》中就军队问题作了明确规定：“革命战争，必须要创造新的革命军队”，“雇佣军队决不是革命的靠得住的工具”，“因此创造新的革命军队，不要有雇佣的性质……建立工农的革命军，这种军队之中要有极广泛的政治工作及党代表制度，强固的本党兵士支部，要有靠得住的忠实于革命的军官——这是现时革命运动中最重要的任务之一”。8月23日，中共中央在给中共湖南省委的批复信中指出：“在指定暴动的区域，未发难之先即应正式成立若干农军，暴动成功之后，须无限制的扩充数量，施以真正的军事政治训练，所有工农自卫军可改为工农革命军。”几天后，中共中央在《两湖暴动计划决议案》中强调：“军事方面乡村用农民革命军，城市用工人革命军名义，简称农军、工军，合称工农革命军。……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前，应将工人纠察队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自卫军改称农民革命军。”
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1927年9月，毛泽东在部署湘赣边界秋收起义时，将参加起义的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湖北、湖南、江西等地的农民自卫军、工人纠察队、工农义勇队等革命武装统一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起义后，部队打出了底为红色，中央为五角星，星内有镰刀、斧头标志的红旗。继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之后，全国其他地区的中共组织也陆续发动了一系列武装起义，但起义前后各地组织的革命武装的名称极不统一，有的仍沿用国民革命军的番号，有的称工农革命军，有的称农军或农民革命军，还有的称工农自卫军、工农讨逆军、共产军、土地革命军等。
1927年10月中旬，中共中央南方局和中共广东省委在制定的《最近工作纲领》中提出：国民革命军之名义应废除，以后军队和全省工农讨逆军一律改称工农革命军，废除青天白日旗，改用红旗。10月下旬，中共中央在致南方局并转中共广东省委的信中指出：“以后工人武装改称工人革命军，农民武装改称农民革命军，合称工农革命军，用工农的红旗。”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再次重申：“凡是暴动胜利而有可能组织正式的革命军队的地方，本党应当组织完全与雇佣军队不同的工农革命军”，“新军队的名称定为工农革命军”。此后，各地共产党组织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指示，在领导武装起义时，大都将工人纠察队、工农自卫军、农民自卫军等工农群众武装组成工农革命军。不过，各地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的称谓并不相同。

中国人民解放军挂历
1927年11月，湖北黄安、麻城两县农民自卫军起义成功后，中共黄麻特委将起义的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后改称工农革命军第七军）。同月，赣西的中共组织开始在当地发动农民武装起义，后相继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五、第七、第九纵队。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等在湘鄂西地区领导游击队举行旧历年关暴动时，打出了四十九路工农革命军的旗帜。同年春，朱德、陈毅与中共湘南地方组织发动湘南起义后，宜章、耒阳、郴县的起义农军分别组成了工农革命军第三、第四、第七师。1928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及湘南起义军到达井冈山地区，与毛泽东领导的湘赣边界秋收起义部队胜利会师。两军会师后，组成了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
红军
红军的称谓又是如何来的呢？这里首先要说一个关于红军称谓的典故。1927年11月，中共黄麻特委领导农民自卫军一举攻占黄安县城，取得了起义的成功，古老的黄安城头插上了绣有镰刀、斧头的红旗。当地著名书法家吴兰阶先生兴致勃勃地写了一副对联，贴在了原县衙大门的两旁。上联是：痛恨绿林兵，假称白日青天，黑夜沉沉埋赤子；下联是：光复黄安城，试看碧云紫气，苍生济济拥红军。这副对联巧妙地使用了表示颜色的几个词语，并用红色赞誉象征着革命的农民自卫军，确实独具匠心。虽然吴兰阶先生在对联里使用了红军一词，但当时中共领导的武装起义部队还没有正式称红军的。同年12月，张太雷、叶挺、叶剑英等领导广州起义时，首次使用了工农红军的称谓。当时，广州起义的领导机关发布了《红旗号外》，公开宣布组织工农红军，并公布了以叶挺为总司令的工农红军领导人名单。在起义爆发的当天，起义部队第一次打出了工农红军的旗帜。起义失败后，起义部队没有继续使用工农红军的旗帜。
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土地革命战争的迅速发展，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九次扩大会议于1928年2月25日作出了关于中国问题的议决案，其中指出：“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认为苏维埃化的农民区域中，（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实行土地革命和组织红军部队——以备这些部队渐渐联合而成全国的中国红军。”中共中央经讨论研究后，决定接受共产国际的建议，并于4月30日发布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关于共产国际议决案的通告》，向全党提出“苏维埃的区域之中要切实实行土地革命，并且要努力建立红军，联合农民及革命兵士的力量”的要求。5月25日，中共中央颁发了《军事工作大纲》，就“军事运动的一般规则”、“扩大工农群众武装问题”、“建立红军问题”、“军队中党的组织及政治工作”等问题，作了明确的规定和要求。大纲强调：“建立红军已为目前的要务，不一定要寻（等）到一省或一国暴动成功，只要能建立一割据区域，便应当开始建立红军的工作”，并明确要求：“割据区域所建立之军队，可正式定名为红军，取消以前工农革命（军）的名义。”《军事工作大纲》的颁发，对于各地的军事斗争和红军建设，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同年6月以后，全国各地的工农革命军及其他革命武装开始陆续地改称红军。
中国工农红军
随着红军的不断发展，中共中央于1930年5月在上海召开了全国红军代表会议，讨论了红军的主要任务、战略战术、发展方向和红军的编制等问题，并决定各地红军分别集中组建正规兵团。随后，全国各地的红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进行整编，组建了一批正规兵团，并陆续改称中国工农红军。1933年5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周恩来任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委员。同年7月27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颁发了《中国工农红军誓词》，指出：我们是工农的儿子，为工农的解放奋斗到底；我们是红色军人，以自己的模范行动保护工农的利益；我们是苏维埃柱石，誓以我们的血与肉发展革命战争，实行土地革命，推翻国民党，打倒帝国主义，为社会主义前途斗争；我们要团结一致，用我们的头颅和热血，换得苏维埃新中国。
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工农红军共组建过3个方面军、9个军团、30多个军。

·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东北抗日联军称谓的由来

在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主要有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习惯上称华南抗日游击队)和东北抗日联军，它们分别战斗在华北、华中、华南和东北等地。　　东北抗日联军
东北抗日联军(简称东北抗联)，是以中共组织在东北地区创建的抗日游击队为基础发展而来的，在全国抗战爆发前就已建立。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各族人民和东北军部分爱国官兵，在中国共产党抗日号召和推动下，纷纷组成救国军、自卫军、大刀会、红枪会等抗日武装，共30余万人，统称东北抗日义勇军。至1932年底，东北抗日义勇军陆续遭到挫败而大部失散。在东北抗日义勇军兴起的同时，中共满洲省委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和号召，派出许多党员和爱国青年到抗日义勇军、东北各大城市和伪军中领导和推动抗日斗争，并以部分力量深入农村，组织抗日游击队。自1932年起，中共满洲省委先后在南满、东满、吉东、北满等地建立起10余支抗日游击队，在东北开展抗日游击战争。
1933年1月，中共中央指示中共满洲省委，要加强党的领导，克服“左”倾关门主义，建立抗日统一战线，扩大游击战争。中共满洲省委据此于5月作出决定，以抗日游击队为基础，组建东北人民革命军。这样，从1933年下半年开始至1936年春，先后组建了7个军。
东北人民抗日武装力量的发展壮大和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给全东北的抗日游击队提出了加强联合、统一编制、统一指挥的客观要求。1935年6月，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经中共吉东特委发来《给满洲负责同志秘密指示信》，要求中共满洲省委在东北地区与各种抗日队伍建立统一战线，成立抗日联军一类的组织，并统一游击队的领导与指挥。据此，中共满洲省委于同年10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组织条例》。1936年初，又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编制系统暂行条例草案》和《为建立东北抗日联军总司令部决议草案》。1936年2月10日，中共满洲省委以东北人民革命军杨靖宇等领导人的名义发表了《东北抗日联军统一军队建制宣言》，指出:“现在全中国正走向‘组织国防政府，建立全国抗日联军，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我们东北人民革命军……一律改组军队建制为东北抗日联军”，“同时欢迎目前东北各反日武装军队之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组织”。上述文件的发表，为东北抗日联军的建立奠定了思想、组织基础。不久，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东北人民革命军陆续改编为东北抗日联军。

中国人民解放军学员证
当时，东北抗日联军除了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7个军以外，还有一些与中共有统战关系的抗日武装，在全国抗日形势的鼓舞下，经过中共组织的工作，于1936年夏至1937年秋先后加入了东北抗日联军的序列。1945年10月，东北抗日联军与挺进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合编为东北人民自治军。至此，东北抗日联军完成了其历史使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八路军
八路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是由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组成的。将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为抗日救国而作出的一项战略决策。
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成为扭转中国时局的关键，此后内战基本结束了。1937年2月，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统一战线区域内党的工作的基本原则草案》，指出:“苏维埃红军在统一战线开始的过程中，在必要时，可以改变番号，接受统一指挥。”随即，中共中央在致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中更加明确地指出：国民党如能实行抗日救国的政策，那么中国共产党愿意将“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此后，中国共产党就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和开赴抗日前线等问题，同国民党当局进行了多次谈判。
1937年7月七七事变爆发后，彭德怀、贺龙、刘伯承等红军将领携全体指战员于7月9日致电国民政府，请缨杀敌，表示红军“愿即改名为国民革命军，并请授命为抗日前锋，与日寇决一死战”。7月14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命令红军以军为单位改组为国民革命军编制，限10天内准备完毕，待命抗日。7月15日，中国共产党在递交给国民党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中再次重申:“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8月6日，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命令红军集中于陕西省三原、富平、泾阳地区，进行改编和开赴华北抗日前线的准备工作。与此同时，中共代表团继续就红军改编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
8月13日，日军开始向上海的中国军队发动进攻，战火一下子烧到了国民政府统治的心脏地区。在此形势下，蒋介石为了使红军能及早出师抗战，被迫同意红军设立总指挥部。由此，国共双方终于就红军改编问题达成了一致意见。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并委任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8月25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改编命令，宣布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改编为第八路军总指挥部。改编后的八路军下辖3个师6个旅12个团，共4。6万人。改编的当天，朱德、彭德怀等八路军高级将领即发表就职通电，宣告部队已改编完毕，即将东进抗日。此后，八路军各部陆续开赴华北抗日前线。
1937年9月11日，蒋介石发布命令，按照全国新的统一的陆海空军序列，将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八路军总指挥部改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9月14日，朱德、彭德怀发布关于八路军改为第十八集团军的通令:“顷奉南京军委十一日申电闻，着本路军改为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并任命朱德为该集团军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但由于红军改编为八路军后，八路军这个名称已在广大指战员和群众中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一般情况下，在共产党、八路军内部和广大群众中仍习惯地沿用八路军的称谓，对国民党方面才使用第十八集团军的称谓。
随着八路军在华北敌后游击战争的开展，其自身力量不断发展壮大，给侵华日军以越来越沉重的打击，由此，八路军逐渐成了华北敌后人民打败日本侵略者的希望之所在。但是八路军的发展壮大，却引起了国民党顽固派的恐惧和仇视。为了排挤、限制八路军的发展，国民党顽固派不断散布“八路军游而不击”、“八路军不服从军令”等各种谣言，以混淆视听，并称八路军为旧番号，既改为第十八集团军，就应取消八路军的番号。国民党顽固派甚至不惜使用军事手段，制造反共摩擦，酿成了一些亲痛仇快的流血事件。1939年2月1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在《中央关于河北等地摩擦问题的指示》中更明确地指出:“八路军名称为敌人所畏，为国人所爱，决不应轻易更改。”
1939年6月，蒋介石令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秘密制订了《共党问题处置办法》，假借“统一”、“集中”、“服从”的名义，阴谋取消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及其创建的敌后抗日根据地。关于八路军，蒋介石称:八路军既经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其军政、军令必须统一于中央，旧八路军之番号，应即取消，不得再行沿用。对于蒋介石的阴谋，周恩来后来于1945年4月30日在《论统一战线》一文中作了深刻揭露:“不许再叫八路军，只能叫十八集团军，这是什么意思呢?八路军是平时的军队编制，就是说平常的时候也是有的，而十八集团军是抗战时期的军队编制，既然是战时编制，那么战后就可以取消了!文章在此。但是华北的老百姓回答了他:还是八路军这个名字便当，十八集团军字多不好念。蒋介石订这一条就是他准备取消八路军的一个步骤。”不过，蒋介石的这一阴谋始终未能得逞。
在历时8年的全国抗战中，八路军对日伪军作战近10万次，歼灭日伪军124万余人，付出了伤亡、损失40余万人的巨大牺牲，收复了华北、东北大片国土，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和山东4大解放区，总面积约63万平方公里，人口7000余万，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八路军自身也得到了发展壮大，至抗战胜利时，已建立了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山东4大军区，下辖16个二级军区、69个军分区，有40多个师、旅级单位的野战部队，总兵力达100万余人。　　新四军
新四军，全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是由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在江西、安徽、福建、浙江、河南、湖北、湖南、广东等8省14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组成的。
在国共两党于全国抗战爆发前就红军主力改编为八路军一事进行谈判的同时，中共方面即提出了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中共中央最初的考虑是将陕甘宁边区和南方游击区、红军主力和南方红军游击队作为整体与国民党方面进行谈判的，但国民党当时却采取了“北和南剿”的方针，在与中共方面就红军主力改编一事进行谈判的同时，继续“围剿”南方红军游击队，企图将其彻底消灭。因此，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始终得不到国民党方面的积极回应。
1937年8月，日军制造“八一三”事变向上海发动进攻后，华中地区的形势立即变得严峻起来。中共代表周恩来于8月中旬在南京再次向国民政府提出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抗日武装的问题，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参谋总长何应钦始同意中共方面派人到南方游击区传达国共合作精神和协助改编。至此，国共两党终于就南方红军游击队的改编问题取得共识。中共中央随即陆续派出干部到南方各游击区进行联络，并及时指导南方红军游击队的谈判改编事宜。至1937年11月底，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大都与国民党地方军政当局达成了停战和合作抗日的协议。
1937年9月28日，蒋介石任命叶挺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军长。10月6日，蒋介石下令将南方游击区的红军游击队均编入新四军。10月12日，国民党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转发蒋介石电令:鄂豫皖边、湘鄂赣边、粤赣边、闽西等地的红军游击队“统交新编第四军军长叶挺编遣调用”。这是首次公开发布新四军的番号和军长名字。随后，国共两党就新四军的建制、编制、干部、装备等问题逐步达成了一致意见。12月5日，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随后，中共中央经与国民党协商，又任命项英为副军长，张云逸为参谋长，袁国平为政治部主任。1938年2月和3月，南方红军游击队根据新四军军部的指示，分别向皖南和皖西集结，进行整训和改编。至4月，新四军的整训改编工作基本完成，共编成4个支队、10个团和1个特务营，全军共1。03万人。随后，新四军各部陆续向华中敌后挺进，展开抗日游击战争。1939年，新四军军部确定10月12日为新四军成立纪念日。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蓄意制造了皖南事变，并诬蔑新四军为“叛军”，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声称将军长叶挺交“军法审判”，从而将第二次反共高潮推向了顶峰。为直接对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布的关于撤销新四军番号的反动通令，中共中央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1月20日，由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在延安发布，任命陈毅为新四军代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随后，根据中共中央军委的指示，新四军军部将陇海路以南、长江南北地区的新四军、八路军统一整编为新四军7个师又1个独立旅，共9万余人。此后，新四军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战斗在大江南北，直至全国抗战的胜利。
在全国抗战期间，新四军先后对日伪军作战2。46万余次，毙伤日伪军29。37万余人，俘虏日伪军12。42万余人，自身伤亡8。2万余人。至抗战胜利时，共建立了苏北、苏中、苏南、淮北、淮南、鄂豫皖、皖江、浙东8个解放区，总面积约25。3万平方公里，人口约3420万，主力部队发展到21万余人，地方武装发展到9。7万余人，民兵发展到96万余人。　　华南抗日纵队
华南抗日纵队，是抗战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广东省(含今海南省)领导创建的7支人民抗日游击队(包括东江纵队、琼崖纵队、珠江纵队、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韩江纵队)的统称。它们与八路军、新四军不同，没有统一的建制和番号。
1944年10月10日，周恩来在延安各界庆祝双十节集会上就中国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问题发表的题为《如何解决》的讲话中，正式将中共在华南地区领导的抗日游击队称为“华南抗日纵队”。他说:“敌后我抗战兵力，正规军(包括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已达57万。”同年10月13日，中共代表林伯渠在致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治中的信中在提到华南人民抗日武装时亦采用了“华南抗日纵队”的提法。他在信中指出:“十八集团军、新四军与华南抗日纵队，是在一天一天地发展。”1945年4月，朱德在中共七大上所作的军事报告《论解放区战场》中指出: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成为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
在抗日战争中，华南抗日纵队在远离中共中央，长期处于日、伪、顽军夹击的艰苦环境中，坚持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紧密依靠群众，开辟华南敌后战场，共发展到7个纵队2。08万余人，抗击和牵制日伪军15万余人，对日伪军作战3000多次，歼灭日伪军2万余人，创建了面积达8。2万平方公里、拥有1000余万人口的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解放军、人民解放军、中国人民解放军

在解放战争时期及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统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一直到今天，仍在继续使用这一称谓。
解放军、人民解放军
在抗日战争后期，解放军或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便已出现了。1944年8月20日，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央军委副主席刘少奇在中央军委举行的一次高级干部会议上，便提出了关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可改称解放军的建议。他在发言中指出:我们已有50万正规军，200万游击队，这个问题可以考虑一下。我们军队的名字(实际上指的是正规军)就叫八路军、新四军，但是大大发展了的八路军、新四军。我们的正规军和游击队“合起来可以叫解放军，或加之为国民革命军解(放军)”。9月22日，刘少奇在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上再次提出了这个建议。他指出: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除成立联合委员会外，还可成立解放军，八路军、新四军的名义已经不适用。
1944年10月7日，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讨论组织河南军区问题时，刘少奇提出:新成立的河南军区受延安指挥，以河南人民解放军的名义出现。这一建议被毛泽东所采纳。10月14日，毛泽东在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新四军第五师的电文中，正式使用了人民解放军的称谓。该电文指出:中央已决定派戴季英、王树声等“从陕北率两个老团并大批干部进入河南活动，建立河南人民解放军，为解放河南而斗争”。但以上解放军或人民解放军称谓的出现，只是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军委在讨论问题或发出指示时在内部使用的，对外还没有公开提出过，共产党当时所领导的部队中也未正式使用这一称谓。
1945年1月，广东人民抗日解放军和广东南路人民抗日解放军的成立，不仅在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中正式使用了解放军这一称谓，而且公开打出了解放军的旗帜。1945年8月10日至11日，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解放区抗日军总司令朱德在连续发出的七道全面反攻及受降的命令中，也公开使用了解放军的称谓，其中有“所有山西解放军统归贺龙指挥”的提法。在此之后直到抗日战争胜利，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的称谓不断地见诸中共方面的报端或文电中。
不过，有一点需要指出的是，当时解放军称谓的提出和使用，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命令或时间，也没有作出统一的规范，只是根据形势的需要而灵活使用的，有的还是由下面部队提出来、在经中共中央军委同意后开始使用的。这就造成了解放军这一称谓在使用上很不一致:就其所包含的对象来说，有时是八路军、新四军和解放军并用，有时是八路军和新四军或者再加上共产党领导的其他游击队统称解放军；就解放军这一称谓本身而言，有时称解放军，有时称人民解放军，有时称人民抗日解放军，有时则在解放军称谓前冠以地名。
中国人民解放军
抗日战争胜利后，为了争取国内和平，建设一个独立、自由、民主的新中国，毛泽东、周恩来等代表中国共产党于1945年8月下旬亲赴重庆，与蒋介石国民党方面进行了长达40余天的重庆谈判。为了表明对和谈的诚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决定停止使用解放军的称谓，继续使用八路军、新四军等称谓。1945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决定，进入东北的八路军、新四军和东北抗日联军等部队统称东北人民自治军，总司令林彪，第一政治委员彭真。1946年1月14日，东北人民自治军改称东北民主联军，主要领导人未变。由于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当时正在进行整编和调整战略部署，变化较大，在名称的使用上很不统一，除了八路军、新四军、东北人民自治军、东北民主联军等称谓外，还有民主建国军、华中民主联军等。有的部队甚至用人名或地名作称谓，如滨海支队、吉黑纵队、刘其人师、贺庆积旅等。
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后，解放军和人民解放军的称谓重新提出，并且出现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提法。同年9月12日，《解放日报》在《蒋军必败》的社论中，再次使用了人民解放军的称谓。该社论指出:在解放区实现“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和开展土地改革运动后，“把解放区和人民解放军大大地巩固和加强了”。不过，该社论中同时还出现了“我们谨向八路军、新四军、东北民主联军、民主建国军、民主同盟军、华中民主联军及一切人民军队致敬”的字样，这说明当时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的称谓仍不统一。在此之后，新华社和毛泽东发表的文章中，开始越来越多地使用人民解放军或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0月3日，《解放日报》在《为实现一月停战协定及政协决议而斗争》的社论中，第一次公开使用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11月26日，中共中央在给朱德六十大寿的祝词中称:“你的六十大寿是中国共产党的佳节，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佳节。”1947年2月1日，毛泽东在《迎接中国革命的新高潮》的党内指示中，则使用了解放区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同年2月10日，朱德首次以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的名义，与毛泽东一起签署了组建陕甘宁野战集团军的命令。3月24日，新华社在谈及西北战场作战时，首次公开使用了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称谓。4月，中共中央在一些文件中，也使用了人民解放军总部的称谓。1947年7月以后，各解放区部队陆续开始改称人民解放军，只是在名称前冠以地区名，如西北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人民解放军、华东人民解放军、东北人民解放军等。
194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了由毛泽东起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宣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项基本政策，并强调指出:“我们是伟大的人民解放军，是伟大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队伍。只要我们时刻遵守党的指示，我们就一定胜利。”同日，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颁发《关于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
为夺取解放战争的最后胜利，中共中央政治局于1948年9月召开了扩大会议。会议提出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从1946年7月算起)左右的时间内，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统治的战略任务。根据这次会议的精神，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军委于同年11月1日作出了《关于统一全军组织及部队番号的规定》，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分为野战部队、地方部队和游击部队三类。野战部队的“野战军现时分为四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东北野战军”；“各兵团的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兵团”；“各军、师、团的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军，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第某某团”；骑兵师、骑兵团“其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某某师，中国人民解放军骑兵第某某团”；炮兵师、炮兵团“其正式名称定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某某师，中国人民解放军炮兵第某某团”；作为地方部队建制的军区，其“第一级军区(即大军区)，现有五个，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北军区，中原军区，华东军区，东北军区，华北军区”；“第二级军区，现有三个，亦以地名区分，即中国人民解放军晋绥军区，豫皖苏军区，冀热辽军区”；游击部队，则依情况需要和可能由各地军事机关自行组织。随后，全军进行了统一整编。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称谓在全军开始统一使用。
根据解放战争形势的发展，原先以地区冠名的各野战军的称谓已经不适合新形势的需要了，据此，中共中央军委于1949年1月15日又发出指示，决定将各野战军改为按序数排列，西北、中原、华东、东北野战军分别改称第一至第四野战军。此后，各地的人民解放军部队再次进行了整编。同时，在长江以南地区坚持斗争的游击队也进行了整编，并正式列入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如中国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闽浙赣边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中国人民解放军粤赣湘边纵队等。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原有陆军的基础上，又先后组建了空军、海军、防空军、公安军，还相继建立了炮兵、工程兵、通信兵、铁道兵、防化兵、装甲兵等技术兵种(其中有的军兵种已被撤销)，从而逐渐发展成为诸军兵种的合成军队。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

军衔制是世界各国军队为明确军中指挥关系、激励士气而普遍采用的一种行之有效的军队管理制度。军衔既可以明确军人在军队中的地位、责任和相互关系，也是国家给予军人的荣誉。军衔制度可以追溯到古代国家的武阶体制。近代军衔制度出现于15世纪的西欧。之后，经过二三百年的不断发展与传播，最终形成了现代国际上通行的军衔制度。
中国人民解放军诞生1927年8月1日。在革命战争年代，中国人民解放军曾两次拟议实行军衔制度，但由于受当时环境的制约，两次拟订的军衔制度都未能实行。
新中国成立后，为增强军人的责任心和荣誉感，促进军队正规化建设，加强军队诸军兵种之间指挥、管理和保障的协同，便于进行国际交往，中国人民解放军于1955年9月首次在全军（包括现在武警部队的前身公安部队）实行了军衔制。
这次军衔等级设置是在中国传统军衔等级体系的基础上，参照了前苏联、朝鲜等国的军衔制而设定的。军官军衔设4等14级，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大元帅、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大元帅实际未授予）；大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大尉、上尉、中尉、少尉。1955年9月27日，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二次会议通过了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的决议。同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毛泽东向朱德、彭德怀、林彪、刘伯承、贺龙、陈毅、罗荣桓、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10人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发布命令，授予粟裕、黄克诚、谭政、肖劲光、王树声、陈赓、罗瑞卿、许光达、徐海东、张云逸10人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授予55人上将军衔，授予175人中将军衔，授予802人少将军衔。以后，从1956年至1964年间，又陆续晋升了一批将军。到1965年，共授予将官以上军衔1614人。总计有60余万名干部获得了准尉以上军官军衔。
1965年5月22日，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取消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衔制度的决定》，1965年6月1日开始实施。国务院据此公布了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装样式的决定，规定陆、海、空军和公安部队。一律佩带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
　改革开放以来，为加强我军革命、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恢复军衔制度被提到了议事日程。1980年3月，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提出要搞军衔制。1984年5月31日第六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规定：“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度”。1985年6月，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果断地提出割断1965年以前的军衔体制，“实行新的军衔制”。
1988年7月1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
士兵军衔制度同时立法。
同年9月23日，国务院、中央军委又颁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由此形成了我军完整的军衔体系。中国人民解放军新军衔制度于1988年10月1日正式实施。
新公布的军衔制度不设元帅、大将和大尉，而以一级上将为最高军衔。军官军衔设３等１１级，即一级上将、上将、中将、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海军、空军军官在军衔前分别冠以“海军”、“空军”。专业技术军官，在军衔前冠以“专业技术”。中央军委领导邓小平、杨尚昆主动提出自己不受军衔，因此，一级上将空缺。
1993年10月1日起，士官分别佩带共有4个军衔等级的标志。士兵军衔按等级分为：士官：军士长、专业军士；军士：上士、中士、下士；兵：上等兵、列兵。
1994年7月1日，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对1988年制定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作了修改。其中主要改动为：（1）取消一级上将军衔，军官军衔由原来的3等11级改为3等10级。（2）明确规定：中央军委主席不授予军衔；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央军委委员、解放军总参谋长、总政治部主任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均为上将。（3）军事、政治、后勤军官从正大军区职至排职的军衔设置，由原来的一职两衔或三衔（其中一个为基准军衔），一律改为一职两衔（其中前一个为主要军衔，后一个为辅助军衔）。
1995年9月10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规定预备役军官军衔设3等8级，即少将；大校、上校、中校、少校；上尉、中尉、少尉。
1999年6月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重新修订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士兵服役条例》，士兵的军衔按兵役性质分为：志愿兵役制士兵：六级士官、五级士官、四级士官、三级士官、二级士官、一级士官；义务兵役制士兵：上等兵、列兵。

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历史时期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

1927年，国民党内的蒋介石集团、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残酷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民，使国共合作的反帝反封建大革命遭到失败。中国共产党从失败中认识到武装斗争和组织军队的极端重要性。1927年7月下旬，中共中央决定集合共产党所掌握和影响的国民革命军，在江西南昌举行武装起义。8月1 日，以周恩来为书记的中国共产党前敌委员会和贺龙、叶挺、朱德、刘伯承等领导国民革命军等11军第24师、第10师一部，第4军第25师（叶挺独立团扩编），第20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等部，共2万余人举行南昌起义，打响了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8月7日，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紧急会议(“八七”会议)，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确定了实行土地革命和武装起义的方针。根据“八七”会议精神，中国共产党在革命群众运动基础较好的地区发动和领导了武装起义。9月11日，毛泽东等领导的由农民、工人和革命官兵组成的工农革命军第1军第1师，在湖南、江西边界地区举行秋收起义。12月11日，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杨殷、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工人赤卫队和革命官兵举行广州起义。至1928年6月，中国共产党还领导了海陆丰、洪湖、黄麻、弋横、湘南、桑植、渭华等地区的近百次起义。以后，又领导了平江起义、左右江起义和其他起义（见彩图）。在这些起义中创建了许多支工农武装。
湘赣边秋收起义受挫后，毛泽东率领起义部队向井冈山进军。在永新县三湾村进行改编，将一个师缩编为一个团。在部队中建立了共产党的各级组织，把党的支部建在连上；实行民主制度，制定了革命纪律。三湾改编提出和实行的原则和制度，为建设新型人民军队奠定了初步基础。

1927年10月，毛泽东领导工农革命军到达井冈山，开展游击战争，废除封建土地制度，实行工农武装割据。到1928年2月，在井冈山创立了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斗争中，工农革命军继续加强党的建设和政治思想工作。毛泽东为工农革命军规定了打仗、筹款和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制订了“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后来发展成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以及优待俘虏的政策。同年4月，朱德、陈毅率领由南昌起义军余部和湘南农军编成的工农革命军到达宁冈县砻市同毛泽东率领的部队会师(见彩图)。两支部队合编为工农革命军第4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辖3个师，共1万余人。1928年5月以后，各地起义建立起来的武装，陆续称为红军，1930年后，又改称中国工农红军。

井冈山地区的红四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和“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术，粉碎了江西、湖南两省国民党军的多次“进剿”和“会剿”。1928年12月，彭德怀、滕代远等率领由平江起义部队组成的红军第5军主力转移到井冈山，同红四军会合。
1929年 1月，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向江西南部和福建西部挺进，开展游击战争，6月至翌年3 月，先后粉碎了江西、福建、广东三省国民党军两次“会剿”，创建了后来成为中央苏区的赣南、闽西根据地。1929年12月，中共红军第四军前委根据中共中央九月来信，在福建省上杭县古田，由毛泽东主持召开了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会议全面总结了红四军诞生以来的建军经验，通过了以《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为中心内容的决议案。决议规定了红军的无产阶级性质和基本任务，明确了共产党对红军的绝对领导和政治工作的地位，解决了如何把以农民为主要成分的军队建成无产阶级新型人民军队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它在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武装力量发展史上起了长时期的指导作用。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其他地区红军，先后创建了湘鄂西、鄂豫皖、湘鄂赣等革命根据地，并在斗争中逐步发展壮大。1930年 6月以后，各革命根据地的红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决定，分别进行了整编。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编为第 1军团，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辖第3、第4、第12军。随后，由赣西南地方武装组成的第20、第22军也划归第 1军团建制。闽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编为第21军。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编为第 2军团，贺龙任总指挥，周逸群任政治委员，辖第2、第6军。湘鄂赣革命根据地红军编为第 3军团，彭德怀任总指挥，滕代远任政治委员，辖第5、第8、第16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第11军改编为第 1军。赣东北革命根据地红军编为第10军。广西省右江革命根据地红军仍为第 7军。广东省东江地区红军编为第11军。江苏省南通、海门、如皋、泰兴地区红军编为第14军。浙江省南部地区红军编为第13军。全国红军总数达 7万余人。

红军第1、第3军团编成后，分别转战湘赣、湘鄂赣地区，于 8月23日在湖南省浏阳县永和市会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和中共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前敌委员会，朱德任方面军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治委员和总前委书记。

1930年11月～1931年 9月，红军第一方面军在毛泽东、朱德指挥下，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连续打破国民党军3次大规模“围剿”。在此期间，由赣南地方武装编成的红35军和由右江地区转移到中央苏区的红7军先后划归红军第一方面军建制。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经理部。中革军委成立后，撤销了红一方面军总部，其所属部队归中革军委指挥，并称中央红军。12月，宁都起义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 5军团，季振同任总指挥，萧劲光任政治委员，归中革军委直接指挥。不久，中央红军组建了第 1军团总指挥部，林彪任总指挥，聂荣臻任政治委员。1930年11月～1932年 3月，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红军相继挫败国民党军3次“围剿”，并取得襄北作战的胜利。在此期间，红2军团改编为红军第3军。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红军于1931年1月和5月，先后打破国民党军第1、第2次“围剿”，11月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四方面军、徐向前任总指挥，陈昌浩任政治委员，下辖第4、第25军。尔后红四方面军主动发起攻势作战，至1932年6月，连续取得黄安、商潢、苏家埠和潢光4次战役的胜利，使国民党军对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第3次“围剿”计划遭到破产。湘赣、湘鄂赣、赣东北等革命根据地红军在反“围剿”作战中也取得了胜利。

各地红军经过 3次反“围剿”作战，共歼灭国民党正规军20余万人；主力红军发展到15万人，各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和扩大。

1932年7月，蒋介石调集约50万人的兵力，对湘鄂西和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发动第 4次“围剿”。由于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错误领导，两地区的红军未能打破敌人的“围剿”，被迫于10月分别退出革命根据地。鄂豫皖地区的红四方面军主力于12月转移到四川北部地区，接着创建了川陕革命根据地。此后，打破了国民党四川军阀部队的“三路围攻”和取得3次进攻战役的胜利，部队发展到 5个军约8万人。1933年11月至1934年9月又取得反“六路围攻”的胜利。留在鄂豫皖地区的部分红军于1932年11月重建第25军，继续坚持斗争。湘鄂西地区的红3军经过艰苦转战，于1934年6月到达贵州省沿河地区，此后创建了黔东革命根据地。

1933年2月，蒋介石以30多个师的兵力，对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 4次“围剿”。红一方面军在周恩来、朱德的指挥下，打破了国民党军的“围剿”。5月，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部成立，朱德任总司令兼红军第一方面军司令员，周恩来任总政治委员兼红一方面军政治委员。

1933年9月，蒋介石调集100余万人的兵力，对红军进行第5次“围剿”，其中直接用于中央革命根据地的兵力约50万人。由于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战略指导，红军未能打破国民党军的“围剿”。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率中央红军主力于1934年10月被迫撤出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长征（见彩图）。湘赣、湘鄂赣、闽浙赣等革命根据地红军的反“围剿”作战，也都遭到失败。在此之前，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于1934年7月，以第7军团（1933年10月正式组成，军团长寻淮洲，政治委员萧劲光，11月后为乐少华）组成北上抗日先遣队，向闽浙皖赣边挺进。8月，以湘赣革命根据地红6军团（任弼时任军政委员会主席，萧克为军团长，王震为政治委员）西征，10月到达黔东，与红3军（后恢复第2军团番号）会合，接着向湘西发动攻势作战，至1935年 1月，创建了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
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初期，由于“左”倾冒险主义领导者实行退却中的逃跑主义，使红军在突破国民党军4道封锁线后由8.6万人减少到3万余人。1934年12月18日，中共中央在贵州黎平召开政治局会议。会议采纳了毛泽东的建议，改变了原定去湘西会合红2、红6军团的计划，转向国民党军兵力薄弱的贵州北部前进。1935年1月7日，红军占领遵义城。15～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扩大会议(见彩图)，纠正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的错误，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的正确领导。遵义会议成为中国革命历史的一个重要转折点。3月，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军事指挥小组。中央红军四渡赤水河，于5月渡过金沙江。这时，红四方面军长征占领了以茂县（今茂汶）、理番(今理县)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一部前出到懋功、达维一线。中央红军继续北进，强渡大渡河，翻越夹金山，于6月中旬到达四川省西部懋功地区，同红四方面军会师。会师后中共中央提出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张国焘则主张向青海、新疆或西康(今四川西部、西藏东部)地区转移。为统一战略思想，中共中央政治局于6月26日在懋功以北的两河口举行会议，决定北上创建川陕甘革命根据地。7月，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任命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并将红军第1、第3、第5、第9军团依次改为红军第1、第3、第5、第32军。8月，两个方面军混编为左右两路军，过草地北上。当左路军先头部队到达阿坝、右路军到达班佑、巴西地区时，率左路军行动的张国焘拒绝继续执行中共中央北上方针，提出要红军南下川康边，背着中央电令陈昌浩率右路军南下。又提出“彻底开展党内斗争”，企图危害党中央。中共中央遂率右路军中的第1、第3军（后组成陕甘支队）继续北上，于1935年10月19日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的吴起镇，结束了长征。
在此之前，陕甘边根据地和陕北根据地红军在艰苦困难条件下，积极开展游击战争，粉碎了国民党军多次“围剿”，创建了红军第26、第27军和陕甘革命根据地。谢子长、刘志丹等创建的陕甘根据地，成为中共中央和三大主力红军以及红25军长征的落脚点。

坚持鄂豫皖地区斗争的红25军，于1934年11月开始长征。12月到达陕西省雒南（今洛南）庾家河地区，至1935年5月，打破国民党军的第一次“围剿”，创建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7月，红25军打破国民党军第二次“围剿”。接着西征北上，于9月到达陕甘革命根据地，与该地区的红军第26、第27军合编为红军第15军团，徐海东任军团长，程子华任政治委员，刘志丹任副军团长。11月初，陕甘支队同红15军团会师后，恢复红一方面军番号，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任政治部主任，下辖第 1、第15军团，共 1.4万余人。11月下旬，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为中共中央把革命大本营放在西北奠定了基础。

张国焘率领红四方面军以及随同行动的红一方面军第5、第32军南下后，10月5日在绥靖之卓木碉宣布另立“中央”，公然分裂党、分裂红军。随后部队在天全、芦山、名山地区与国民党军作战，开始曾取得较大胜利，但由于战略方向的错误，在敌人进攻下，受到重大损失，1936年 4月被迫撤至西康甘孜地区。这时，部队由南下时的8万余人减为4万余人。张国焘的南下方针即告破产。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的影响和中央领导人的督导下，经过朱德等和红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的斗争，张国焘被迫于6月6日取消另立的中央，准备再次率部北上。

红军第2、第6军团于1935年2～8月，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围剿”。11月撤离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转战于湖南、贵州、云南等省，于1936年 4月北渡金沙江，接着越雪山北进，于6月底7月初到达甘孜地区，与红四方面军会师，7月5日，红2、红6军团和红32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二方面军，贺龙任总指挥，任弼时任政治委员，萧克任副总指挥，关向应任副政治委员。7月上旬，红四、红二方面军从甘孜地区开始北上，8月上旬和9月初分别进入甘南地区。

1935年12月下旬，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陕北的瓦窑堡召开会议，分析了国内阶级关系变化的新形势，制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总政策。1936年2～7月，红一方面军取得了东征、西征战役的胜利，扩大了红军，巩固和发展了陕甘革命根据地，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发展，并为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创造了有利条件。8月，中共中央制定了红军三个方面军协力夺取宁夏的战略计划。9月中旬，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准备西进青海和甘肃西北部。16～18日，中共西北局在岷州召开会议，否定了张国焘的西进主张，重新肯定了北上方针。9月23日，漳县会议又采纳了从永清、循化渡河的意见。会后张国焘电令红四方面军迅速从兰州以西渡过黄河，向凉州、永登地区前进。后西进部队因气候、地形条件受阻，中共中央和军委又连电指示停止西进，立即北上。在此情况下，张国焘遂率领红四方面军北上。10月，红军第四、第二方面军分别在甘肃省会宁和静宁将台堡地区同第一方面军会师。
10月20日，国民党军开始大举进攻。25日，按照中共中央和军委的部署，红四方面军第30军渡过黄河。随后，第9军和红四方面军总部及第5军亦渡过黄河，准备执行宁夏战役计划。11月 5日，红军总部电令红四方面军河西部队：目前主要任务是消灭马步芳部，独立开展一个新局面，首先占领大靖、古浪、永登地区，必要时应迅速占领凉州地区。11日，中共中央决定：河西部队称西路军，成立以陈昌浩为主席、徐向前为副主席的西路军军政委员会，统一指挥该部的行动。此后，西路军在甘肃西北部同军阀马步芳等部的优势兵力进行了 4个多月的浴血奋战，共歼敌约 2万人。但西路军也遭到严重损失，到1937年 3月中旬终于失败。李先念等率余部翻越祁连山，穿过戈壁滩，进入新疆。

1936年11月，红军取得山城堡战役的胜利，迫使国民党军停止对陕甘革命根据地的进攻。12月12日，西安事变发生。中国共产党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大局为重，努力促成事变的和平解决，为后来的国共合作、共同抗日铺平了道路。

1936年12月，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决定：组成23人的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任总政治委员，刘伯承任总参谋长，叶剑英任副总参谋长，王稼祥任总政治部主任，杨尚昆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至全国抗日战争爆发前夕，在陕甘地区的中国工农红军主力和地方部队发展到7.4万余人。

红军主力长征后，项英、陈毅等领导留在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在和中共中央失去联系的情况下，紧紧依靠人民群众，以无比英勇的气概，灵活的斗争策略，在8省14个地区独立地坚持艰苦卓绝的三年游击战争，牵制和消耗了国民党军大量兵力，从战略上配合了主力红军的行动，并保存了 1万余人的武装，成为尔后华中、华南地区人民进行抗日战争的骨干力量。

在土地革命战争深入发展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于1931年制造“九一八”事变，侵占中国东北三省。当地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推动下，组成抗日义勇军、游击队，英勇抗击侵略者。中国共产党组织领导的东北抗日武装，于1934年11月开始改编为东北人民革命军，1936年初改称东北抗日联军。1936年至1937年7月，东北抗日联军广泛开展游击战争，歼灭了大量日本侵略军，发展到10个军，1个独立师，共2万余人。东北抗日游击战争，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东北的殖民统治，推动了全国抗日运动的发展。

·抗日战争时期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后，中国开始了全国性的抗日战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于7月8日发出通电，呼吁全国人民、国民党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共同抗战。8月国民党当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合作抗日主张，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实现。8月下旬，中共中央在陕西省洛川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提出全面的全民族的抗战路线，确定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执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担负开辟敌后战场、配合正面战场、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基本任务。会议决定组成以毛泽东为主席，朱德、周恩来为副主席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共中央军委)。根据国共两党达成的协议，中国工农红军主力于 8月25日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简称八路军），朱德任总指挥，彭德怀任副总指挥(9月11日按全国统一的战斗序列，八路军改称第18集团军，朱、彭改称正、副总司令)，叶剑英任参谋长，左权任副参谋长，任弼时任政治部主任，邓小平任政治部副主任。辖3个师：第115师，林彪任师长，聂荣臻任副师长；第120师，贺龙任师长，萧克任副师长；第129师，刘伯承任师长，徐向前任副师长，全军共4.6万余人。8月初，薄一波等利用同山西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统一战线，组建成实际由共产党领导的山西新军的第一支部队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自8月22日起，八路军3个师先后开赴山西抗日前线。主力开赴前线后，在延安成立了以萧劲光为主任的八路军后方总留守处，统一指挥留守陕甘宁边区的部队（以后，后方总留守处改称八路军留守兵团司令部，萧劲光为司令员）。为保证共产党对八路军的绝对领导，中共中央军委于8月29日决定成立前方分会（后称华北军分会），朱德为书记，彭德怀为副书记。同时，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9月25日，第115师在平型关歼灭日军1000余人，首战告捷。此后，八路军以一部兵力分散发动群众，创建抗日民主根据地，主力则活跃于日军侧翼，不断打击敌人，配合国民党军保卫忻口、太原的作战。10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恢复受国民党干涉一度取消的政治委员制度，任命聂荣臻、关向应、张浩分任第115、第120、第129师政治委员，同时恢复师、旅政治部和团政治处，加强部队政治工作。11月 8日，日军占领山西省会太原，国民党军大部退向黄河以西以南。从此，在华北以国民党军为主体的正规战争即告结束，以八路军为主体的游击战争进入主要地位。
10月12日，国民党政府宣布：南方 8省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简称新四军），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张云逸任参谋长，周子昆任副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袁国平任政治部副主任。辖4个支队：第1支队，陈毅任司令员，傅秋涛任副司令员：第 2支队，张鼎丞任司令员，粟裕任副司令员；第3支队，张云逸兼司令员，谭震林任副司令员；第4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全军共1万余人。新四军组成后，第1、第2支队挺进苏南；第3支队展开于皖南；第4支队展开于皖中，开展游击战争。

至1938年4月，八路军完成了在山西的战略展开，创建了晋察冀、晋西南、晋西北、晋冀豫抗日民主根据地，先后成立了晋察冀、晋冀豫和冀南军区。在此期间，中共山东省委领导的抗日武装起义遍及全省，建立了许多支抗日武装，为山东各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从1938年 4月下旬起，八路军依托山区向平原发展。第129师主力和第115师一部进入冀南、鲁豫边，加强当地抗日武装；第120师、晋察冀军区各一部合编为第4纵队，挺进冀东，协同当地中共组织和抗日团体，发动人民举行暴动，创建冀东根据地；以冀中人民自卫军与河北游击军合编为八路军第3纵队，同时成立冀中军区，创建冀中根据地;第115师、第129师各一部进军冀鲁边，第120师一部挺进绥远（今属内蒙古自治区），协同当地人民武装创建根据地。至1938年10月武汉失守，八路军进一步完成在华北的战略展开，开辟了广阔的敌后战场，部队发展到15.6万人。新四军在长江南北先后创建了苏南、皖江和豫东等抗日民主根据地，部队发展到2.5万人。八路军和新四军抗击日军40万人，伪军7.8万人，有力地阻滞了日军的进攻。与此同时，东北抗日联军在十分困难的条件下，积极展开对日军作战，建立和坚持了人民抗战的阵地。在此期间，毛泽东先后发表《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和《论持久战》等重要论著，对八路军、新四军和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坚持抗战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日军侵占广州、武汉后，停止了战略进攻，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日本对国民党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政策，逐渐向敌后战场增兵，加紧对共产党领导的军队和人民武装作战。国民党当局则从战争初期较为积极抗战转为消极抗战。1938年9～11月间，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扩大的六届六中全会，总结抗战以来的经验，提出把党的主要工作方面放在战区和敌后，重申独立自主地放手组织人民抗日武装斗争的方针，会议确定了巩固华北，发展华中、华南的战略任务。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敌后抗日根据地和人民抗日武装得到大的发展，成为坚持中国抗战的主要力量，敌后战场成为抗战的主要战场。在华北，八路军 3个师的主力向冀中、冀南、山东挺进，与当地抗日武装相结合，积极对日伪军作战。至1940年，八路军又新编25个旅和第1、第2、第5纵队。1940年8～12月，八路军以105个团约20万人的兵力，对华北日伪军展开大规模的破袭战(史称百团大战)，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在华中，新四军确定了向南巩固、向东作战、向北发展的方针，各支队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创建了皖东、豫皖苏、鄂豫边等抗日民主根据地。1940年夏，八路军一部南下，协同新四军开展对敌斗争。7月，新四军江南部队一部渡长江北上，此后开辟了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11月中旬，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部在苏北盐城成立，叶挺，陈毅任正副总指挥，刘少奇任政治委员。在两年中，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抗日游击队不断对日伪军进行袭击、伏击，并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100余次，抗击侵华日军的58％和全部伪军，共毙伤俘日伪军约40万人。敌后抗日军民还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从1940年3月起，山西新军陆续加入八路军的战斗序列。新四军新建了第5、第6支队及豫鄂挺进纵队。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发展到50余万人，在华北、华中、华南建立了拥有近1亿人口的十几块抗日根据地。东北抗日联军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缩编部队，分散坚持抗日游击战。成立于1937年1月的抗日军事政治大学以及后来陆续成立的十几所分校，在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共培养各级干部达10万余人，为军队建设作出了贡献。1939年2月，八路军总部发出整军训令，华北各部队连续进行三期整军。同年 6月，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新四军采取八路军的经验，加强教育工作和党的工作。1940年 2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开展大生产运动的指示，要求各部队一面战斗，一面生产，一面学习，全军普遍开展大生产运动。同年 4月，中共中央发出瓦解敌军工作的指示，要求健全旅以上的敌军工作部门。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建立了日人反战同盟支部和日本工农学校。

1940年 9月日本同德、意结成军事同盟后，加紧准备南进，发动太平洋战争。为变中国为其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基地，日本继续对国民党政府进行诱降，对敌后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清乡”，实行“三光”（烧光、杀光、抢光）政策，进行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相结合的“总力战”。国民党则继续坚持消极抗战、积极反共的方针。1941～1942年，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游击队处于极端困难时期，八路军、新四军的总兵力由50万人下降到40万人，根据地缩小了1/6，根据地人口由1亿减至5000万以下。为了克服困难，中国共产党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941年11月，中共中央军委发出《关于抗日根据地军事建设的指示》。遵照军委的指示，各部队普遍实行精兵简政，主力部队抽调大批干部充实地方武装，一部分正规军转为地方部队，从而使主力部队更加精干，地方武装和民兵成倍发展，适应了当时的形势和开展人民战争的要求。1942年 6月，中共中央军委和总政治部发出《关于军队中整风学习与检查工作的指示》。全军经过整风运动，提高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水平，改进了政治思想工作，为争取抗战胜利打下了思想基础。全军普遍开展了“拥政爱民”、“拥军优抗”、“尊干爱兵”运动，更加密切了军政、军民、官兵关系。同年 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统一抗日根据地党的领导及调整各组织间关系的决定》，确定在各抗日根据地实行党的领导的统一和一元化。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敌后广大军民对日伪军加强政治攻势，广泛开展围困战、麻雀战、地雷战、地道战等群众性的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制定的“敌进我进”的方针，组织精干的武装工作队，深入日军占领区开展斗争，粉碎日军“扫荡”、“清乡”，挫败了日军的“总力战”。有些部队还越过长城到热东、辽西发展游击战争。在这个阶段的初期，1941年 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了皖南事变，包围袭击奉命由皖南向长江以北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及皖南部队，军长叶挺被扣，副军长项英遇害。“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决定重建新四军军部，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为副军长，赖传珠为参谋长，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将所属部队扩编为 7个师、1个独立旅，全军共9万余人，继续坚持华中抗战，粉碎了国民党顽固派的第二次反共高潮。到1942年底，敌后各抗日根据地军民克服种种困难，顽强战斗，坚持抗日阵地，渡过了敌后抗战的最艰苦阶段。

从1943年起，敌后抗日武装力量开始恢复和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人民抗日游击队积极作战，多次粉碎日伪军1～4万人的大“扫荡”，并积极展开拔除日伪军据点、破坏日伪军交通线的斗争，恢复了一些地区;迫使日伪军收缩兵力，转为守势；1943年夏，制止了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企图以重兵进犯陕甘宁边区为主的第三次反共高潮。1944年 4月，毛泽东主持起草八路军留守兵团政治部《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的报告。这是继古田会议决议之后，又一历史性文献，对军队建设起了指导作用。6月以后，各部队根据中央《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普遍开展练兵运动，提高了战斗力。4～12月，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失利的情况下，为保持本土与东南亚的联系，摧毁美军在中国西南地区的空军基地，发起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军在华中、华南地区全线溃败；八路军、新四军则向日伪军占领的城镇和交通线连续发动攻势作战。1944年10月，第 120师一部组成八路军独立第1游击支队（通称南下支队）挺进湘粤边。12月，新四军主力一部渡长江南下，巩固与扩大了苏浙皖边抗日根据地。1945年春、夏季，八路军、新四军继续开展攻势作战。两年中，共收复县城70余座，歼日伪军40余万人，把日伪军压缩到大中城市和主要交通线沿线地区。到1945年上半年，抗日民主根据地在西北、华北、华中和华南已经发展到19块，根据地人口达9550余万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发展到91万余人。

1945年4～6月召开的中共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的政治路线，提出了实行从抗日游击战争向正规战争的战略转变和迎接全国反攻的总任务。7月26日，中、美、英三国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投降。8月6日和9日，美国向日本广岛和长崎投了原子弹。8日，苏联对日宣战，随即出兵中国东北。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声明，号召举行全国大反攻。10日和11日，朱德总司令连续发布大反攻命令。各抗日根据地军民立即向拒绝投降的日伪军展开猛烈的进攻，收复了华北、中原、华东、华南等地的大片国土。东北抗日联军积极配合苏联红军在东北诸省的作战。8月15日，日本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日本政府在投降书上签字（见彩图）。至此，中国人民伟大的抗日民族解放战争胜利结束。
在八年抗战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在人民群众的支援下，同日伪军作战12.5万余次，毙伤俘日伪军171.4万余人，在19个省区形成拥有100多万平方公里土地和1.2亿人口的解放区，部队发展到130余万人，为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巨大贡献。

·解放战争时期

抗日战争胜利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在美帝国主义的支持下，为独占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蓄谋发动内战。在其准备尚未就绪的情况下，采取假和平、真内战两手策略，一面邀请中共代表赴重庆谈判；一面加紧部署全面内战，向解放区周围调集兵力，进行挑衅和进攻。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集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在同国民党政府进行和平谈判，争取和平民主的同时，对其发动内战的阴谋保持高度的警惕，领导解放区军民从各方面加强应战准备。
为适应国民党将要发动内战的形势，中共中央制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调整了战略部署。先后将在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豫北等地的部队，分别转移到苏皖边、山东和中原解放区;从关内各解放区抽调部队11万余人和党政干部约2万人进入东北，会同东北人民自卫军开辟东北解放区。各大战略区的部队进行整编，编组野战兵团。至1946年6月，全军共编成27个野战纵队（师）及 6个野战旅、14个炮兵团。各个战略区和野战军的指挥员：东北人民自治军（1946年1月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任总司令，彭真、罗荣桓分别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王世泰任代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晋绥军区，贺龙任司令员，李井泉任政治委员；晋绥野战军，贺龙兼任司令员。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晋察冀野战军，萧克任司令员，罗瑞卿任政治委员。晋冀鲁豫军区和晋冀鲁豫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中原军区，李先念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机关，陈毅任军长兼军区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山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黎玉任政治委员。苏皖边部队组成属于新四军建制的华中军区和华中野战军，张鼎丞任军区司令员，邓子恢任政治委员；粟裕任野战军司令员，谭震林任政治委员。全部野战军约60万人，另地方军60余万人，民兵220余万人。在此期间，各解放区军民对国民党军的挑衅和进攻进行了坚决自卫还击。先后进行了上党战役、邯郸战役、平绥路战役、津浦路阻击战及四平保卫战等，歼灭了国民党军的有生力量，迟滞其进攻，有力地配合了和平谈判。与此同时，各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开展了军政大练兵，协助地方党组织和政府开展减租减息、土地改革和大生产运动等。

1946年 6月，蒋介石公开撕毁国共双方签订的停战协定，以约30万人的兵力进攻中原解放区，接着，将战火扩展到其他解放区。中原军区部队英勇奋战，分路胜利突出重围（见中原突围），各解放区军民奋起自卫，人民解放战争全面展开。此后各解放区部队陆续改称人民解放军。战争初期，蒋介石凭借其430万人的兵力和武器装备的优势，采取全面进攻、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企图在3～6个月内首先消灭关内的人民解放军，尔后歼灭东北地区的人民解放军。人民解放军在兵员数量和武器装备均居劣势的情况下，坚持人民战争思想，采取以歼灭国民党军有生力量为主，而不以保守地方为主的战略方针，在内线作战。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共歼灭国民党军71万余人，迫使其停止了全面进攻，改为向陕北和山东实施重点进攻。人民解放军在陕北和山东战场继续进行防御作战，打击并钳制国民党军的主要集团，在东北、热河、冀东、豫北、晋南等战场举行战略性反攻。至1947年6月，人民解放军在1年作战中，共歼灭国民党军112万人，毙俘其旅（将）级以上军官202名。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 195万人。在此前后，人民解放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中央军委指示，普遍恢复和建立了党委会。与此同时，加强了瓦解敌军和改造新解放战士的工作，收到了极大效果。

战争进入第 2年，针对国民党军战线延长，守备兵力增多，机动兵力减少，战略后方空虚等情况，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人民解放军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在外线大量歼敌；同时，以主力一部和广大地方部队继续在内线歼敌，收复失地。1947年7～9月，人民解放军在总兵力尚处劣势和未完全粉碎敌人重点进攻的情况下，转入全国规模的反攻和进攻，并把进攻重点首先指向中原地区。6月30日晚，刘伯承、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 4个纵队，突破国民党军的黄河防线，发起鲁西南战役，经 1个月作战，歼灭国民党军9个半旅共6万余人，为进军大别山打开了道路。8月上旬，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越过陇海路南下，向大别山挺进;8月下旬，陈赓、谢富治率晋冀鲁豫野战军2个纵队和1个军南渡黄河，进军豫西。9月下旬，陈毅、粟裕率华东野战军（1947年 1月，山东、华中两野战军合并改称）主力进军豫皖苏边区。三路大军艰苦奋战，开辟并巩固了以大别山为中心的解放区。1948年 5月，重建中原军区；转入外线的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改称中原野战军。晋察冀军区与晋冀鲁豫军区合并为华北军区。人民解放军在内线的各部队，先后展开攻势作战，歼灭了大量国民党军，收复并新解放了大片土地。人民解放军在内线的攻势作战与外线的大举出击相结合，构成了向国民党军举行全国规模进攻的总形势，使战争达到一个历史转折点。

1947年10月10日，人民解放军总部发布《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发出：“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号召。同日，重新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12月，毛泽东在关于《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中，提出了著名的十大军事原则，对于指导解放战争的胜利起了重要作用。1947年冬至1948年夏，各部队利用作战间隙先后开展了以“诉苦”(诉旧社会给予劳动人民之苦)、“三查”（查阶级、查工作、查斗志）为主要内容的新式整军运动，纯洁了内部，增强了团结，提高了全体指战员的政治觉悟。部队政治、经济、军事三大民主得到进一步发扬。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广泛开展立功运动，激发了革命英雄主义精神。随后，全军各部队遵照中共中央1948年 1月发出的“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进行了纪律整顿，加强了组织纪律性。

战争进入第3年时，国民党军的总兵力下降到365万人。人民解放军总兵力上升到 280万人。经过两年作战，人民解放军的军政素质已有很大提高，建立了较强大的炮兵和其他一些特种兵，进一步掌握了攻坚战术，初步具备了攻取大中城市的能力。而国民党军则连战连败，战斗力日益下降。1948年9月，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建设500万人民解放军，在大约5年左右的时间内（从1946年7月算起）从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总任务，并决定打前所未有的大歼灭战，即通过战略决战歼灭更多的国民党军。

1948年9月12日至11月2日，东北野战军在辽宁省西部和沈阳地区举行辽沈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7.2万余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辽沈战役的胜利，以及豫东、济南等战役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进入了一个新的转折点，人民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早已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也已占有了优势。11月6日至1949年1月10日，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和华东、中原、华北军区地方武装各一部共60余万人，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举行淮海战役，歼灭国民党军55万余人，解放了长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11月29日至1949年1月31日，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2、第3兵团以及地方部队等共100余万人，在北平、天津、张家口地区举行平津战役，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52万余人，华北地区基本解放。
在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前后，华东野战军于1948年9月16～24日进行了济南战役，全歼守敌5万余人。西北野战军进行了澄郃、荔北战役和冬季攻势，歼灭国民党军近6万人。华北军区第1兵团（后改称第18兵团），于1948年10月5日发起太原战役，1949年4月24日会同第19、第20兵团攻克太原，歼灭国民党军13万余人。

三大战役后，人民解放军的总兵力增加到 400万人，其中野战军218万人；国民党军仅有220万人，且分布在新疆至台湾广大地区和漫长战线上。蒋介石为拖延时间，以便重整军力，一面宣布“总统引退”，由李宗仁出面要求同共产党进行和平谈判；一面则在幕后指挥加紧扩军，布防长江，企图阻止人民解放军过江。中国共产党为求早日结束战争，同南京国民党政府进行谈判；同时，要求人民解放军作好向全国进军的一切准备。1949年 3月，毛泽东提出了解决国民党残存作战部队的“三种方式”（即用武力解决的天津方式，进行和平改编的北平方式，暂时予以保留，争取其中立，待时机成熟后再行改编的绥远方式）。为适应战争形势的发展，人民解放军按照中央军委关于统一全军编制及部队番号的规定，于1948年冬至1949年夏进行整编：西北野战军编为第一野战军，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1、第2兵团；中原野战军编为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辖第 3、第4、第5兵团；华东野战军编为第三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辖第7、第8、第9、第10兵团；东北野战军编为第四野战军，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辖第12、第13、第14、第15兵团。华北军区第 1、第2、第3兵团改称第18、第19、第20兵团，连同由东北野战军铁道纵队改编的铁道兵团，直属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指挥。原有的 5个一级军区除中原军区于1949年 5月同第四野战军合并成华中军区（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邓子恢分任第一、第二政治委员）外，其余4个军区无变动，即：西北军区（1949年2月组建），贺龙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东北军区（1948年1月组建），林彪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华东军区（1947年1月组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此外，在长江以南各地坚持斗争的游击队，分别整编为人民解放军闽粤赣边纵队、粤赣湘边纵队、桂滇黔边纵队、闽浙赣边纵队和琼崖纵队。人民解放军各大军区及野战军为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以原抗日军事政治大学及所属分校为基础，先后成立了东北、华东、华北、西北、中原等军事政治大学及军政干校和各类技术学校，训练了大批干部，为加强军队建设，夺取革命战争的胜利，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9年 4月20日，南京国民党政府拒绝在国共双方代表拟就的国内和平协定最后修正案上签字，使谈判破裂。人民解放军根据毛泽东、朱德发布的《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于20日午夜，以第二、第三野战军及第四野战军第12兵团发起渡江战役，23日解放国民党统治的政治中心南京，5月17日解放武汉三镇，5月27日解放上海。渡江战役共歼灭国民党军43万余人。

渡江战役结束后，各野战军按照中共中央军委的预定部署，分别向东南、中南、西北、西南地区进军。第三野战军第10兵团，于 7月上旬进军福建，至10月下旬，解放了除金门等岛屿以外的福建全省，追歼国民党军10万余人。6月底，第四野战军及第二野战军第4兵团进军中南，8月初，国民党长沙绥署主任程潜率部起义，至12月中旬，解放了除海南岛以外的中南全境，歼灭国民党军40余万人。第一野战军于 5月20日解放西安后，相继解放兰州、西宁、银川等地，9月下旬国民党军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及省主席鲍尔汉先后率部起义。第一野战军在向西北进军中，共歼灭国民党军30余万人，解放了西北 5省。第二野战军在第一、第四野战军各一部配合下，于11月开始进军西南，至1950年4月中旬，解放了除西藏以外的西南 4省，歼灭国民党军90余万人。1949年9月19日，国民党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所部6万余人起义，至此华北全境解放。1950年5月1日，第四野战军第15兵团在琼崖纵队的接应下解放海南岛。5月19日，第三野战军第 7兵团解放舟山群岛。至此，人民解放军解放全国的大规模作战行动即告结束。

人民解放军在历时4年的解放战争中，共歼灭国民党军807万人，解放了除西藏(1951年5月和平解放)和台湾、金门、马祖以及南海诸岛等岛屿以外的全部国土，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至1950年5月，中国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530余万人。

·社会主义时期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肩负着完成统一大陆，抵御外来侵略，捍卫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维护国家安全，保卫和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同时，不断加强自身革命化、现代化和正规化建设。

1949年10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成立，毛泽东任主席，朱德、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程潜任副主席。朱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不久，全国统一划分为 6个战略区：西北军区，彭德怀任司令员，习仲勋任政治委员；西南军区，贺龙任司令员，邓小平任政治委员；华东军区，陈毅任司令员，饶漱石任政治委员；中南军区，林彪任司令员，罗荣桓任政治委员，邓子恢任第二政治委员；华北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薄一波任政治委员；东北军区，高岗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根据中共中央决定，1950年 4月以后，相继撤销各野战军番号，其所属部队归所在军区建制。

建国初期，为了巩固新生的革命政权，人民解放军在完成肃清国民党军残余部队作战任务的同时，对盘踞各地的土匪、特务等反动武装进行清剿，至1953年，共歼灭土匪、特务武装 240余万人。在此期间，还对袭扰海防、空防和边防的国民党海军、空军和武装特务给予了沉重打击。各部队一面作战，一面执行工作队任务，参加新解放区的接收、管理以及土改、建党、建政等各项工作。

1950年 6月，美帝国主义军队侵略朝鲜，同时侵占中国领土台湾。随着把战火烧到中朝边境，严重威胁中国安全。10月，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根据中国人民的意志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要求，作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中国人民解放军部分志愿人员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彭德怀率领下，于10月19日开赴朝鲜，与朝鲜军民一起同以美国为首的“联合国军”作战。中国人民志愿军在装备处于劣势、没有制空权和制海权的困难条件下，经两年零九个月的作战，至1953年 7月27日，共歼敌70万余人，迫使美帝国主义在《朝鲜停战协定》上签字，有力地支援了朝鲜人民的正义斗争，保卫了中国的安全。同时取得了诸军兵种联合作战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的宝贵经验。

人民解放军从1949年11月起建军进入新阶段，相继组建和加强了空军、海军、公安军和炮兵、装甲兵、工程兵等军种、兵种。全军开展了大规模文化教育运动。与此同时，为培养适应诸军兵种合成军队建设需要的各级干部，创办了各级各类院校，至1953年共建立 107所。为适应国家经济的恢复、巩固、发展和军队建设的需要，人民解放军实行了较大规模的精简整编，一批干部、战士复员转业，许多建制部队转为经济建设和屯垦戍边的队伍。

1953年12月，中共中央召开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确定了把人民解放军建设成一支优良的现代化革命军队的总方针和总任务，讨论了加强党的领导，军队的组织编制、训练，以及实行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军衔制等军队建设的重大问题。从1951年起，中央军委先后颁发了各种条令、条例；人民解放军先后实行了义务兵役制、薪金制和军衔制；又相继建立了50余所院校，建立了军事科学院、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国防工业委员会等军事学术、军事技术研究和武器装备研制机构。在此期间，人民解放军大力加强政治思想工作，开展群众性的学习共产主义战士雷锋及其他英雄模范人物和先进集体的活动，提高了全军指战员的政治觉悟，继承和发扬了人民军队的光荣传统与优良作风。

1954～1965年，人民解放军在加速部队建设的同时，进行了保卫国家边防、海防和领空的作战。1962年10～11月，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对入侵中国边境的印度军队进行了自卫反击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从1965年10月开始，根据越南政府的要求，遵照中共中央的指示，人民解放军派出防空、工程、铁道、后勤等部队，大力支援了越南人民的抗美救国斗争。

从50年代后期开始，人民解放军逐渐受到“左”的指导思想的影响，错误地开展反“教条主义”斗争和批判“资产阶级军事路线”，使军队的正规化建设受到严重影响。1966年以后的十年中，“文化大革命”的严重错误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干扰和破坏，使人民解放军的建设受到重大损失。人民解放军执行中共中央和毛泽东赋予的“三支两军”（支左、支工、支农、军管、军训）任务，在当时的混乱情况下，对稳定局势起了积极作用，同时也带来不少消极后果。但由于一些领导者和干部、战士对“左”的思想和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罪恶行径抵制和斗争，军队工作仍然取得了成绩。全军指战员忠于职守，保卫了国家安全。1967年4～5月，空军部队连续击落侵入广西地区上空的美国军用飞机5架；1969年3月，东北边防部队在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中，保卫了边疆的安全。1974年1月，海军南海舰队在陆军配合下，严惩了入侵西沙群岛的南越侵略军。国防科技战线也取得了新的成绩。继成功地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又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氢弹，并成功地首次进行了发射导弹核武器的试验。在此期间，还组建了第二炮兵和基本建设工程兵，人民解放军的现代化建设有了新的发展。

1976年10月，中共中央政治局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一个新阶段。1981年6月，邓小平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中央军委制定了一系列军队建设的方针，把军队的教育训练摆到战略地位。全军开展了适应现代化战争需要的，以干部训练为重点的，以合同战术为中心的军事训练；进行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教育，军队建设取得了大的进步。在华北地区举行的诸军兵种联合作战演习，展示了人民解放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成就。全军开展了培养军队和地方两用人才的活动和军队与驻地人民群众共同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活动，创造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军民、军政关系的新形式，丰富了军队政治工作的内容。1980～1982年，向太平洋发射远程运载火箭，用 1枚火箭发射3颗卫星和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标志着人民解放军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能力又有了新的提高。
1985年 5月，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提出在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上实行战略性转变的重大决策，并作出人民解放军减员100万的决定，同时进行体制改革和精简整编。1988年，实行《中国人民解放军现役军官服役条例》、《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官军衔条例》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文职干部暂行条例》。这一系列改革，标志着人民解放军的建设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1979年2～3月，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进行的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和以后在广西、云南边境地区对越南军队入侵的自卫还击作战，不仅沉重地打击了越南的侵略行为，捍卫了中国领土主权，而且锻炼了部队，促进了军队的建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人民解放军还积极参加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全军仅1956～1959年就参加修建各种水利工程 2.6万余项；1978～1984年参加建设大中型重点工程8200余项；铁道兵修建铁路52条，共 1.2万余公里。此外，还参加抗震、抗洪、灭火等各种抢险救灾活动共37万余次，充分表现了人民子弟兵的优良品质。

中国人民解放军从诞生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职责，为夺取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为巩固国防，保卫并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作出了巨大贡献。同时，在加强自身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中取得了新的成就。中国人民解放军已成为保卫国防和维护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