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佛教

佛教在台湾与各个时期的为政者和谐互动、安定民心，并且促进社会各阶层的发展，文化內涵的提升，迄今已达发展繁盛的高峰阶段。佛光山在台湾有60余所别分院，在全世界五大洲创建90余所道场，佛光会则遍布130余个国家地区。慈济是“非寺庙中心”的现代佛教道场，正式授证的志工五万余人，扩及海外40多个国家的分会联络处，更拥有5百万会员、慈善、医疗等志业，树立“慈济人”救災除难的宗门特色。佛光、慈济、法鼓山、中台山等法派之外，还有数千座寺庙道场遍布各县市乡村，如明郑、清领以来的竹溪寺、开元寺等正信佛教古剎，以及充满民间佛教色彩的万华龙山寺、台南大观音亭、嘉义市地藏庵等寺庙。日据时期崛起的高雄大岗山、苗栗法云寺等法派寺院仍然紥根城乡各地，日本佛教的日莲宗等宗派迄今也深入社区家庭中。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简称战后），密宗各大派上师、南传佛教各尊者的修持法门，广受台湾佛教徒信奉，如法修行。明郑、清领以来的观音菩萨信仰，不但为正信佛教寺院所信奉，也遍及各斋教派别的斋堂中，更深入民间家宅正厅而被称为“观音妈联”、“佛祖彩仔”，享用常民早晚祭拜。　　台湾社会拥有汉传寺院正信佛教、民间佛教、斋教、日本宗派佛教、战后的人间佛教、藏传佛教、南传佛教、新兴佛教等各种佛教文化型态，分别拥有广大的台湾社会经济资源。

印度佛教的起源、传播与中国佛教发展对台湾佛教之影响

　　印度迦毗罗卫国的乔达摩·悉达多太子（Gautama Siddhartha，约565-486BC），有感于人生不免于生老病死等痛苦，思考如何获得超越三界（欲界、色界、无色界）的究竟解脫，他经由持戒、禅定、智慧的修持，证悟到贪、嗔、痴熄灭而智慧、慈悲、意志能力无限发展的终极境界，被世人尊称为自觉、觉他、觉行圆满的释迦牟尼佛。佛陀在印度各个城邦与乡村各阶级中传教，组织出家修行的僧团与在家护持佛法的居士等僧俗男女四众弟子而创立佛教。历代佛弟子不断的结集佛教的学说哲理为“经藏”、戒律伦理为“律藏”、阐释佛陀思想、行为的“论藏”，缔造佛教的“三藏”经典。　　释迦在世及灭后百年间，佛教教团遵循佛陀的基本教义，被称为原始佛教时期。佛灭百年后，由于对义理、戒律诠释的差異，先分裂为保守的上座部与改革创新的大眾部，其后又因各地域僧侶诠释佛典的因革损益，而衍生20馀种以上的派别，被称为小乘部派佛教。西历纪元前后，改革派突破小乘修持戒定慧三学先求自我解脫的原则，主张还要兼修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的利他菩萨行，普度眾生皆得以解脫成佛的大乘佛教。7世纪后大乘佛教部分派别与婆罗门教某些教义结合而形成密教，主张眾生修持手印、咒语、观想的身口意三密，而与佛的身口意相应，就可以即身成佛。　　印度佛教第二阶段的部派佛教，往锡兰、泰国、东南亚各地流传而与当地文化激荡融合，形成南传佛教。第三阶段的大乘佛教，往中亚、中国等东亚地区流传，经过长期的冲突融合过程，形成中国为主的汉传佛教，与以日本为主的日本佛教。第四阶段的密教，往西藏、蒙古等地区流传并与当地文化融合，而形成藏传佛教。佛教是契理契机的宗教，能在眾生皆可解脫的终极关怀目标下，因应不同的时代地域族群需求，而承袭衍生出新的佛教文化型态，且不悖离眾生皆可解脫成佛的基本精神。印度原始佛教所发展出来的部派、大乘、密教三型及传播到各地形成的南传、汉传、藏传、日本佛教等佛教文化型态，随著进入到台湾来的不同政权、各种族群移民而传入台湾，缔造新旧并呈、兼容并蓄的新佛教风貌。　　西历纪元前后，印度佛教传入中国，逐渐为帝王、知识份子、庶民等各阶层、族群所接受，而形成汉传佛教各种不同內涵的佛教文化型态。印度梵文等佛典，从东汉到宋代1千馀年的翻译成汉字的过程中，不断的借用、融入中国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等语言、概念，缔造出数千部汉字佛典，成为被历代政权认可，数量庞大的汉字《大藏经》。南北朝至隋唐时期，僧侶与知识精英研读这些汉字佛经，且适应各时代地域社会信徒的需求，根据不同的佛典而创造出各种独特义理与修持、仪式体系的宗派。其中禅宗、淨土宗，在郑氏、清领时期就传入台湾，其他则在战后分别为台湾人所接受奉行。　　佛教徒在各地建造寺院等佛教建筑，供奉佛菩萨圣像，收藏经典，提供出家僧尼居住、修行、弘法的主要场所，东汉以来遍布中国各地，数万所大小不一的寺院、精舍，居住数百万的僧侶徒眾，拥有大量的土地等产业，5世纪以来各朝代都有建立一套与官僚行政体系相适应，从中央、地方到基层寺院的僧官制度，管理全国僧尼登记籍帐、戒牒，规范行为，协调稳固寺院教团与各地的政经社会关系。僧官制度接续到清朝灭亡后，转化为民国初年的中国佛教会，更随著国民政府迁台而落实其管理组织体制至今日台湾各县市乡村寺院中。　　东汉桓帝、楚王英等帝王将佛陀与老子合祠，祈愿现世利益，庶民百姓也将释迦、弥勒等佛菩萨奉祀为神明，禳災造福，祈求平安。巡行在城乡村邑中的僧侶，向平民宣讲佛经时，结合民间信仰，以变文、变相图等方式来传教，促使佛教走入民间社会。5世纪以来，释迦佛诞辰的浴佛法会，也将佛像安置在轿子中，绕巡城乡各地，接受民眾膜拜、祭祀。佛教各种祈福消业障的忏仪、斋会也广为民间接受，例如盂兰盆斋戒法会与民间的中元节结合，成为各地寺庙的主要节庆活动。儒、释、道三教合一与佛教向民间社会深层的发展，而有各种宝卷与善书著作。宋代《香山宝卷》敘述妙善公主修行成为观音菩萨的故事，使观音信仰盛行于民间社会中。明代罗因（1442-1527）撰写《苦功悟道卷》等五部六冊经典，将佛经与儒家、道家、民间信仰结合，使义理通俗化、口语化，为下层民眾提供简易的解脫成佛途径，发展成为斋教。东汉以来将佛菩萨视为神明信仰之一的民间佛教，以及明代的斋教，随著明清之际汉人移民大量进入台湾，开启台湾佛教新纪元。

郑氏、清领时期寺院的建立与斋教、民间佛教的传布

　　六朝以来佛教寺院与民间佛教也传布到江南以及东南沿海各个省份。唐末、两宋时期，福建的金门也有寺院的创建，也随著闽粵等地的汉人迁徙进入台湾，虽然尚未发现史料的纪录，但可以推论佛教信仰在明郑之前就已经传入台湾。　　佛教寺院是供奉佛菩萨的圣像，僧侶诵经修行，举办法会仪式并从事社会教化的主要道场。从寺院“佛法僧三宝”所展现的宗教文化活动以及各种组织管理运作形式，可以看出各时空环境下的各种佛教活动水准与內涵品质。宗教活动可大致分成五个层级：(1)祈福灵验、(2)仪式法会、(3)弘法利生、(4)义理研究、(5)修持证悟。台湾最早的寺院是台南市竹溪寺（约建于1662-1665年），台南县赤山龙湖巖（约1665年）；佛教紧随汉人移民的开发，寺院也以台南为核心向南北各地发展。《方志》记载有清一代，台湾境內佛教寺院约有102座，此时期的寺院僧侶未见有弘法的相关记载，除了少数几位名僧与来台官吏、名士互相诗文唱酬而呈现的名士佛教文学艺术风采外，大多只知早晚课诵，为人占卜，丧葬等经忏佛事。因为早期农业移垦社会充满迷信的民间宗教信仰，道致寺僧无法积极传教，而渐被民间信仰所困轭；原应职司僧官制度的台湾府僧纲司，却由居住在台南大天后宮內的临济宗法脉僧侶来统辖台湾佛教的发展，可见其端倪。寺僧虽传承自中国福建鼓山湧泉寺等临济、曹洞等禅宗法脉，但是佛教义理、修持仍乏人问津，佛寺与民间神庙都充斥著祈福消災的信仰氛围，甚至神佛不分、僧俗共处寺庙中。　　渊源于禅宗的斋教（在家佛教），大约在清朝初年从福建传入台湾，斋教徒所建立的斋堂数目至少是佛寺的两倍以上，清代人民对佛教的知识，反而来自分布各地的斋堂。传入台湾的斋教可分为先天派、龙华派、金幢派。斋教提倡儒、释、道三教合一，但以佛教为信仰核心。斋教三派同以佛教戒律为本位，严守五戒十善，特重不杀生及素食，又称为“持斋宗”，信徒称为“食菜人”。他们与僧侶不同的是不剃头、不穿法衣，以俗人身分在市井谋生，在斋堂中修行。斋堂同奉观音、释迦为本尊，又兼奉三官大帝、妈祖、关帝爷等神只。斋教结合民间信仰，倡道“吃菜拜佛”的简单信念，故能在汉人移垦社会中普遍推展。　　清代台湾寺庙中大部分以主祀观音菩萨的观音寺、庙、堂、宮、亭、巖为建筑名称，显示观音信仰的普及。这些观音信仰寺庙可分为5种型态：（一）地方庙宇性质的观音庙，如同其他主祀妈祖、保生大帝宮庙一般，依祭祀圈大小而有村庙、联庄庙等不同的规模，享用荤牲供奉，由炉主、头家主持绕境、祭拜等民间信仰仪式。（二）在街市中的观音亭，位于城內闹区中，是街市中年度盛大祭典（中元节）所在。（三）山头岭尾的“巖仔”，具有阴阳普济的作用。（四）斋堂中的观音信仰，进行斋教的科仪祭拜。（五）僧侶佛寺的观音菩萨修行法门。清代的观音信仰流传至今，前三种的观音信仰占大多数，被民间信徒尊称为“观音妈”、“观音佛祖”，视为能慈悲救苦救难的“慈母”般的神明，被虔诚的信奉、膜拜。现代高雄大岗山超峰寺、台南赤山龙湖巖，仍呈现前殿为乩童操演、阵头喧闹的炽热香火场面，而后殿为安靜肃穆的僧尼清修道场，突显民间佛教与僧侶佛教合谐共生的结构多元并存、彼此接纳的特性。明郑、清领时期民间佛教信仰的普及，为日后正信佛教发展扎下深厚的基础。

日据时期日本佛教对台湾佛教发展的影响

　　中国佛教经由朝鲜半岛百济国，于西元538年传入日本，深得当时掌理国政的圣德太子崇信，且用佛法治国，为佛教在日本的弘传奠定精英、庶民阶层都能奉佛的良好基础。奈良时代（西元710-794）开始至江戶时代之前，日本一方面大量接受中国的汉传佛教，另一方面因应本国文化创造出淨土真宗、临济宗、曹洞宗等10馀个宗派。相对于汉传佛教宗派界限淡薄，日本佛教呈现强烈的“宗派性格”，几乎所有的寺院分别隶属于各个宗派，各个宗派都各具独特教义体系、修持方法，宗派间立场壁垒分明，呈现彼此爭雄的局势。各宗派的本山末寺关系，在德川时代的1615年后，进一步受到幕府颁布的“寺院法令”、“本末帐”等法律的强化，而纳入国家制度化的管辖中。各宗派的本山大寺院，可以任免各个末寺的住持，授予寺格，赋予本宗各僧人的僧阶，末寺必须服从本山且上缴经费，以支持本山所提供本宗派的教学、修行场所。日本佛教透过本末制度的支撐与凝聚，有别于台湾较为散漫的各地寺院，得以结集形成强大的宗派性力量，可以推展较具体可行的实务、累积社会与文化事业成果。　　明治维新时期为了强化天皇制度而建立国家神道体制，进行神社祭祀与天皇国家的结合，进行压抑佛教的废佛毀释运动，迫使佛教宗派进行改革、自体改造，派遣宗派优秀留学僧远赴欧洲，学习西方现代专业佛学训练，另一方面也派遣僧侶从军出征，远赴台湾、朝鲜、中国各地传教，拓展各宗派势力。日本宗派佛教庞大、严密的组织化、制度化，以及高度学术化的宗教內涵，接踵不断的传入台湾促使本土佛教产生重大的质量提升。例如来台的日本曹洞宗创办台湾佛教中学林（今台北市私立泰北高中），毕业生李添春赴日深造，于1929年毕业于驹泽大学佛教学科，战后成为台湾大学教授并主编《台湾省通志稿??宗教篇》。高执德（证光师）于 1930年毕业于驹泽大学，回台后成为台南市开元寺住持，并于1947年代表台湾省佛教会参加南京的第一屆中国佛教会代表大会。日本淨土宗来台创办台南学堂（今南英高级商工职业学校）。日据时期来台日僧致力文教事业，先后有数十位僧尼留学日本各大学，他们回到台湾后，都能以现代治学方式，提升研究佛教的学术水准；同时他们也能应用日本本山末寺的宗派组织制度方式来团结台湾各地零散的个别寺院。因此，缔造日据时期台湾佛教四大法派寺院体系的形成。四大法派为基隆月眉山灵泉寺派、五股观音山凌云寺派、苗栗大湖法云寺派、高雄大岗山超峰寺派。这四大法派的开山创立者来自于台湾的民间佛教、斋教，也有来自福建鼓山湧泉寺的正信佛教。但是，四大法派也分别隶属于日本曹洞宗、临济宗妙心寺派等宗派下，他们各自结合汉传佛教与日本宗派佛教的精华，在台湾各地发展出类似于日本宗派的寺院群体系。四大法派形成后，分别推动教育文化、社会救济等事业，各派关系寺院仍然扎根今日台湾城乡各地，且有向国际化发展的表现；如隶属于日本曹洞宗的大湖法云寺派的核心寺院圆光寺，战后所创办的圆光佛学院在今日仍为佛教界培养优秀的人才。法云寺开山祖师觉力的第五代弟子如学，毕业于驹泽大学，1939年得到日本曹洞宗泽木兴道师的传法，为日本禅宗的法嗣，法号“法光道宗”禅师，她在台北市创立的法光佛学研究所，所培养的毕业生，也先后留学国外，为台湾佛教发扬光大于全球。　　日本佛教对台湾的影响可分为初期、中期、后期。初期（1895-1914年）　日本政府初履台湾，首先展开一系列的寺庙分布、产业等调查，釐清台湾寺庙产业属于村庄大眾或主神所有的特性，随后引进西方现代法学理论，奠定日后每一座寺庙必须设立一位管理人以实际掌控寺庙产业及弘法活动的法制化基础，同时也奠定台湾总督府及地方各级官员处理和监督宗教事务的政策。日据初期，因寺庙管理人法制化及日本宗派积极扩展等因素的激荡，喚醒台籍僧侶改革意识的觉醒，四大法派核心寺院及相关寺院体系的建立，就在这氛围中酝酿形成。　　中期（1915-1930年）　1915年西来庵事件爆发，其领道者借宣传神佛、出入斋堂，号召3千馀人的抗日事件，使总督府警觉到宗教的强烈威胁，因此展开全面性的宗教调查与一系列的佛教改革措施。1919年总督府社寺课长丸井圭治郎，提出《台湾宗教调查报告书》，并于1922年联合佛教与斋教的主要领道人，在艋舺龙山寺组成“南瀛佛教会”，发行《南瀛佛教》期刊，串联全岛的佛教精英，展开新佛教观念的提升与体质的改造；企图改变台湾传统佛教信仰偏重灵验性、巫术化、功利化的倾向，以现代禅学观念、淨土思潮，强调佛陀的非超人化、淨土的社会化、人间化，高举理性之光、提倡正信的人性化佛教。台湾佛教在大正民主期（指日本国內的民主主义风潮，1919-1936年），一方面受到日本传入的八宗十三派的影响，另一方面受到台湾本土文化启蒙运动的震荡，例如：开元寺僧林秋梧证峰师参加台湾文化协会，并且留学驹泽大学，回台后大力主张“女人成佛论”、“现世淨土”、“生佛不二”的解放佛学。此外，高执德、林德林新佛教运动，开始发展台湾佛教本身的主体性和自主性。　　后期（1931-1945年）　日本于1931年在中国东北三省发动侵略战爭，进入15年的战爭体制。台湾在日本的战略位置上，位于进攻中国华南与东南亚的枢纽位置，因此在改造台湾人成为天皇子民以配合战爭需要的政策下，迫使各种宗教都纳入日本国家神道的控制下，新萌芽的台湾本土佛教也不得不逐步走上“皇国佛教”的途径。皇民化运动中，日本当局经由神社的奉祀、正厅改善等国家神道的改造，希望将台湾的宗教信仰转化为尊崇皇室、神社信仰、皇民信仰上。 1938年起的寺庙整理运动，1943年的“一街庄一寺院计画”，强迫各个寺庙废合，且在各地举办“本岛人僧侶练成会”，加强台籍僧侶“皇民佛教化”性格。因此，台湾佛教逐渐日本化，出现“带妻食肉”日本僧侶风格，不拘泥汉传佛教寺院出家僧侶的戒律规范。

战后台湾佛教的重整与解严后的蓬勃发展

　　战后台湾佛教经历三个时期的转变：（一）初期：官方宗教政策与佛教本身开展的放任过渡期；（二）中期：戒严初期的改造与后期的快速开展期；（三）后期：解严后的变革期和批判期。

·初期（1945-1949年）

　　国民政府迁台后，大批僧侶、居士也播迁到台湾，长期戒严体制所支持的汉传佛教逐渐主道台湾佛教的转变，而进入新一波的佛教重整过程，缔造解严后各种佛教文化多元型态在台湾的蓬勃发展。　　1898年（光绪24年）张之洞《劝学篇》主张“庙产兴学”，造成全国城乡各地官绅以兴办新式学堂的名义，大举毀寺驱僧，使僧寺濒于灭绝的大法难。然而欧风东渐，西方文化冲撞与列强瓜分中国的大变局下，寺僧有太虛、圆瑛等法师的佛教革命，学者有欧阳渐、汤用彤等佛学研究的提升，开启汉传佛教的教义、教产、教制等各项革新运动，缔造汉传佛教蛻变为改革后的崭新型态，20世纪以来的汉传佛教可以称为汉传新佛教，寺僧、居士、学者先后迁徙来台，促成台湾佛教各方面的进一步发展。　　民国纪元以来太虛、圆瑛等法师努力延续传统僧官制度，并加以改造成以僧侶为主道的中国佛教会（中佛会）。中佛会于1949年迁台后，展开全国僧侶、寺院、信徒的登记，组织台湾省分会、各县市支会下辖各乡村寺院、僧侶、居士的严密组织，在政府支持下，展开台湾佛教的重整工作。战后初期遍布全台各地都市精华地带的日本寺院，本来是日本各派僧侶组织运作各大宗派结盟以及进行日化佛教教育，使台湾佛教近代化的道场。但是，战后的国民党政府大都以“敌产”名义加以沒收或被私人占有而逐渐消失。战前留日的台籍佛教精英，曾留日受过高等佛教教育，也是教界少壮派精英，面临“去日本化”、“再中国化”的语言与认同的双重困难，而顿然萎缩了原有的社会影响力。

·中期（1949-1987年）

　　1953年起，中佛会每年选择一座佛寺主办三坛大戒的传戒活动，只有经中佛会的受戒仪式领取戒牒，才能成为合法的僧侶、才能居住或住持寺院，除改变日式佛教“带妻食肉”的遗风，也逐渐将日式佛寺、传统斋堂，转型为汉传佛教寺院。　　戒严时期中佛会以合法的宗教立场，对內批判斋教、民间佛教、一贯道等类似正信佛教的宗教信仰，树立正信佛教的正统地位；对外则与基督教等其他宗教相互抗衡，使佛教在台湾社会中渐居主流地位。中佛会相关的寺僧、居士、学者等佛教徒，大力资助、辅道大专院校的青年学生，獎励学佛并创立各校的佛学社团，1985年时大专佛学社团就多达64所，拥有社员10,953名大专学生。这批学佛的大专青年，迄今活跃于台湾佛教的僧俗各界，促进台湾佛教的进一步发展。　　印顺法师继承太虛法师的“人生佛教”，且追溯到原始佛教释迦牟尼佛的本怀，以“诸佛皆在人间成佛”而提倡“人菩萨行”为基调的“人间佛教”，强调“此时、此地、此人的关怀与淨化”，先后出版《妙云集》等40馀部著作，重新整理部派佛教以来的佛教史脉络。印顺著作成为台湾学界知识青年最为喜爱的佛教典籍，如台湾大学杨惠南曾撰有多本印顺禅学思想专书，也指道邱敏捷博士撰《印顺道师的佛教思想》；昭慧撰《佛教后设伦理学》以及主持“关怀生命协会”的社会运动；性广在弘誓学院开创的“人间佛教禅学”思想；印顺“人间佛教”思想的启发，使台湾佛学界开始重视南传原始佛教经典与早期修行方式，而提升佛教界的信仰水准。　　戒严前期开始发展，而在戒严后期兴起的四大佛教势力为星云的佛光山、证严的慈济功德会、圣严的法鼓山、惟觉的中台山。他们大都秉持“人间佛教”的理想，以佛教的道理来改善社会风气，事业发展遍及全台，并且延伸到国际。四大法派纷纷创办佛教刊物、电台广播、电视台等大眾传播媒体，举办禅淨中心等社区教育，为现代社会提供跨地域、跨血缘族群的信仰內涵与宗教社群联谊，化解现代台湾城乡的高度都市化、人口快速流动的疏离感。

·后期（1989-2009年）

　　解严后的台湾佛教，又增加了现代禅、福智佛教基金会等新兴佛教；日本新兴宗教如创价学会、立正佼成会等宗派；藏传佛教的各大教派也大规模的在台湾传授密宗的灌顶、护摩、观想等法会；南传佛教由泰国、缅甸来台教授“四念处”等修持方法，也设立分支道场。解严后由国外传入台湾的各种佛教文化，如今广为台湾各阶层的佛教徒所信受奉行。清代以来斋堂的斋姑在战后大都转为比丘尼，而台湾解严后的妇女运动、两性平权运动，也促使数倍于比丘僧侶的比丘尼，因高等教育的提升，使她们的专业性、自主性、主道性增强。现代台湾佛教比丘尼傑出的表现，以香光尼僧团为代表，在课程教材的多元化、图书馆的专业化、佛学资料的数位化等方面，都有突出的表现。因此，台湾佛教已经成为汉传佛教的先锋，也将成为全球佛教的传播与在地化，占前瞻性、现代性的典范之一。　　台湾佛教在各个时期传入的汉传佛教、民间佛教、日本佛教、藏传及南传佛教，在解严后兼容并蓄，并提升“信解行证”的佛教修持层次，在资讯化、全球化的潮流中彼此交流、对话，更进一步建立崭新的“台湾佛教”的新佛教文化型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