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现璠教授 黄现璠（1899年11月13日～1982年1月18日），原名甘锦英，壮族。“国际知名民族学家、历史学家、教育家”、人类学家和民俗学家。［1］早年曾在北京师范大学专攻史学9年，后留学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深造。留学期间，经师友原田淑人教授介绍，结识当时滞日的中国学者郭沫若，时常往来论学，互受切磋之益。1937年11月从日本归国后，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国立桂林师范学院、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等校史学教授，为我国“壮族首位大学教授”。［2］曾先后兼任广西教育研究所研究员、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馆长、广西师范学院图书馆馆长等职。曾任职位
英文版《中国人类学家：黄现璠》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黄现璠作为广西文化教育界唯一代表，当选为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后改名为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理事。1954年后相继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中央对外文化联络委员会委员。先后被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任命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委员、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1957年7月，出席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在青岛举行的“全国民族工作座谈会”。1978年后，黄现璠相继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研究会（后改名为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中国大百科全书·民族》编辑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西南民族研究学会顾问、第一、二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为协助政府的平反冤假错案做了大量工作。由于黄现璠在历史学、民族学、人类学、民俗学和壮学等方面卓有成就的开创性贡献，被学术界称为“壮学宗师”、［3］“中国现代民族学奠基人之一”、［4］“桂海学术泰斗”，［5］被尊奉为“八桂学派领袖”、［6］“无奴学派（又称无奴派）导师”，［7］学术声誉名扬海内外。黄现璠一生从事高等教育，桃李满园，晚年曾创办漓江业余大学，任校长，开了中国当代民办高等教育的先河，为我国现代学术和民族文化教育事业作出了重要贡献。［8］1999年11月，广西师范大学隆重举办“黄现璠教授诞辰一百年纪念座谈会”，会后编印《黄现璠教授诞辰百年纪念文集》和出版了《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现在广西师范大学和桂林中学分别设立有“黄现璠少数民族奖学金”和“黄现璠奖学金”。早年时期
黄现璠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生，扶绥县壮族人。幼颖异，性向学，九岁开蒙，年十二，旁听私塾授业，所肄四书五经，皆能倒背如流，塾师惊闻奇之，许以免费就读，自此嗜学如命。然黄现璠少时丧母，家境酷贫，身栖茅屋，箪瓢屡空，无钱买书，只能借而读之。故黄现璠读书，益自刻厉，夜无油灯，则把卷读月下。某日黄现璠放牛在外，夜临牛归人无影，生父遍觅之，方于荒山坡上见黄现璠借月光持卷吟诵兴起，可见黄现璠劬学如此。而生父帮工砍柴，节衣省食，专饷于学。黄现璠常言：“余家道贫寒……生父送余读书，备极艰辛，”余自读书以至教学，对于学问孜孜不倦，实感动于余父艰苦恩爱之心情也。”年十七，为能续学，入赘富家黄氏，遵俗改姓换名，历县立高等小学、省立第三师范，凡5年。大学时期
加泰罗尼亚文版《世界民族学家》内收黄现璠传记1926年，黄现璠闻北京师范大学在广西招生，告示整考三日，以三夜不睡之功应试，获录。是岁，负笈上京，入北师大预科埋头于学。课余则泛览经史子集，喜阅史部籍，好读《日知录》，尤为顾炎武经世致用学尤所心折，至有黄现璠怀治史济世，事教育为职，以振兴少数民族文化为己任之志，始终若一。越两年，入北师大史学系，受教于陈垣、钱玄同诸师。时以学资唯坚，黄现璠遂谋职助学，在肖一山先生所办“平中中学”教国文，历史数年，边学边教，文史学养根底，自深益固，卒业时，黄现璠即有两篇元史论文及与同窗合著鸿章巨制《中国通史纲要》三册相继问世。嗣因学有所成，黄现璠本科卒业后得以免试升人北师大研究所当研究生，师从陈垣治考据学，钱玄同治音韵学。三载深造岁月，终日身浸书海；纂录笔耕不辍，每至废寝忘食，以致有“苦读苦作一书生”（陶希圣评语）之评，钩沉发微之硕果，时所刊之《东北之历史考察》等五篇论文及出版《高中外国史》两册、《元代农民之生活》译著一册、《唐代社会概略》专著一册，皆为黄现璠此期劳作。陶希圣先生于书序谓：“民国二十年，我在师范大学史学系讲授中国社会史，这时，常和我讨论的一人就是本书编著者黄现璠先生。”［9］ 黄现璠于研国史之际，又以余力搜阅西洋典籍，于中服膺美国新史学派开山大师鲁滨逊（全名詹姆斯·哈威·鲁滨逊）之说，渐置疑国史研究传统思维，欲以彼国之史学进化观，匡我之所不逮。是时，寇入国破山河碎，历史教育，尤关中华民族存亡，先生始留意调查研究中学通用历史教课本，继而托思干文，于是有《最近三十年中等学校中国历史教科书之调查及批评》一作、初以文呈钱玄同师，钱氏评曰：“观念进化，议论激昂．持之有理，点评中肯”，遂荐于北师大月刊揭载。而黄现璠平生治学，以“无权威、无顶峰、无禁区”为其宗旨，盖自此始。留学时期
1935年冬，黄现璠告别寒窗苦读近十年之北师大，本欲浮洋赴美，投身美国新史学派门下，无奈学资无着，久闻日本西学盛，遂东渡扶桑，考入东京帝国大学（现东京大学）研究院，师事和田清与加藤繁俩导师磨砺史学。越半年，获广西省政府公费，攻硕士学位。留学期间，黄现璠于学，黾勉穷研，昕夕无间。时所刊之《北宋亡后北方的义军》等五篇论文及出版专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即为黄现璠此期矻矻于学之证。同时，又于问学之暇，时常探访在日学者郭沫若先生，一道探讨中国古代社会问题，颇受切磋之益。抗战时期
波兰文版《世界人类学家》内收黄现璠传记1937年，七七事变起，抗日军兴，黄现璠毅然归国，操守志节，返回广西，一生事教，历任广西大学、中山大学、桂林师范学院等校教授，成为我国壮族第一位大学教授。先后授“中国通史”、“上古史”、“断代史”、“中国文化史”、“历史文献”、“历史唯物论”诸课，相继兼广西大学训导长、中文系主任、图书馆长等职。抗战期间，先生应邀担任《国防周报》编撰委员，于该报辟《汉族对外抗战史》专栏，以笔代枪，把史为证，匡正时惑，唤醒民志，激昂士气。黄现璠满腔抗日热血，是时尽贯注笔端，书：“明代朝中人有惊倭寇兵刃之利，作战之勇，一如今日政府中主和派之庸俗，畏敌人飞机众多，大炮厉害。而不知彼之杀戮，无论如何惨毒；彼之武器，无论如何先进；彼之作战．无论如何勇猛，结果终将为我所灭。明代之事实如是，今日亦莫不然。”“中华各民族团结一致，齐心合力对外，抗战必将胜利，世若不信，可看不久之将来事实。”其爱国情热，浩浩正气，跃然纸上，抽筆承明，以振國人。而先生此期治学重心，为之一变，始转向社会生活史研究，以师授“说文”功底，周读注疏尽数卷，月撰一文，考证中外古今礼节饮食服饰风俗起源传播，求其演变沿革，务在疏通贯穿，成数十篇。内战时期
内战期间，黄现璠冶学又为一变．专意从事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调查及研究，于大学假期，带领学生，放迹边区，跋山涉水，不顾安危，深入丛岭万弄、刀耕火种之地，考察民情，博采民风，搜集史料，数度进出，黄现璠达一年之久，与“蜷伏于荒山长谷之中，度其黯淡非人生活”之少数民族同吃同住，食不饱腹，夜无卧具。目睹苗民壮人生活苦不堪言，备受外族歧视压迫之状，黄现璠义愤填膺，秉笔直书，抨击时政，历数国民党当局强制推行民族同化政策之罪。又受西大学生会之邀，登台讲演，痛诋专制，疾声呼曰：“封建社会是家天下、国天下，今日演变成蒋家王朝党天下，大众要争民天下。”以致有黄现璠身背“左派分子”之名、险遭逮捕从而数次入黑名单之历。调查经历
法文版《中国历史学家》内收黄现璠传记黄现璠在大学任教期间，1943年8月组织“黔桂边区考察团”，任团长；1945年4月，组织“黔南边民考察团”，任团长，多次率团深入黔桂两省少数民族地区展开广泛的学术调查活动，成为我国现代少数民族田野调查先驱之一。1951年6月任中央民族访问团中南访问团广西分团副团长（团长费孝通），深入广西少数民族地区慰问和调查。1952年3月，带领助手前往都安县、东兰县、南丹县一带调查；1953年6月，在广西大学组建“桂西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文教局历史文物调查工作组”，任组长，带领调查组成员深入南丹县、天峨县、河池县（今河池市）、罗城县（今罗城仫佬族自治县）、忻城县等地，先后访问调查了瑶族、毛南族、苗族、壮族、仫佬族等少数民族，收集到大量文物和史料。1956年8月，参与组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全组学术调查工作，领导开展了广西有史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的、全面深入的少数民族历史和传统文化的调查，收集到一大批珍贵史料，为壮族社会历史文化的全方位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为广西民族研究所的建立创造了条件，为“八桂学派”和“壮学”的形成及其壮大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黄现璠自1951年担任中央民族访问团广西分团（团长费孝通）副团长以来，其治学重心转向少数民族社会历史田野凋查和欠带队深入山区，做学术考察，收集史料。又以全国人大代表身份经常走访少数民族地区，视察民情，他的足迹踏遍区内壮、瑶：苗、侗；远及西南诸省穷乡僻壤。1956年，黄现璠受全国人大民委之托，协助筹建“广西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组”，任副组长兼壮族组组长，实际负责和主持中国有史以来广西首次最大规模的少数民族社会历史调查工作，先草提纲，续搞试点；继而不顾年高，带领壮族组，一马当先，入壮乡，出瑶寨，过侗地，翻苗岭，访干家万户。搞统计，开座谈．作讲演，探史迹，理材料，撰调查，修报告，先生皆不辞辛劳，亲励躬为，故被学界誉为“20世纪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从事全面系统田野调查的先驱之一”。［10］1953年，院系调整，西大撤销建制，黄现璠改教于新建广西师范学院（现广西师范大学）历史系，任院图书馆馆长职。于此执教近三十载，迄至去世，系现代学界终生在职教授之一。此后还相继兼任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民族委员会委员、第一届中国人民对外文化协会理事、广西省人民委员会委员等职。蒙冤受屈
1957年反右运动起，黄现璠以肝胆之心，恪尽全国人大代表之职，四处讲演，号召鸣放，为争取早日成立广西壮族自治区呐喊呼吁，从而蒙冤受屈，遭《人民日报》点名批判，以“地方民族主义者”、“两黄（黄现璠、黄绍竑）唱双簧，同反统购统销”、“史学观反动”等莫须有罪名，错划为右派分子，成为“中国历史学界头号大右派”。翌年2月，全国人大一届五次会议做出决议：“罢免了费孝通、黄现璠、欧百川的全国人大民族委员会委员职务。”［11］接踵而至的“文革”浩难，黄现璠自然在劫难逃，受尽折磨。开拓壮学
中年以后，黄现璠由博返约，致力壮学，穷积史料，殚研往籍，冥思孤虑，抉精指误，阐幽发微，奋其独见，深筑体系，如是者三十余载，终集大成，开一代风气之先。其所创“壮族土著说”、“侬智高起兵反宋正义说”、“铜鼓文化壮人建立说”，皆为后学宗之。而黄现璠魂系壮族，劳其心力，忍辱负重所欲号壮人者，又志不在此。尝言：“壮族若要立于世界优秀民族之林，当以推动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启发壮人民族忧患意识，提高壮民文化素质和凝聚力为要，而此尤需吾辈努力。”故黄现璠曾积极策划成立“广西少数民族联谊会”，倡议建制“壮族大学”，拟定“壮族史研究学会”设立草案，皆为此也。1957年，在周恩来总理的鼓励下，黄现璠将多次调查所集史料，整理成《广西僮族简史》一书出版。“壮族是我国少数民族中人口最多、经济文化发达、历史悠久的民族。但在黄老之前，还没有一部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壮族有自己独立的历史著作，自黄老始。因而，黄老不仅是是壮族人民的好儿子，也是中华民族的好儿子。”由此黄现璠有“壮族文化历史研究开拓与奠基者”盛名。
徳文版《世界名教授》书封面-内收黄现璠传记 文革结束后，黄现璠讲坛上雍，归读我书，潜心学问，操笔写志，继续殚精竭虑于壮族文化历史研究，穷半生之力，孜孜兀兀，没身而止，成《韦拔群评传》初稿三卷、《侬智高》初稿一卷、《壮族通史》提纲和部分书稿以及论文十余篇，又涉研他家，修改前稿，成《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初稿三卷、《古书解读基础知识》初稿一卷，凡二百万余字。其中以《侬智高》、《壮族通史》两稿，最使先生呕心沥血。前著出版后，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的史料，对广西历史上著名的壮族人物依智高及其起兵反宋的问题作了精辟的论述和深入研究，科学地评价了侬智高起义的性质和影响……”。《侬智高》是目前我国第一部论述壮族历史人物依智高的专著，它澄清了国朝近千年来一直被历代统治阶级诬蔑为“蛮寇”、被正统史家辱骂为“贼寇”的壮族民族英雄依智高的历史污名。《壮族通史》稿经门生整理补充合著成近七十万字宏篇巨著，出版后，专家评曰：“本书以丰富充实的史料为佐证，详尽地论述了壮族的起源，全面地介绍了壮族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经济、文化诸方面的发展状况。它是目前我国第一部壮族通史，本书丰富了我国少数民族的研究成果，也为壮族史的研究提供了较新，较全的资料……”。该书荣获1987至1990年度广西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为此黄现璠有“壮学宗师”之尊。正如识者明确指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民族识别三个阶段的工作里，费孝通、黄现璠、夏康农……等20世纪中国人类学界和民族学界的名家。以及大批学者、民族工作者作出了杰出的贡献。正是基于全国民族识别工作的研究成果，国务院先后公布了中国共有55个少数民族，加上汉族总共56个民族。通过科学研究和民族自愿原则决定民族成分，成为中国民族研究工作的创举，同时也引起了国际民族学界的广泛注意，得到很高的评价。”［12］晚年
黄现璠骨灰盒安放地：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园名由邓小平题写1979年，黄现璠右派冤案，平反昭雪，相继增补为第五届全国政协委员，当选为第一届“中国民族学学会”顾问，第一、二届“中国百越民族史研究会”副会长。黄现璠时已八十高龄，仍老当益壮，奋争朝夕，拄着拐杖，奔赴各地，投身社会、学术诸活动，在桂林主持召开全国性“百越民族史学术研讨会”，又创办“漓江业余大学”，担任校长，亲临授课。并尽全国政协委员之职，竭尽全力，为“反右”和“文革中蒙冤者伸张屈枉，四处奔走，向有关部门以至中央反映，每每为人为彻，使一位在“反右运动”中被错判“死缓”，在铁窗下已度过二十三个春秋的“政治犯”得以出狱。众多政治运动中蒙冤受屈又获先生一臂之助而得以昭雪者齐称先生为“黄青天”，盖自有由也。1981年12月18日夜，黄现璠赴市委书记家商谈有关“漓江业大”事宜，返途中，遭寒风，脑血管破裂，被迫入院治疗。翌年1月18日因病医治无效，驾鹤西归，最终圆满实现了其生前所立“为广西民族文化教育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之志，终岁八十三。为表彰其生平业绩，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将其骨灰盒安置于南宁“广西壮族自治区烈士陵园”，昭示后代。“书痴”中人
黄现璠教授诞生100周年座谈会会场黄现璠自少迷书，卷未一日离手，笔无一刻弗辍，兴起欣然忘食，至老依然如故。中岁时，某日与夫人刘丽华上街，先生边走边看书，突然“扑通”一声跌倒在地，抬头一望，原来撞着路边树干。黄现璠不顾头破血流，赶紧寻书检视，见卷未遭污损，方才破口一笑。好读如此，可谓“书痴”中人，然黄现璠博观书传，读破万卷，则书生之气甚淡，是以学以致用、文以载道尤为黄现璠平生读书所抱宗旨又力尚躬行使之然也。黄现璠于书，无所不窥，而每以“不通”自谦，尝言：“余平生所读之书，得‘通者’自觉少矣。”此非愚笨，诚为读书有得，又极虚心者，方肯出此语，故有学者评日：”学而不厌，诲人不倦’、‘不耻下间’是孔子讲的至理名言，但试问已经成了名，有了地位的名教授真正能按孔子这些话做的人有多少?说实在话，黄现璠教授是真正做到了这几句话的名师。”治学特点
黄现璠冶学，以“不学‘千人之诺诺，而作‘一夫之谔谔”’为座右铭，以经世致用为主，以疏通知远为要，以“民为本，君为轻”为主题，根柢于史，旁及诸家，淹贯古今，而法宗考据，生平持论，以为“大民族史观与教条主义是客观研究历史的最大障壁”，于是呼，欲辟奇论以砭庸陋，树新义而昭后学，自拓蹊径，穷探百世不见之论，积数十载苦研之功，推出惊世骇俗之说：“中国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我国少数民族历史大都未经历过奴隶社会”，冲破禁区，挑战群贤，提出“中国历史应重新分期”新见。故被学界尊为“无奴学派”领袖。［13］古今史家，有此论者（指中华各民族历史没有经历过奴隶社会的主张），黄现璠始也。标新立异乎?实事求是乎?自待历史评说。史论
黄现璠奖学金颁奖仪式黄现璠史论，总不肯蹈袭前人，从不泥显学之说，尤不为权威之见所惑，对风派奉命史观更不以为然，固以为历史研究法优于一切，尝谓：“凡研究一事一物，欲得其完全知识，不外三种方法：第一，科学研究法；第二，哲学研究法；第三，历史研究法。第一为事物‘当然’的研究。第二为事物‘所以然的研究：第三则兼此两者，不独为事物‘当然’的研究，且为事物‘所以然’的追求，以明其演进次序。”故先生将“历史科学与“历史哲学”的辩证统一，当作自己探究学问所欲达之最高境界。又以为所有历史，就其目的与意义而言，都是一部现代史，尝谓：研究历史，实为帮助我们明白自己和同胞以及人类的问题和希望。换言之，即为明了现在，所以研究历史，并非崇拜成例，一法古人也。”遂以今务为先。黄现璠也主张继承传统，但他承继的是历史科学之方法论传统，而非历史哲学之认识论传统。史观
其论上古史，成《中国殷代社会史》、《中国封建社会史》、《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尝谓：“后稷非农业发明者”，“周代无井田制”，“殷周农奴，并非奴隶”。殷商为领主封建社会雏形，周代为领主封建社会典型，皆非奴隶社会”。主张“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 其论断代史，成《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史讲稿》(经济史观)、《魏晋南北朝通史》、《隋唐五代史》三大卷，尝渭：“历代兴亡，主以经济要素使然，其他诸因，当为次之。”
黄现璠遗著《韦拔群评传》其论文化史，成《中国文化史讲稿》、《日本汉化史稿》两大卷，尝谓：“国无文化，唯民族有也。”“文化本位主义是文化专制主义的温床，而文化专制又是历代封建王朝实行民族压迫政策的思想武器，互为因果。”“只有认同中华各民族自身拥有的文化平等，才能真正实现各民族间的平等。”“日本神道传说实基于中国道家思想，而日本国之建立则基于吸收中国文化。日本近代史家关此所论，多违事实。” 其论现代史，成《旧民主主义革命史稿》两卷、《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讲稿》一卷，尝谓：“世人论中国近百年社会史，一般有封建社会、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三说，余以为实则皆非。从历史、经济、文化三方面考察，应为殖民性资本主义社会。” 其论少数民族史，成论文数十篇．尝谓：“中国少数民族历史大多末经历过奴隶社会。” 其论社会生活史，成《我国人民起居衣食生活之演变》（后改名《中国生活学-古代食衣住行研究》）三大卷，尝谓：”古今考据家凡论社会生活史，多以精深显其学，而疏其变迁沿革之究，佘以为偏执一端，必自闭其学，若要推陈出新，尤当重贯穿疏通。”由此推出史无前例的新学问“中国生活学”。 其论语言学，成《古书解读基础知识》一大卷，尝谓：“文字研究，不能割断历史，致意于中华各民族语言文字演变之迹及其相互影响之‘所以然’，尤为要也。” 傲睨古今，议多违俗，见悖显学，物论骇世，于古今众说无所不采，亦无所不扫，又无嫌鄙屑，是为先生问学释疑之显著特征。士林每赞黄现璠覃精史学与壮学，而寡见其学如此广博，诚为失焉。黄现璠史学
“黄现璠史学”，简言之，是指黄现璠学术中具有特质的史学。这种特质区别于他人史学，独具一格，故被学术界称之为“黄现璠史学”。 ［14］黄氏三重证据法
在古史研究上，黄现璠是最早突破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而建立“三重证据法”的学者之一。所谓“黄氏三重证据法”，是指黄现璠将文献史料、考古史料、口述史料三者结合起来的治史法，由黄现璠创始，故得名。［15］学术贡献
黄现璠于历史学、民族学、民俗学、壮学等方面作出的开拓性贡献已为世所公认。同时，他还是“中国生活学”和“生活人类学”概念的最早提出者。·生活人类学贡献
黄现璠在对人类学和中国生活学长年研究和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重要的人类学理论概念，即“生活人类学”，此为世界人类学中史无前例的概念，为黄现璠首创。·中国生活学贡献
正如识者指出：“‘中国生活学’是黄现璠先生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即已提出的构想，目前在中国史学界仍属首倡，具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16］评价
黄现璠终身布衣，一世清贫，极重躬行，经历传奇，轶事无穷，而最堪为人称道处，即其人格。立身处世，光明磊落，屹然雅操。入世时必露锋芒，执言仗义，从“左派”沦为“右派”，尤磨而不磷，涅而不缁，一如既往，每闻世间不义事，即刻奋袂攘襟，拍案而起。出世时则随遇而安，淡泊名利，归我学海，以朝夕神交古人为乐。望之凝重如山岳，近之温和如醇酒，硕德高风，不言而化，有口皆碑，是为黄现璠生命史上最辉煌可贵之处。其学如海，其德如山，深博高远，盖壮族学人，自古迄今，未之有比者，非过誉也。·享誉国际的学术大家
英文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 一、国际著名出版发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于2010年5月31日编辑出版了《中国人类学家黄现璠》（英文书名《Chinese Anthropologists Huang Xianfan》）。本书对黄现璠的学术生涯进行了全面叙述，特别是对黄现璠的人类学调查经历及其成果进行了详介和中肯评价，属西方出版界难得一见的一本有关中国人类学先驱学者的传记。（见原书摘要） 二、2010年5月7日，国际著名出版发行公司“General Books LLC”编辑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学家》（英文版，英文书名《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istorians》，国际书号总号13：9781155788609，分号10：1155788605），内收黄现璠（Huang Xianfan）、郭沫若（Guo Moruo）、季羡林（Ji Xianlin）、顾颉刚（Gu Jiegang）、翦伯赞（Jian Bozan）、朱谦之（Zhu Qianzhi）、杨继绳（Yang Jisheng）、薛宗正（Xue Zongzheng）（按书封面英文名先后顺序排名）等一批弛名世界的史学大家。（左图）黄青天
冯中琳先生于20世纪50年代在广西师范学院物理系读书时并不认识黄现璠，只知道他是历史系的一位著名老教授。在1957年那个不平常的日子里，由于人所共知的原因，黄现璠一夜之间成了大右派分子。而冯先生当时作为一名物理系的学生，为了帮助党整风以及响应“知无不言，言无不尽”的号召，对当时存在的一些社会现象和鸣放中提出的一些问题，毫无顾忌的表达过自己的见解，说了一些心里话。后来又因为他没有和右派分子“划清界线”，还同情和支持右派分子，加上他成份不好，为此，厄运接踵而至，先是被补划为右派分子，然后在当时那种指鹿为马的社会环境下，他又不堪忍受种种咄咄逼人的压力，被迫离校出走，从而罪上加罪，被打成反革命，由公安机关抓捕判刑收监。当时，他是服刑不服罪，又从监狱两次逃跑，被捕后罪加数等，成了“罪大恶极”的死刑犯，后改为无期徒刑，在铁窗下度过了二十三个春秋。
瑞典文版《中国历史人物》内收黄现璠传记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开始了拨乱反正，不少冤假错案得以平反昭雪。1979年8、9月间，冯先生得知与他同校的当时被划为右派的老师和学生很多都得到了平反，他开始写申诉，至1980年底，他已向各级有关部门发出了二百多封申诉信，但都石沉大海，偶尔也收到一些互相扯皮推诿的“答复”，如当时学校的答复说“他是由公安机关逮捕的，不是在学校逮捕的，不属于复查的范围，只负责把他的申诉转给市公安局和法院。”而法院的复函却说：“他在整风期间，有严重的右派言论，他不应趁落实政策之机进行翻案活动”等等。那时，由于冯先生的牵累，他家里的亲人都已先后去世，只剩他孤然一身，所以在外面也没有亲人帮他申诉和上访。正当他陷于绝望之时，一次偶然的机会，从一张旧《人民日报》上看到了黄现璠教授获平反后担任全国政协委员重新工作的消息，一个念头涌上心来：是否找黄教授帮帮忙呢。但转念一想，又否定了这种想法。虽然黄教授过去也被打成右派，遭遇相同，但两人并不在一个系，素昧平生，非亲非故，黄教授会帮这个忙吗？ 但当时冯先生已经山穷水尽，自然顾不得那么多，抱着试试看的心情，他把申诉信寄给了黄现璠教授。不久就收到了黄教授的一封热情洋溢的回信。信中谈到除了非常同情冯先生的遭遇外还表示愿对解决他的问题“愿尽绵薄之力”。同时安慰冯先生说：“现在学校的右派已全部得到平反，叫他耐心等待”。此后，冯先生老师的许多申诉信，都是由黄教授帮发出的，并且还帮他代付了不少邮费。那时黄现璠已是全国政协委员，工作繁忙，年事已高，可是为了冯先生的问题，黄现璠不遗余力到处为他奔走呼吁，不仅把冯先生的申诉书拿到学校，要求解决他的问题，到市里开会，还把他的申诉书带去，交给有关领导；到自治区开会把它带到南宁；上北京开会把它带到中央，逐级反映冯先生的问题，并把其问题作为提案提了出来。 
西班牙文版-《中国古今名作家》- 内收老子、董仲舒、曹操、黄现璠、墨子等人1981年初，那还是个寒冷的季节，听说中央有个代表团来广西处理冤假错案的遗留问题，住在榕湖饭店，黄现璠不顾81岁高龄，拄着拐杖，徒步往返几十里之遥，亲自来到榕湖饭店，把冯先生的申诉书交到代表团手中，反映他的情况。由于黄现璠无数次地向各级政府相关部门反映，终使冯先生的沉冤得到解决，于1981年8月获得平反昭雪而无罪释放，结束了23年蒙冤受屈的牢狱生活，重返广西师院物理系工作。 冯中琳先生回到桂林，第一个就是去看望黄现璠，那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见问题已得到解决，黄现璠很高兴，同时说道：“如果你的问题还没得到解决，下次去北京我要亲自去找胡耀邦”。在平反冤假错案期间，黄现璠协助政府在这方面做了不少的工作，同冯中琳类似情况的一些冤假错案受害者，不少人都是在黄现璠的积极反映下最终使问题得到解决，因而黄现璠曾被广西壮族自治区检察厅原检察长徐冮萍称为“黄青天”。［17］学术成果
黄现璠遗著《壮族通史》黄现璠一生著述丰硕，曾编、著、译有《中国通史纲要》（合著）三册、《高中外国史》（两册）、《元代农民之生活》、《唐代社会概略》、《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广西僮族简史》、《古书解读入门》、《汉族的形成》、《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合著）、《侬智高》 、《壮族通史》（合著）、《古书解读初探——黄现璠学术论文选》等著作，相继发表过《周代无井田制》、《我国坐俗古今之变》、《吸烟风俗传播考》、《我国服装演变之研究》、《黔桂边区教育散记》、《殷周社会初考》、《土司制度在桂西》、《壮族女将瓦氏领兵抗倭》、《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民族调查与研究近40年的回顾与思考》、《试论西方“民族”术语的起源、演变和异同》等史学及民族学论文80余篇，研究范围涉及中国通史、先秦史、中古史、社会生活史、文化史、民族学、语言学、壮学等领域，学术造诣精深，开拓性学术成就斐然，所著《唐代社会概略》被公认为20世纪第一部关于唐代社会史研究的专著；所著《宋代太学生救国运动》被公认为20世纪第一部关于中国学生运动史研究的专著；他在20世纪40年代发表的大量有关社会生活史研究的论文，成为中国现代社会生活史研究的先驱成果；所著《广西僮族简史》和《壮族通史》被公认为中国第一部关于壮族历史文化研究的简史和通史；所撰《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一文，被公认为改革开放新时期推出的第一篇主张“无奴隶社会”论文，影响十分广泛；所著《中国历史没有奴隶社会》一书，被公认为20世纪中国学术界主张中华民族史“无奴隶社会”的第一部专著；所撰《试论“中国生活学”的构建》论文，为建设中国生活学这一学术新学科提供了重要指南。他最早提出的“广西壮族土著说”、“侬智高起兵反宋正义说”，皆为后学宗之，现已成为定说；他主张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跳跃论”或“跨越论”，受到史学界极大关注，从而成为“无奴学派”创始人。黄现璠故居
渠思屯黄现璠故居 黄现璠一生中居住生活过的地方有数处，以时间相对较长的居住处而言，黄现璠故居一共有四处，一处在其出生地扶绥县渠旧镇三合村渠思屯，另三处在桂林市。目前保存完好的只有渠思屯黄现璠故居，属其孙子黄君定继承的祖传产业，并由其管理。黄现璠先生于1916年（17岁）为能续学，入赘富家黄氏，遵俗改姓黄，将乳名“阿美”之美字改为“璠”，以黄家“现”字辈排名，取名“现璠”，并开始在此居住，直到1922年离开家乡外出读书。偶尔返回家乡从事少数民族调查时曾短住于此。他居住于此时使用过的物品，部分至今保存完好，在故居均有陈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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