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居易

白居易画像　　白居易（772～846年)，字乐天，号“香山居士”，中国唐代诗人。生于唐代宗大历七年巩县（今河南巩义），祖籍山西太原，卒于武宗会昌六年。贞元进士，官至校书郎、赞善大夫，后因宰相武元衡事贬江州司马。长庆年间（821年-824年）任杭州刺史，宝历二年（825年），调任苏州刺史，后任太子少傅，因不缘附党人，乃移病分司东都。会昌二年，以刑部尚书致仕，最后卒于洛阳的香山。白居易文章精切，尤工诗，作品平易近人，老妪能解，是新乐府运动的倡导者。晚年放意诗酒，号“醉吟先生”。初与元稹相酬咏，号为“元白”，又与刘禹锡齐名称为“刘白”。有《长庆集》诗二十卷，《后集》诗十七卷，《别集补遗》二卷。白居易早年热心济世，强调诗歌的政治功能，并力求通俗，所作《新乐府》、《秦中吟》共六十首，确实做到了“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与杜甫的“三吏”、“三别”同为著名的诗史。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瑟瑟行》则代表他艺术上的最高成就。中年在官场中受了挫折，“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开”，但仍写了许多好诗，为百姓做过许多好事，杭州西湖至今留着纪念他的白堤。晚年寄情山水，也写过一些小词。赠刘禹锡诗云：“古歌旧曲君休听，听取新词《杨柳枝》”，可见他曾自度一些新词。其中《花非花》一首，颇具朦胧之美，后世词人如欧阳修、张先、杨慎都极为赞赏。白居易故居纪念馆座落于洛阳市郊。白园（白居易墓）坐落在洛阳城南琵琶峰。

生平简介

白居易像白居易，字乐天，下邽人。贞元中，擢进士第，补校书郎。元和初，对制策，入等，调盩厔尉、集贤校理。寻召为翰林学士，左拾遗，拜赞善大夫。以言事贬江州司马，徙忠州刺史。穆宗初，征为主客郎中、知制诰。复乞外，历杭、苏二州刺史。文宗立，以秘书监召，迁刑部侍郎。俄移病，除太子宾客分司东都，拜河南尹。开成初，起为同州刺史，不拜。改太子少傅。会昌初，以刑部尚书致仕。卒赠尚书右仆射，谥曰文。自号醉吟先生，亦称香山居士。与同年元稹酬咏，号元白。与刘禹锡酬咏，号刘白。《长庆集》诗二十卷，《后集》诗十七卷，《别集补遗》二卷。今编诗三十九卷。　　大历七年（７７２）生于新郑（今河南省新郑县）。他生活在官宦擅权、藩镇割据、民不聊生的中唐时期；家庭政治地位属中下层。因西河兵乱，十一二岁则避乱江南，漂泊于苏、杭、越中一带。青少年时代刻苦攻读，以祈振兴家道。十五六岁的时候，他带著美好旳幻想来到了长安，以《赋得古原草送别》一诗崭露头角，得到老前辈顾況的赏识。他在长安得了一些日子，逐渐感到周围的冷漠与污浊。他知道长安不可能有自己的进身之阶，最后便失望地离去。　　二十九岁那年，白居易考取了进士。元和元年（８０６）四月，宪宗策试贤良方正能言直谏科举人。皇甫湜、牛僧孺、李宗闵在对策中苦诋时政，忤犯宦官，结果因宦官反对不得居上第，考策官、复策官亦遭贬斥。白居易愤然上书，主持公道。他因直言敢谏，为执政者所忌。　　元和十年，藩镇李师道、不承宗遣人到长安刺杀宰相武元衡。白居易上疏请急捕贼，以雪国恥，为执政者所恶，以莫须有的罪名贬江州司马。自此沦落天涯，悲愤悒郁。　　元和十三年十二月，白居易迁忠州刺史，政治上有了转机。他吸取过去的教训，采取明保身、随遇而安的处世态度，并从此心向佛、道。长庆元年（８２１），任尚书主客郎中，知制诰，又转上柱国，可谓官运亨通。为避免卷进政治斗爭漩涡，他请求外迁，先后任杭州、苏州刺史。在杭州任上，他疏理六井、筑堤蓄水，以利灌溉。离任之时，他还将治水要领写成《钱唐湖石记》，刊于石上，使继任者知晓。据说离开杭州时，他把官俸留在州库，作为公家缓急之需。他为官认真，深得百姓爱戴，任满离苏时，父老泣别，相送十里。大和元年（８２７），改任秘书监，又回到了长安。大和二年正月，授部侍郎。次年，白居易五十八岁了，他深感年老力乏、宦途多险，便決意引退。春天，以太子宾客分司东都，自此长别帝京。在东都洛阳，他过书”中隐”的生活。既可保富贵，又能远祸全身。会昌六年（８４６）逝于洛阳。相传他去世之后，在洛阳龙门过往的行人，都到他墓前逦酒祭奠，以致墓前方丈之土，常成泥泞。

·《旧唐书》传

白居易,字乐天，太原人。北齐五兵尚书建之仍孙。建生士通，皇朝利州都督。士通生志善，尚衣奉御。志善生温，检校都官郎中。温生鍠，历酸枣、巩二县令。鍠生季庚，建中初为彭城令。时李正己据河南十馀州叛。正己宗人洧为徐州刺史，季庚说洧以彭城归国，因授朝散大夫、大理少卿、徐州别驾，赐绯鱼袋，兼徐泗观察判官，历衢州、襄州别驾。自鍠至季庚，世敦儒业，皆以明经出身。季庚生居易。初，建立功于高齐，赐田于韩城，子孙家焉，遂移籍同州。至温，徙于下邽，今为下邽人焉。居易幼聪慧绝人，襟怀宏放。年十五六时，袖文一篇，投著作郎吴人顾况。况能文，而性浮薄，后进文章无可意者。览居易文，不觉迎门礼遇，曰：“吾谓斯文遂绝，复得吾子矣!”贞元十四年(学颉按：应为十六年)，始以进士就试，礼部侍郎高郢擢升甲科，吏部判入等，授秘书省校书郎。元和元年四月，宪宗策试制举人，应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策入第四等授周至县尉、集贤校理。居易文辞富艳，尤精于诗笔。自雠校至结绶畿甸，所著歌诗数十百篇，皆意存讽赋，箴时之病，补政之缺,而士君子多之，往往流闻禁中。章武皇帝纳谏思理，渴闻谠言。二年十一月，召入翰林，为学士。三年五月，拜左拾遗。居易自以逢好文之主，非次拔擢，欲以生平所贮，仰酬恩造。拜命之日，献疏言事，曰：“蒙恩授臣左拾遗，依前翰林学士，已与崔群同状陈谢，但言忝冒，未吐衷诚；今再渎宸严，伏惟重赐详览。臣谨按《六典》：左右拾遗，掌供奉讽谏，凡发令举事，有不便于时、不合于道者，小则上封，大则廷诤。其选甚重，其秩甚卑。所以然者，抑有由也。大凡人之情，位高则惜其位，身贵则爱其身；惜位则偷合而不言，爱身则苟容而不谏，此必然之理也。故拾遗之置，所以卑其秩者，使位未足惜，身未足爱也；所以重其选者，使下不忍负心，上不忍负恩也。夫位不足惜，恩不忍负，然后能有阙必规，有违必谏。朝廷得失无不察，天下利病无不言。此国朝置拾遗之本意也。由是而言，岂小臣愚劣暗懦所宜居之哉?况臣本乡校竖儒，府县走吏，委心泥滓，绝望烟霄。岂意圣慈擢居近职，每宴饮无不先预，每庆赐无不先沾，中厩之马代其劳，内厨之膳给其食。朝惭夕惕，已逾半年；尘旷渐深，忧愧弥剧。未伸微效，又擢清班。臣所以授官以来，仅经十日，食不知味，寝不遑安，唯思粉身以答殊宠，但未获粉身之所耳。 “今陛下肇临皇极，初受鸿名，夙夜忧勤，以求致理。每施一政、举一事，无不合于道、便于时者。万一事有不便于时者，陛下岂不欲闻之乎?万一政有不合于道者，陛下岂不欲知之乎?倘陛下言动之际，诏令之间，小有阙遗，稍关损益，臣必密陈所见，潜献所闻，但在圣心裁断而已。臣又职在禁中，不同外司，欲竭愚诚，合先陈露。伏希天鉴，深察赤诚。” 居易与河南元稹相善，同年登制举，交情隆厚。稹自监察御史谪为江陵府士曹掾，翰林学士李绛、崔群上前面论稹无罪。居易累疏切谏，曰：“臣昨缘元稹左降，频已奏闻。臣内察事情，外听众议，元稹左降有不可者三。何者?元稹守官正直，人所共知。自授御史已来，举奏不避权势。只如奏李佐公等事，多是朝廷亲情。人谁无私，因以挟恨。或假公议，将报私嫌。遂使诬谤之声，上闻天听。臣恐元稹左降以后，凡在位者，每欲举职，必先以稹为戒，无人肯为陛下当官守法，无人肯为陛下嫉恶绳愆。内外权贵亲党，纵有大过大罪者，必相容隐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知。此其不可者一也。昨元稹所追勘房式之事，心虽徇公，事稍过当。既从重罚，足以惩违，况经谢恩，旋又左降。虽引前事以为责辞，然外议喧喧，皆以为稹与中使刘士元争厅，因此获罪。至于争厅事理，已具前状奏陈。况闻士元蹋破驿门，夺将鞍马，仍索弓箭，吓辱朝官。承前已来，未有此事。今中官有罪，未闻处置；御史无过，却先贬官。远近闻知，实损圣德。臣恐从今已后，中官出使，纵暴益甚，朝官受辱，必不敢言；纵有被凌辱殴打者，亦以元稹为戒，但吞声而已。陛下从此无由得闻。此其不可二也。臣又访闻元稹自去年以来，举奏严砺在东川日,枉法没入平人资产八十馀家；又奏王绍违法给券，令监军押柩及家口入驿；又奏裴玢违敕征百姓草；又奏韩皋使军将封杖打杀县令。如此之事，前后甚多。属朝廷法行，悉有惩罚。计天下方镇，怒元稹守官。今贬为江陵判司，即是送与方镇，从此方便报怒，朝廷何由得知?伏闻德宗时，有崔善贞者，告李錡必反，德宗不信，送与李錡，錡掘坑炽火，烧杀善贞。未数年，李錡果反，至今天下为之痛心。臣恐元稹贬官，方镇有过，无人敢言，陛下无由得知不法之事。此其不可者三也。若无此三不可，假如朝廷误左降一御史，盖是小事，臣安敢烦渎圣听，至于再三。诚以所损者深，所关者大。以此思虑，敢不极言?”疏入不报。又，淄青节度使李师道进娟，为魏征子孙赎宅，居易谏曰：“征是陛下先朝宰相，太宗尝赐殿材成其正室，尤与诸家第宅不同。子孙典贴，其钱不多，自可官中为之收赎。而令师道掠美，事实非宜。”宪宗深然之。上又欲加河东王锷平章事。居易谏曰：“宰相是陛下辅臣，非贤良不能当此位。锷诛剥民财，以市恩泽，不可使四方之人谓陛下得王锷进奉，而与之宰相，深无益于圣朝。”乃止。王承宗拒命，上令神策中尉吐突承璀为招讨使，谏官上章者十七八。居易面论，辞情切至。既而又请罢河北用兵，凡数千百言，皆人之难言者。上多听纳。唯谏承璀事切，上颇不悦，谓李绛曰：“白居易小子，是联拔擢致名位，而无礼于联，联实难奈!”绛对曰：“居易所以不避死亡之诛，事无巨细必言者，盖酬陛下特力拔擢耳，非轻言也。陛下欲开谏诤之路，不宜阻居易言。”上曰：“卿言是也。”由是多见听纳。五年，当改官。上谓崔群曰：“居易官卑俸薄，拘于资地，不能超等，其官可听自便奏来。”居易奏曰：“臣闻姜公辅为内职，求为京府判司，为奉亲也。臣有老母，家贫养薄，乞如公辅例。”于是，除京兆府户曹参军。六年四月，丁母陈夫人之丧，退居下封。九年冬，入朝，授太子左赞善大夫。十年七月，盗杀宰相武元衡，居易首上疏论其冤，急请捕贼，以雪国耻。宰相以宫官非谏职，不当先谏官言事。会有素恶居易者，掎摭居易，言浮华无行，其母因看花堕井而死，而居易作《赏花》及《新井》诗，甚伤名教，不宜置彼周行。执政方恶其言事，奏贬为江表刺史。诏出，中书舍人王涯上疏论之，言居易所犯状迹，不宜治郡。追诏授江州司马。居易儒学之外，尤通释典。常以忘怀处顺为事，都不以迁谪介意。在湓城，立隐舍于庐山遗爱寺。尝与人书言之，曰：“予去年秋始游庐山，到东西二林间香炉峰下，见云木泉石，胜绝第一，爱不能舍，因立草堂。前有乔松十数株，修竹千馀竿，青萝为墙援，白石为桥道，流水周于舍下，飞泉落于檐间，红榴白莲，罗生池砌。”居易与凑、满、朗、晦四禅师，追永、远、宗、雷之迹，为人外之交。每相携游咏，跻危登险，极林泉之幽邃。至于翛然顺适之际，几欲忘其形骸。或经时不归，或逾月而返。郡守以朝贵遇之，不之责。时元稹在通州，篇咏赠答往来，不以数千里为远。尝与稹书，因论作文之大旨曰：“夫文尚矣，三才各有文；天之文，三光首之；地之文，五材首之；人之文，《六经》首之。就《六经》言，《诗》又首之。何者?圣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感人心者，莫先乎情，莫始乎言，莫切乎声，莫深乎义。诗者，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上自贤圣，下至愚呆，微及豚鱼，幽及鬼神，群分而气同，形异而情一，未有声入而不应，情交而不感者。圣人知其然，因其言，经之以六义；缘其声，纬之以五音。音有韵，义有类。韵协则言顺，言顺则声易入；类举则情见，情见则感易交。于是乎孕大含深，贯微洞密，上下通而二气泰，忧乐合而百志熙。二帝三王所以直道而行、垂拱而理者，揭此以为大柄，决此以为大窦也。故闻‘元首明，股肱良’之歌，则知虞道昌矣。闻五子洛讷之歌，则知夏政荒矣。言者无罪，闻者作诫，言者闻者，莫不两尽其心焉。洎周衰秦兴，采诗官废，上不以诗补察时政，下不以歌泄导人情，用至于谄成之风动，救失之道缺。于时六义始□矣。《国风》变为《骚辞》，五言始于苏、李。《诗》《骚》皆不遇者各系其志，发而为文。故河梁之句，止于伤别；泽畔之吟，归于怨思，仿徨抑郁，不暇及他耳。然去《诗》未远，梗概尚存。故兴离别则引双凫一雁为喻。讽君子小人则引香草恶鸟为比，虽义类不具，犹得风人之什二三焉。于时六义始缺矣。晋、宋已还，得者盖寡。以康乐之奥博，多溺于山水；以渊明之高古，偏放于田园。江、鲍之流，又狭于此。如梁鸿《五噫》之例者，百无一二。于时六义寝微矣。陵夷至于梁、陈间，率不过嘲风雪、弄花草而已。噫!风雪花草之物，三百篇中岂舍之乎!顾所用何如耳。设如‘北风其凉’，假风以刺虐；“雨雪霏霏”，因雪以愍征役；“棠棣之华”，感华以讽兄弟；“采采苤苡”，美草以乐有子也。皆兴发于此而义归于彼，反是者，可乎哉?然则“馀霞散成绮，澄江净如练”、“归花先委露，别叶乍辞风”之什，丽则丽矣，吾不知其所讽焉。故仆所谓嘲风雪、弄花草而已。于时六义尽去矣。唐兴二百年，其间诗人不可胜数，所可举者，陈子昂有《感遇诗》二十首，鲍防《感兴诗》十五篇。又诗之豪者，世称李、杜。李之作，才矣奇矣，人不迨矣；索其风雅比兴，十无一焉。杜诗最多，可传者千馀首，至于贯穿古今，覼缕格律，尽工尽善，又过于李焉。然撮其《新安》、《石壕》、《潼关吏》、《芦子关》、《花门》之章，“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之句，亦不过十三四。杜尚如此，况不迨杜者乎?仆常痛诗道崩坏，忽忽愤发，或废食辍寝，不量才力，欲扶起之。嗟乎!事有大谬者，又不可一二而言，然亦不能不粗陈于左右。 “仆始生六七月时，乳母抱弄于书屏下，有指“之”字“无”字示仆者，仆口未能言，心已默识。后有问此二字者，虽百十其试，而指之不差。则知仆宿习之缘，已在文字中矣。及五六岁，便学为诗。九岁，谙识声韵。十五六，始知有进士，苦节读书。二十已来，昼课赋，夜课书，间又课诗，不遑寝息矣。以至于口舌成疮，手肘成胝，既壮而肤革不丰盈，未老而齿发早衰白，瞀然如飞绳垂珠在眸子中者，动以万数，盖以苦学力文之所致。又自悲矣！家贫多故，年二十七，方从乡赋。既第之后，虽专于科试，亦不废诗。及授校书郎时，已盈三四百首。或出示交友如足下辈，见皆谓之工，其实未窥作者之域耳。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是时，皇帝初即位，宰府有正人，屡降玺书，访人急病。仆当此日，擢在翰林，身是谏官，月请谏纸，启奏之间，有可以救济人病，裨补时阙，而难于指言者，辄咏歌之，欲稍稍进闻于上。上以广宸听，副忧勤；次以酬恩奖，塞言责；下以复吾平生之志。岂图志未就而悔已生，言未闻谤已成矣。又请为左右终言之。凡闻仆《贺雨》诗，众口籍籍，以为非宜矣。闻仆《哭孔戡》诗，众面脉脉，尽不悦矣。闻《秦中吟》，则权豪贵近者，相目而变色矣。闻《登乐游园》寄足下诗，则执政柄者扼腕矣。闻《宿紫阁村》诗，则握军要者切齿矣。大率如此，不可遍举。不相与者，号为沽誉，号为诋讦，号为讪谤。苟相与者，则如牛僧孺之诫焉。乃至骨肉妻孥，皆以为我非也。其不我非者，举世不过三两人。有邓鲂者，见仆诗而喜，无何鲂死。有唐衢者，见仆诗而泣，未几而衢死。其馀即足下，足下又十年来困踬若此。呜呼!岂六义四始之风，天将破坏，不可支持耶?抑又不知天意不欲使下人病苦闻于上耶?不然，何有志于诗者不利若此之甚也! “然仆又自思关东一男子耳，除读书属文外，其他懵然无知。乃至书画棋博可以接群居之欢者，一无通晓，即其愚拙可知矣。初应进士时，中朝无缌麻之亲，达官无半面之旧，策蹇步于利足之途，张空拳于战文之场。十年之间，三登科第。名落众耳，迹升清贯，出交贤俊，入侍冕旒，始得名于文章，终得罪于文章，亦其宜也。日者闻亲友间说，礼，吏部举选人，多以仆私试赋判为准的，其馀诗句，亦往往在人口中。仆恧然自愧，不之信也。及再来长安，又闻有军使高霞寓者，欲聘娼妓，妓大夸曰：“我诵得白学士《长恨歌》，岂同他哉?”由是增价。又足下书云：到通州日，见江馆柱间，有题仆诗者。何人哉?又昨过汉南日，适遇主人集众娱乐他宾，诸妓见仆来，指而相顾曰：此是《秦中吟》、《长恨歌》主耳。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孀妇、处女之口，每有咏仆诗者。此诚雕篆之戏，不足为多；然今时俗所重，正在此耳。虽前贤如渊、云者，前辈如李、杜者，亦未能忘情于其间。古人云‘名者公器，不可多取’。仆是何者，窃时之名已多。既窃时名，又欲窃时之富贵，使已为造物者，肯兼与之乎?今之屯穷，理固然也。况诗人多蹇，如陈子昂、杜甫，各授一拾遗，而屯剥至死。孟浩然辈不及一命，穷悴终身。近日孟郊六十，终试协律。张籍五十，未离一太祝。彼何人哉!况仆之才，又不迨彼。今虽谪佐远郡，而官品至第五，月俸四五万，寒有衣，饥有食，给身之外，施及家人，亦可谓不负白氏之子矣!微之微之!勿念我哉! “仆数月来，检讨囊帙中，得新旧诗，各以类分，分为卷目。自拾遗来，凡所遇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至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共一百五十首，谓之讽谕诗。又或退公独处，或卧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性情者一百首，谓之闲适诗。又有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一百首，谓之感伤诗。又有五言、七言、长句、绝句，自百韵至两韵者四百馀首，谓之杂律诗。凡为十五卷，约八百首。异时相见，当尽致于执事。微之!古人云：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仆虽不肖，常师此语。大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宴鸿，寂兮寥兮，奉身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故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其馀杂律诗，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者，但以亲朋合散之际，取其释恨佐欢，今铨次之间，未能删去，他时有为我编集斯文者，略之可也。微之!夫贵耳贱目，荣古陋今，人之大情也。仆不能远征古旧，如近岁韦苏州歌行，才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今之秉笔者，谁能及之?然当苏州在时，人亦未甚爱重，必待身后，人始贵之。今仆之诗，人所爱者，悉不过杂律诗与《长恨歌》已下耳。时之所重，仆之所轻。至于讽谕者，意激而言质；闲适者，思淡而辞迂。以质合迂，宜人之不爱也。今所爱者，并世而生，独足下耳。然百千年后，安知复无如足下者出，而知爱我诗哉?故自八九年来，与足下小通则以诗相戒，小穷则以诗相勉，索居则以诗相慰，同处则以诗相娱，知吾罪吾，率以诗也。如今年春游城南时，与足下马上相戏，因各诵新艳小律，不杂他篇。自皇子陂归昭国里，迭吟递唱，不绝声者二十里馀。樊、李在傍，无所措口，知我者以为诗仙，不知我者以为诗魔。何则?劳心灵，役声气，连朝接夕，不自知其苦，非魔而何?偶同人当美景，或花时宴罢，或月夜酒酣，一咏一吟，不觉老之将至，虽骖鸾鹤、游蓬瀛者之适，无以加于此焉，又非仙而何?微之微之!此吾所以与足下外形骸，脱踪迹，傲轩鼎，轻人寰者，又以此也。当此之时，足下兴有馀力，且欲与仆悉索还往中诗，取其尤长者，如张十八古乐府，李二十新歌行，卢、杨二秘书律诗，窦七、元八绝句，博搜精掇，编而次之，号为《元白往还集》。众君子得拟议于此者，莫不踊跃欣喜，以为盛事。嗟乎!言未终而足下左转，不数月而仆又继行，心期索然，何日成就?又可为之太息矣! “仆常语足下：凡人为文，私于自是不忍于割截，或失于繁多，其间妍媸，益又自惑，必待交友有公鉴无姑息者，讨论而削夺之，然后繁简当否，得其中矣。况仆与足下为文，尤患其多；己尚病之，况他人乎?今且各纂诗笔，粗为卷第，待与足下相见日，各出所有，终前志焉。又不知相遇是何年?相见是何地?溘然而至，则如之何？微之微之知我心哉! 浔阳腊月，江风苦寒，岁暮鲜欢，夜长少睡，引笔辅纸，悄然灯前，有念则书，言无铨次，勿以繁杂为倦，且以代一夕一之话言也。”居易自叙如此，文士以为信然。十三年冬，量移忠州刺史。自浔阳浮江上峡。十四年三月，元稹会居易于峡口，停舟夷陵三日。时季弟行简从行。三人于峡州西二十里黄牛硖口石洞中，置酒赋诗，恋恋不能诀。南宾郡当峡路之深险处也，花木多奇。居易在郡，为《木莲》、《荔枝图》寄朝中亲友，各记其状。曰：“荔枝生巴峡间，形圆如帷盖。叶如桂，冬青；华如橘，春荣；实如丹，夏熟；朵如蒲萄，核如枇杷，壳如红缯，膜如紫绡，瓤肉莹白如雪，浆液甘酸如醴酪。大略如此，其实过之。若离本枝，一日而色变，二日而香变，三日而味变，四五日外，色香味尽去矣。”“木莲大者高四五丈，巴民呼为黄心树，经冬不凋。身如青杨，有白文；叶如桂，厚大无脊；花如莲，香色艳腻皆同，独房蕊有异，四月初始开，自开迨谢，仅二十日。元和十四年夏，命道士毋丘元志写之。惜其遐僻，因以三绝赋之。”有“天教抛掷在深山”之句，咸传于都下，好事喧然模写。其年冬(按：应为十五年夏)，召还京师，拜司门员外郎。明年，转主客郎中知制诰，加。朝散大夫，始著绯。时元稹亦征还为尚书郎知制诰，同在纶阁。长庆元年三月，受诏与中书舍人王起复试礼部侍郎钱徽下及第人郑郎等一十四人。十月，转中书舍人。十一月，穆宗亲试制举人，又与贾□、陈岵为考策官。凡朝廷文字之职，无不首居其选。然多为排摈，不得用其才。时天子荒纵不法，执政非其人，制御乖方，河朔复乱。居易累上疏论其事，天子不能用，乃求外任。七月，除杭州刺史。俄而元稹罢相，自冯翊转浙东观察使，交契素深，杭、越邻境，篇咏往来。不间旬浃。尝会于境上，数日而别。秩满，除太子左庶子分司东都。宝历中，复出为苏州刺史。文宗即位，征拜秘书监，赐金紫。九月上诞节，召居易与僧惟澄、道士赵常盈对御讲论于麟德殿。居易论难锋起，辞辨泉注。上疑宿构，深嗟挹之。大和二年正月，转刑部侍郎，封晋阳县男，食邑三百户。三年，称病东归，求为分司官，寻除太子宾客。居易初对策高第，擢入翰林，蒙英主特达顾遇，颇欲奋厉效报，苟致身于□谟之地，则兼济生灵。蓄意未果，望风为当路者所挤，流徙江湖，四五年间，几沦蛮瘴。自是宦情衰落，无意于出处，唯以逍遥自得，吟咏性情为事。大和巳后，李宗闵、李德裕朋党事起，是非排陷，朝升暮黜，天子亦无如之何。杨颖士、杨虞卿与宗闵善。居易妻，颖士从父妹也。居易愈不自安，惧以党人见斥，乃求致身散地，冀于远害，凡所居官，未尝终秩，率以病免，固求分务，识者多之。五年，除河南尹。七年，复授太子宾客分司。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蛮子者，能歌善舞。居易既以尹正罢归、每独酌赋咏于舟中，因为《池上篇》，曰：“东都风土水木之胜在东南偏，东南之胜在履道里，里之胜在西北隅，西閈北垣第一第，即白氏叟乐天退老之地。地方十七亩，屋室三之一，水五之一，竹九之一，而岛树桥道间之。初，乐天既为主，喜且曰：虽有池台，无粟不能守也。乃作池东粟廪。又曰：虽有子弟，无书不能训也。乃作池北书库。又曰：虽有宾朋，无琴酒不能娱也。乃作池西琴亭，加石樽焉。乐天罢杭州刺史，得天竺石一、华亭鹤二以归。始作西平桥，开环池路。罢苏州刺史时，得太湖石五、白莲、折腰菱、青板舫以归。又作中高桥，通三岛迳。罢刑部侍郎时，有粟千斛，书一车，洎臧获之习管磬弦歌者指百以归。先是，颖川陈孝仙与酿酒法，味甚佳。博陵崔晦叔与琴，韵甚清。蜀客姜发授《秋思》，声甚淡。弘农杨贞一与青石三，方长平滑，可以坐卧。大和三年夏，乐天始得请为太子宾客，分秩于洛下，息躬于池上。凡三任所得，四人所与，洎吾不才身，今率为池中物。每至池风春，池月秋，水香莲开之旦，露清鹤唳之夕，拂杨石，举陈酒，援崔琴，弹《秋思》，颓然自适，不知其他。酒酣琴罢，又命乐童登中岛亭，合奏《霓裳散序》，声随风飘，或凝或散，悠扬于竹烟波月之际者久之。曲未竟，而乐天陶然石上矣。睡起偶咏，非诗非赋，阿龟握笔，因题石间。视其粗成韵章，命为《池上篇》云。 “十亩之宅，五亩之园。有水一池，有竹千竿。勿谓土狭，勿谓地偏；足以容膝，足以息肩。有堂有亭，有桥有船；有书有酒，有歌有弦。有叟在中，白须飒然；识分知足，外无求焉。如鸟择木，姑务巢安；如蛙作坎，不知海宽。灵鹊怪石，紫菱白莲，皆吾所好，尽在我前。时引一杯，或吟一篇。妻孥熙熙，鸡犬闲闲。优哉游哉!吾将老乎其间。” 又效陶潜《五柳先生传》作《醉吟先生传》以自况。文章旷达，皆此类也。大和末，李训构祸，衣冠涂地，士林伤感，居易愈无宦情。开成元年，除同州刺史，辞疾不拜。寻授太子少傅，进封冯翊县开国侯。四年冬，得风疾，伏枕者累月，乃放诸妓女樊、蛮等，仍自为墓志。病中吟咏不辍。自言曰：“予年六十有八，始患风痹之疾，体□首舷，左足不支。盖老病相乘，有时而至耳。予栖心释梵，浪迹老、庄，因疾观身，果有所得。何则?外形骸而内忘忧患，先禅观而后顺医治。旬月以还，阙疾少间。杜门高枕，淡然安闲。吟咏兴来，亦不能遏，遂为《病中诗》十五篇以自谕。会昌中，请罢太子少傅，以刑部尚书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大中元年卒，时年七十有六(按：会昌六年卒，年七十五)，赠尚书右仆射。有文集七十五卷，《经史事类》三十卷，并行于世。长庆末，浙东观察使元稹为居易集序曰：“乐天始未言，试指‘之’‘无’二字，能不误。始既言，读书勤敏，与他儿异。五六岁识声韵，十五志辞赋，二十七岁举进士。贞元末，进士尚驰竞，不尚文，就中六籍尤摈落。礼部侍郎高郢始用经艺为进退。乐天一举擢上第。明年，中拔萃甲科。由是《性习相近远》、《玄珠》、《斩白蛇剑》等赋洎百节判，新进士竞相传于京师。会宪宗皇帝策召天下士，对诏称旨，又登甲科。未几，选入翰林，掌制诰，比比上书言得失。因为《贺雨》诗、《秦中吟》等数十章，指言天下事，时人比之《风》、《骚》焉。 “予始与乐天同秘书，前后多以诗章相赠答。予谴掾江陵，乐天犹在翰林，寄予百韵律体及杂体前后数十章。是后，各佐江、通，复相酬寄。巴、蜀、江、楚间洎长安中少年，递相仿效，竞作新辞，自谓元和诗。而乐天《秦中吟》、《贺雨》讽谕闲适等篇，时人罕能知者。然而二十年间，禁省观寺、邮候墙壁之上无不书，王公妾妇、牛童马走之口无不道。其缮写模勒、衒卖于市井，或因之以交酒茗者，处处皆是。其甚者有至盗窃名姓，荀求自售，杂乱间厕，无可奈何。予尝于平水市中，见村校诸童。竞习歌咏。召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予为微之也。又鸡林贾人求市颇切。自云：本国宰相，每以一金换一篇，甚伪者，宰相辄能辨别之。自篇章已来，未有如是流传之广者。长庆四年，乐天自杭州刺史以右庶子召还。予时刺会稽，因得尽征其文，手自排缵，成五十卷，凡二千二百五十一首。前辈多以前集、中集为名。予以为陛下明年当改元，长庆讫于是矣，因号曰《白氏长庆集》。大凡人之文，各有所长，乐天之长。可以为多矣。夫讽谕之诗长于激，闲适之诗长于遣，感伤之诗长于切，五字律诗百言而上长于赡，五字七字百言而下长于情，赋赞箴诫之类长于当，碑记叙事制诰长于实，启奏表状长于直，书檄辞册剖判长于尽。总而言之，不亦多乎哉!”人以为稹序尽其能事。居易尝写其文集送江州东西二林寺、洛城香山、圣善等寺，如佛书杂传例，流行之。无子，以其侄孙嗣。遗命不归下邽，可葬于香山如满师塔之侧，家人从命而葬焉。史臣曰：举才选士之法尚矣。自汉策贤良，隋加诗赋，罢中正之法，委铨举之司，由是争务雕虫，罕趋函丈。矫首皆希于屈、宋，驾肩并拟于《风》、《骚》。或侔箴阙之篇，或效补亡之句。咸欲锱铢《采葛》，糠仳《怀沙》。较丽藻于《碧鸡》，斗新奇于《白凤》。暨编之简牍，播在管弦，未逃季绪之诋诃，孰望《子虚》之称赏?迨今千载，不乏辞人，统论六义之源，较其三变之体，如二班者盖寡，类七子者几何?至潘、陆情致之文，鲍、谢清便之作；迨于徐、瘐，踵丽增华，纂组成而耀以珠玑、瑶台构而间之金碧。国初开文馆。高宗礼茂才。虞、许擅价于前，苏、李驰声于后。或位升台鼎，学际天人，润色之文，咸布编集。然而向古者伤于太僻，徇华者或至不经，龌龊者局于宫商，放纵者流于郑、卫。若品调律度，扬确古今，贤不肖皆赏其文，未如元、白之盛也。昔建安才子，始定霸于曹、刘；永明辞宗，先让功于沈、谢。元和主盟，微之、乐天而已。臣观元之制策，白之奏议，极文章之壶奥，尽治乱之根荄。非徒谣颂之片言，盘盂之小说。就文观行，居易为优。放心于自得之场，置器于必安之地。优游卒岁，不亦贤乎! 赞曰：文章新体，建安、永明。沈、谢既往，元、白挺生。但留金石，长有茎英。不习孙吴，焉知用兵?

白居易的诗歌

　　诗歌现存近3040首，七十卷，留有一著作为《白氏长庆集》。他曾将自己的诗分为讽喻、闲适、感伤和杂律四类。他最为重视的是讽喻诗。但他影响最大的是新乐府诗。代表作《新乐府》50首，集中体现了诗人“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的诗歌理论，对当时社会的诸多问题提出了比较系统的规谏之辞。　　如《卖炭翁》序为：“苦宫市也”，揭露朝廷以宫市方式强行劫夺百姓资财。但《新乐府》诗也存在着从理念出发，形象性和感染力不足的缺憾。白居易的感伤诗中最有名的是长篇叙事诗《长恨歌》，《琵琶行》。《长恨歌》描写唐玄宗和杨贵妃的爱情悲剧故事。前半篇对唐玄宗的好色荒淫，不理朝政而导致安史之乱有所讽刺，这是引起“长恨”的原因。后半篇却以充满同情笔法描写唐玄宗的相思之情，使全诗的主题思想从讽刺转为同情和美化李，杨的执著爱情。这是长恨的正文。在艺术的表现上，前半篇写实，后半篇穿插虚构的情节和幻想的仙境。全诗语言声调优美，抒情和叙事交融一体，有很高的艺术成就。　　白居易的诗歌平易浅进，勇于将白话并入诗中，将老旧的诗词格式进行改造，甚至连乡下的老婆婆都能懂(即俗谚老妪能解)，因此在当时已经流播很广，甚至远及“日本、暹罗（泰国）诸国”。唐宣宗在《吊白居易》诗中写到：“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　　白居易的诗歌主张和诗歌创作，以其对通俗性、写实性的突出强调和全力表现，在中国诗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与元九书》中，他明确说：“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由此可以看出，在白居易自己所分的讽谕、闲适、感伤、杂律四类诗中，前二类体现着他 “奉而始终之”的兼济、独善之道，所以最受重视。而他的诗歌主张，也主要是就早期的讽谕诗的创作而发的。　　早在元和初所作《策林》中，白居易就表现出重写实、尚通俗、强调讽谕的倾向：“今褒贬之文无核实，则惩劝之道缺矣；美刺之诗不稽政，则补察之义废矣。……俾辞赋合炯戒讽谕者，虽质虽野，采而奖之。”（六十八《议文章》）诗的功能是惩恶劝善，补察时政，诗的手段是美刺褒贬，炯戒讽谕，所以他主张： “立采诗之官，开讽刺之道，察其得失之政，通其上下之情。”（六十九《采诗》）他反对离开内容单纯地追求“宫律高”、“文字奇”，更反对齐梁以来“嘲风月、弄花草”的艳丽诗风。在《新乐府序》中，他明确指出作诗的标准是：“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这里的“质而径”、“直而切”、 “核而实”、“顺而肆”，分别强调了语言须质朴通俗，议论须直白显露，写事须绝假纯真，形式须流利畅达，具有歌谣色彩。也就是说，诗歌必须既写得真实可信，又浅显易懂，还便于入乐歌唱，才算达到了极致。　　白居易对诗歌提出的上述要求，全部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补察时政。所以他紧接着说：“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 （《新乐府序》）在《与元九书》中，他回顾早年的创作情形说：“自登朝来，年齿渐长，阅事渐多，每与人言，多询时务；每读书史，多求理道，始知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为时为事而作，首要的还是“为君”而作。他也说：“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伤唐衢二首》其二），并创作了大量反映民生疾苦的讽谕诗，但总体指向却是“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因为只有将民情上达天听，皇帝开壅蔽、达人情，政治才会趋向休明。　　《琵琶行》与《长恨歌》是白居易写得最成功的作品，其艺术表现上的突出特点是抒情因素的强化。与此前的叙事诗相比，这两篇作品虽也用叙述、描写来表现事件，但却把事件简到不能再简，只用一个中心事件和两三个主要人物来结构全篇，诸如颇具戏剧性的马嵬事变，作者寥寥数笔即将之带过，而在最便于抒情的人物心理描写和环境气氛渲染上，则泼墨如雨，务求尽情，即使《琵琶行》这种在乐声摹写和人物遭遇叙述上着墨较多的作品，也是用情把声和事紧紧联结在一起，声随情起，情随事迁，使诗的进程始终伴随着动人的情感力量。除此之外，这两篇作品的抒情性还表现在以精选的意象来营造恰当的氛围、烘托诗歌的意境上。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琵琶行》中 “枫叶荻花秋瑟瑟”“别时茫茫江浸月”等类诗句，或将凄冷的月色、淅沥的夜雨、断肠的铃声组合成令人销魂的场景，或以瑟瑟作响的枫叶、荻花和茫茫江月构成哀凉孤寂的画面，其中透露的凄楚、感伤、怅惘意绪为诗中人物、事件统统染色，也使读者面对如此意境、氛围而心灵摇荡，不能自已。　　主题、题材集中是白居易讽谕诗的艺术特色之一。他一般只选择最典型的一件事，突出一个主题，而且主题非常明确。其次，白诗的艺术特色还表现在刻画人物上，他能抓住人物的特征，用白描方法勾勒出鲜明生动的人物形象。但白诗的诗意并不浅显，他常以浅白之句寄托讽谕之意，取得怵目惊心的艺术效果，《轻肥》一诗描写了内臣、大夫、将军们赴会的气概和席上酒食的丰盛，结句却写道：“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这是一幅多么惨烈的情景。　　闲适诗和讽谕诗是白居易特别看重的两类诗作，二者都具有尚实、尚俗、务尽的特点，但在内容和情调上却很不相同。讽谕诗志在“兼济”，与社会政治紧相关联，多写得意激气烈；闲适诗则意在“独善”，“知足保和，吟玩性情” （《与元九书》），从而表现出淡泊平和、闲逸悠然的情调。　　白居易的闲适诗在后代有很大影响，其浅切平易的语言风格、淡泊悠闲的意绪情调，都曾屡屡为人称道，但相比之下，这些诗中所表现的那种退避政治、知足保和的“闲适”思想，以及归趋佛老、效法陶渊明的生活态度，因与后世文人的心理较为吻合，所以影响更为深远。如白居易有“相争两蜗角，所得一牛毛” （《不如来饮酒七首》其七）、“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对酒五首》其二）的诗句，而“后之使蜗角事悉稽之”（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八）。即以宋人所取名号论，“醉翁、迂叟、东坡之名，皆出于白乐天诗云”（龚颐正《芥隐笔记》）。宋人周必大指出：“本朝苏文忠公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着，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二老堂诗话》）凡此种种，都展示出白居易及其诗的影响轨迹。

宋代刻本《白氏文集》

　　白居易生前曾自编其集《白氏文集》（初名《白氏长庆集》），收诗文3800多篇，后散乱。现存最早的《白氏文集》是南宋绍兴刻本，收诗文3600多篇（羼入几十篇他人作品）。明马元调重刻本和日本那波道园1618年本与绍兴本基本相同。清初汪立名《白香山诗集》仅收诗。今人顾学颉以绍兴本为底本，参校各本而成《白居易集》及《外集》，附白氏传记、白集重要序跋和简要年谱。近人陈寅恪有《元白诗笺证稿》，中华书局1962年出版陈友琴编《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白居易卷》、日本花房英树《白居易研究》等，都是较重要的研究参考书籍。　　白居易的诗歌对后世文学有巨大影响。晚唐的皮日休、聂夷中、陆龟蒙、罗隐、杜荀鹤，宋代的王禹□、梅尧臣、苏轼、张耒、陆游一直到清代的吴伟业、黄遵宪等，都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上受到白居易诗风的启示。此外，元、明、清历代剧作家有不少人取白居易作品的故事为题材编写戏曲，如《长恨歌》演变为白朴的《梧桐雨》、洪□的《长生殿》，《琵琶行》演变为马致远的《青衫泪》、蒋士铨的《四弦秋》等。白诗的词句，也有很多被宋、元、明话本所采用。　　诗歌以外，白居易的文章写得也很有特色。他虽然不属于韩愈、柳宗元的文学团体,却以其创作的实践,推动了散文的革新。他的《策林》七十五篇纵论天下大事，有意识地追踪贾谊的《治安策》。其中有些篇章如《决壅蔽》、《使官吏清廉》、《去盗贼》等，不仅内容切实，见解精辟，而且引古鉴今，析理深透,语言明快,词气谠直，是议论文中的杰作。《为人上宰相书》和一系列论政事的奏状,条分缕析,劲直剀切，开启了北宋王安石上书言事的先声。《与元九书》洋洋洒洒，夹叙夹议，是唐代文学批评的重要文献。而象《草堂记》、《冷泉亭记》、《三游洞序》、《荔枝图序》等,写景状物,旨趣隽永，又是优美的杂记小品。白居易还积极参与了新兴文艺样式──曲子词的写作。他的《忆江南》、《浪淘沙》、《花非花》、《长相思》诸小令，为文人词的发展开拓了道路。

白居易的政绩

　　唐长庆年间（821年-824年）白居易任杭州刺史，见杭州有六口古井因年久失修，干枯无水，便主持重修六井，以利农田灌溉。又见西湖旧堤倒塌，往往造成农田干旱，因此修建一道从西湖断桥到孤山的长堤，在堤的两岸栽种杨柳，既修水利又美化西湖；后人称这条长堤为白堤。　　宝历元年（825年），白居易调任苏州刺史，为了便利苏州水陆交通，开凿了一条长七里西起虎丘东至阊门的山塘河，山塘河河北修建道路，叫“七里山塘”，简称“山塘街”。

传闻轶事

　　唐时官员流连妓院风气兴盛，清人赵翼题《白香山集后》尝有描绘其时之诗曰：“风流太守爱魂销，到处春翘有旧游；相见当时疏朝纲，尚无官吏宿娼条。”《旧唐书·白居易传》载：“初，居易罢杭州，归洛阳，于履道里得故散骑常侍杨凭宅，竹木池馆，有林泉之致。家妓樊素、小蛮者，能歌善舞。”白居易作诗赞道：“樱桃樊素口，杨柳小蛮腰。”后世小说家多有描述其私生活，真实与否，或未可知。如北宋钱易《南部新书》载白居易任杭州刺史时尝蓄妓，“白乐天任杭州刺史，携妓还洛，后又遣回钱塘。故刘禹锡有诗答曰：‘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染石榴裙。’”。元、白二人交情好，有时相易其妓。1997年，舒芜在《读书》杂志第三期上发表《伟大诗人的不伟大的一面》，指责白居易狎妓而不尊重女性。宝历中赴苏州刺史任上，白居易诗《对酒吟》中已经可以看到家妓的描写：“公门衙退掩，妓席客来铺。履舄从相近，讴吟任所须。”白居易的《江南喜逢萧九彻，因话长安旧游，戏赠五十韵》写尽了妓院的风情万种。　　而据石继航所著之《长安月下红袖香：盛世浮华中的女子背影》一书所述，舒芜之文有描绘白居易成为老淫魔之嫌，其书亦指白居易与家妓樊素和小蛮感情良好，但未知有否越轨事，然即使有，亦非狎玩，可说是两情相悦。由此可知，白居易与妓之事，实非重要，且其时文人几乎皆有，不应独责白居易。　　另，值得一提，宋《广韵》曰：“妓，女乐也。”，足见其时之妓非专指卖春者，亦包括以表演、娱宾为业的艺妓、歌妓等，即女艺人，实情如何，今人难以定断。　　又，白居易行于孤山寺，在堤上走呀走，吟出《钱塘湖春行》，并将诗吟给堤旁的老婆婆。老婆婆听了觉得此诗极好，但是帮白居易改了一个字。白居易竟然大喜，便依了老婆婆，还连声谢过。

·苦读口生疮

　　白居易小时候学习就很用功。后来，为了考进士，他学习就更刻苦了。他整天读书、练字，写诗作文，以至读口舌生疮，握笔的手都磨出了老茧。皇天不负苦心人，二十九岁那年，他以排名第四的优異成绩考中了进士。两年后，他又通过了“拔萃科”（比进士更高一级的考试）考试。这样，白居易凭自己的努力，走上了为官的道路。　　《被冷落的白牡丹》白居易为官正直，勇于进谏。有一年，有个叫王承宗的节度使，对抗中央命令。宪宗皇帝打算让宦官吐突承璀领兵去讨伐。朝中大臣们深知让宦官带兵打仗会误事的，纷纷上书加以阻拦。白居易见情況紧急，就当著满朝文武大臣的面，指责宪宗的错误做法，并且言辞很激烈。宪宗对他十分恼火，退朝后对宰相李绛说：“白居易这小子，是我把他提拔起来的，现在居然对我如此无礼，真让我难以忍受。”李绛是个正派官吏，对宪宗劝慰了一番，宪宗才沒有处分他。　　由于白居易能夠伸张正义，敢于抗爭，得罪了宦官和世族官僚集团，所以他们总是寻机在皇帝面前讲白居易的坏话。宪宗也不喜欢白居易当眾与自己爭执，就让他做了皇太子的侍从官。按朝廷规定，这个职务是不能过问朝政的。白居易的一腔政治热情竟遭到如此冷遇，心中十分苦闷，他曾把自己比作无人欣赏的白牡丹。　　《苏州十万，尽作婴儿啼》白居易先后在杭州、苏州当过剌史。在这个地方，他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他在杭州任职期间，看到当地百姓饮水不便，就亲自察看地形，组织民工兴修水利工程。不仅解決了居民的饮水问题，而且使西湖有了灌溉之利。另外，他还对境內的孤寡老人特别关心，尽力帮他们排忧解难。因此当他任职期满，离去时，百姓们纷纷为他送行。他在苏州任职期间，简化政事，減轻百姓的赋稅和劳役，使人民得到了休养生息。人们对他做的好事十分感激。当他离任时，为他送行的人站满了运河两岸。许多人痛哭流悌，追著白居易坐的船送了十几里。大诗人刘禹锡在描述那情景时说：“苏州十万戶，尽作婴儿啼。”这生动地说明了苏州人民对白居易的衷心爱戴。

评价

　　白居易的思想，自始至终指道著他的艺术创作。他把自己的诗分成“讽论诗”、“闲适诗”、“感伤诗”和“杂律诗”。今按內容可分为讽谕诗、敘事诗、抒情诗、写景诗四类。　　讽谕诗。这类的诗以《新乐府》、《秦中吟》为代表，白居易对这类诗十分重视，创作态度也非常认真。”非求宮律高，不务文字奇；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寄唐生》）”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新乐府》自序）他写这些诗有明确的社会政治目的－”救济人病，裨补时阙”（《与元九书》）。　　敘事诗。这类诗为数不多，以《长恨歌》、《琵琶行》为代表，《乐府诗》中的《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等篇也属这一类。白居易的敘事诗所表现的思想，仍是”兼济”。　　抒情诗。这类诗为为数很多，分见于前后两个时期：有些抒发对离散弟兄的思念之情，有些写对朋友的深挚情谊，有些赞美刚直不阿的情操，有些表现作者对人生、时局的感慨。　　写景诗。这类诗纯粹写景的很少，大多在写景的同时，抒发了作者的感情：或表现对大自然的赞美，或寄托天涯沦落之恨，或表现对某地的眷恋之情。他的写景诗笔触细腻，设色鲜丽，是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如：写西湖春景的（《钱塘湖春行》）、写江楼晚景的（《江楼夕望招客》）、写暮江秋色的（《暮江吟》）。　　白居易无疑是个天才的诗人，他继承了《诗经》、《杜诗》的优良传统，虛心向陶渊明、陈子昂等前辈诗人学习，又从民间文学中吸取资料，再加以大胆创新，形成了自己独特的风格，下面谈谈白诗比较突出竹旳艺术特色有：第一、语言平白易晓。相传他”每作一诗，令一老妪解之。问：解否？妪曰解，则录之；不解，则又复易之。”（释惠洪《冷斋夜话》）白诗虽浅而经过千锤百炼。言浅而辞美，言浅而意深。第二、运用强烈的对比突出主题。白居易的讽谕诗，善于描述两种对立的情況或人物，通过强烈的对比揭露矛盾，抨击黑暗。如在《轻肥》中，作者描述达官显宦的豪华酒宴之后，以”是岁江南旱，衢州人食人”作结，深刻地揭示了主题。第三、描写生动形象。在白诗里面，有许多生物形象的描写，显示作者卓绝的艺术才华。白诗沒有赤裸裸的说教，作者的思想感情都通过形象去表现。　　在白诗的所有描写当中，对琵琶声的描写最为著名：可以说，在我国古代描写音乐的所有文字当中，这是最出色的一段。白诗不仅广泛流传于国內，还流播到当时邻近的一些国家民族之中。流传至日本，据说当时的嵯峨天皇曾抄写吟诵，藏诸秘府。在我国古代诗人当中，生前就享有这样高的声誉的，只有白居易一个。　　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等光辉的现实主义作品，给中唐以至后世的诗坛以深刻的影响。他与元稹的一些次韻相酬的长篇排律和别的一些诗篇，诗人称为“元和体”。它们不仅为时人爭相仿效，还影响到晚唐以至宋代的许多诗人。【主要作品】白牡丹买花暮江吟长恨歌琵琶行观游鱼鸟赋得古原草送别问刘十九宫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