柳宗元

柳宗元，字子厚，河东人。登进士第，应举宏辞，授校书郎，调蓝田尉。贞元十九年，为监察御史里行。王叔文、韦执谊用事，尤奇待宗元，擢尚书礼部员外郎。会叔文败，贬永州司马。宗元少精警绝伦，为文章雄深雅健，踔厉风发，为当时流辈所推仰。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居闲益自刻苦，其堙厄感郁，一寓诸文，读者为之悲恻。元和十年，移柳州刺史。江岭间为进士者，走数千里，从宗元游，经指授者，为文辞皆有法。世号柳柳州。元和十四年卒，年四十七。集四十五卷，内诗二卷。今编为四卷。

生平简介

柳宗元　　柳宗元（773～819年），中国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唐宋八大家之一。字子厚，唐代河东郡（今山西省永济市）人，后迁长安（今陕西西安），世称柳河东。著名作品有《永州八记》等六百多篇文章，经后人辑为三十卷，名为《柳河东集》。因为他是河东人，人称柳河东，又因终于柳州刺史任上，又称柳柳州。与韩愈同为中唐古文运动的领导人物，并称“韩柳”。柳宗元的八世祖到六世祖，皆为朝廷大吏，五世祖曾任四州刺史。入唐后，柳家与李氏皇族关系密切，只高宗一朝，柳家同时居官尚书省的就达22人之多。但到了永徽年间，柳家屡受武则天的打击迫害。到柳宗元出生时，其家族已衰落，从皇亲国戚的特权地位跌入一般官僚地主阶层之中。柳宗元曾祖、祖父也只做到县令一类小官。其父柳镇，官秩一直很低。安史之乱使柳家又受到一次巨大冲击。战乱中，柳镇送母亲入王屋山避难，自己携着一家汇入逃亡人流，逃到吴地。　　柳宗元出生于“安史之乱”后，他的幼年便是在穷困艰难中度过的。柳宗元九岁时，又一次大规模的割据战争--建中之乱爆发，使柳宗元一家再一次饱尝战乱之苦。贞元九年（793年）春，20岁的柳宗元考中进土，贞元十二年（796年）任秘书省校书郎，算是步入官场。两年后，中博学宏词科，调为集贤殿书院正字，得以博览群书，开阔眼界，同时也开始接触朝臣官僚，了解官场情况，并关心、参与政治。到集贤殿书院的第一年，他便写了《国子司业阳城遗爱碑》，颂扬了在朝政大事上勇于坚持己见的谏议大夫阳城，第二年写了《辩侵伐论》，表明坚持统一、反对分裂的强烈愿望。贞元十七年（801年），柳宗元调为蓝田尉，两年后又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时年31岁，与韩愈同官，官阶虽低，但职权并不下于御史，从此与官场上层人物交游更广泛，对政治的黑暗腐败有了更深入的了解，逐渐萌发了要求改革的愿望，成为王叔文革新派的重要人物。永贞革新失败，宪宗八月即位，柳宗元九月便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市）刺史，行未半路，又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零陵）司马。永州之贬，一贬就是10年，这是柳宗元人生一大转折。永州十年，他广泛研究古往今来关于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的一些重大问题，撰文著书，《封建论》、《非〈国语〉》、《天对》、《六逆论》等著名作品，大多是在永州完成的。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与刘禹锡等被召回京。但并未被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他们二月到长安，三月便宣布改贬。柳宗元改贬为柳州（今广西柳州市）刺史，刘禹锡为播州刺史。柳州四年，柳宗元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进行了一番兴利除弊的改革，遗惠一方。元和十四年宪宗因受尊号实行大赦，经裴度说情，宪宗同意召回柳宗元。然而诏书未到柳州，柳宗元便离开了人间，当时年仅47岁。临死前，柳宗元写信给好友刘禹锡，并将自己的遗稿留交给他。后来刘禹锡编成《柳宗元集》（《河东先生集》）。宋代注本较多，韩醇《诂训柳先生文集》为现存柳集最早本子。明蒋之翘辑注有《柳河东集》。事迹见韩愈《柳子厚墓志铭》、新、旧《唐书》本传、文安礼《柳先生年谱》。　　柳宗元却在文学上创造了光辉的业绩，在诗歌、辞赋、散文、游记、寓言、小说、杂文以及文学理论诸方面，都做出了突出的贡献。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道’指的是儒、佛、道三家。在散文及诗歌创作上尤其出色。古文方面，他大力提倡并擅写政论（如：《封建论》）、传记，如《捕蛇者说》、山水游记，其中山水游记最为出色，为山水游记之宗，如《永州八记》。诗歌方面，著名的有《江雪》、《渔翁》等。也善写寓言，如《三戒》 (临江之麋、永某氏之鼠、黔之驴)、《罴说》、《蝜蝂传》。

·早期生活

　　唐代宗大历八年（773年）柳宗元生出生于京城长安。建中四年（783年），柳镇调任阌乡（今河南省灵宝市）县令，柳宗元随父来到河南。784年，柳宗元又随父亲来到湖北夏口（今武昌西）。785年，柳宗元又随父亲来到长沙，13岁的柳宗元与礼部、兵部郎中杨凭之女订婚。　　792年，柳宗元被选为乡贡，得以参加进士科考试。793年，21 岁的柳宗元进士及第，名声大振。不久，柳宗元的父亲柳镇去世，柳宗元在家守丧。796年，柳宗元被安排到秘书省任校书郎，同年，与杨凭的女儿结婚。798年，26 岁的柳宗元参加了博学宏词科考试，并中榜，授集贤殿书院正字（官阶从九品上）。同年柳宗元妻子杨氏因足疾过世。　　801年，柳宗元被任命为蓝田尉（正六品）。803年闰十月，柳宗元被调回长安，任监察御史里行。这个职位使得柳宗元可以结识官场上层人物，如王叔文等。

·永贞革新期间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正月二十六日，唐德宗崩，皇太子李诵即位，改元永贞，即顺宗。顺宗即位后，重用王伾、王叔文等人。二月，封王叔文为翰林学士，任度支使、盐铁转运副使加户部侍郎；王伾任左散骑常侍和翰林学士；韦执宜任尚书中丞和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相当于宰相。柳宗元由于与王叔文等政见相同，也被提拔为礼部员外郎，掌管礼仪、享祭和贡举。此时，在王叔文周围还有许多相同政见的政治人物，包括韩泰、韩晔、刘禹锡、陈谏、凌准、程异、陆质、吕温、李景俭、房启等人，他们形成了一个政治集团。　　由于顺宗在即位前就患中风症，不能亲理朝政，因此王叔文等掌管朝政，并积极推行革新，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史称永贞革新。主要采取的革新措施有，抑制藩镇势力，加强中央的权力；废除宫市，罢黜雕坊、鹘坊、鹞坊、狗坊、鹰坊的宦官（称为五坊小儿）；贬斥贪官污吏；整顿税收，废除地方官吏和地方盐铁使的额外进奉，并试图收回在宦官和藩镇手中的兵权。　　王叔文等的改革措施触犯了藩镇和宦官集团的利益，王叔文的独断专行和打击异己，又在大臣中间树立了敌人，后来，王叔文又与藩镇交恶。由于王叔文的权力来自于皇帝，而皇帝又中风失音，只能通过一牛氏昭容和宦官李忠言来传达意见，所以随着顺宗的病情加重，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集团，朝臣联合外藩剑南节度使韦皋、荆南节度使裴均、河东节度使严绶联合反对改革派向皇帝施加压力，要其引退。　　永贞元年（805年）四月，宦官俱文珍、刘光琦、薛盈珍等立广陵郡王李淳为太子，改名李纯。五月，王叔文被削翰林学士一职。七月，宦官，大臣请太子监国。同月，王叔文因母丧回家守丧。八月五日，顺宗被迫让位给太子，史称“永贞内禅”。李纯即位，即宪宗。宪宗一即位就打击以王叔文和王伾为首的政治集团。八月六日，贬王叔文为渝州（今重庆市巴南区）司户，王伾为开州（今四川省开县）司马，王伾到任不久后病死，王叔文不久也被赐死。永贞革新宣告失败，前后共180多天。

·永州期间

　　永贞革新失败后，九月，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省邵阳市）刺史，十一月，在赴任途中，柳宗元被加贬为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司马。王叔文政治集团的其他人也被贬为远州的司马：韦执谊被贬为崖州（今海南省琼山区）司马、韩泰被贬为虔州（今江西省赣州）司马、陈谏被贬为台州（今浙江省临海市）司马、刘禹锡被贬为郎州（今湖南省常德市）司马、韩晔被贬为饶州（今江西省上饶市）司马、凌准被贬为连州（今广东省连州市）司马、程异被贬为郴州（今湖南省郴州市）司马，与王叔文和王伾一起被称为二王八司马。　　永州员外司马是一个闲官，没有具体职权，柳宗元到职后，也没有居住的地方，只能暂居在龙兴寺。柳州的生活艰苦，到柳州半年母亲就因病去世，艰苦生活环境，水土不服，亲人离世的打击，加上政治上失意，严重损害了柳宗元的健康，"百病所集，痞结伏积，不食自饱。或时寒热，水火互至，内消肌骨"。直到815年离开永州，柳宗元在永州生活了10年，在这期间，柳宗元转而在哲学，政治，历史，文学等方面进行钻研，并游历永州山水，结交当地士子和闲人，他写下《永州八记》，《柳河东全集》得540多篇诗文中有317篇创作于永州。　　元和十年（815年）正月，柳宗元接到诏书，要他立即回京。二月，经过一个多月的跋涉，柳宗元回到了长安。在长安，柳宗元没有受到重用，由于武元衡等人的仇视，不同意重新启用。三月十四日，柳宗元被改贬到柳州（今广西柳州市）任刺史。

·柳州期间

　　元和十年（815年）三月底，柳宗元从长安出发，赴柳州，六月二七日抵达。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实行大赦，宪宗在裴度的说服下，召柳宗元回京。十一月初八，诏书还未达柳州，柳宗元却因病在柳州去世。享年47岁。

轶事拾遗

柳宗元像　　唐宪宗元和l0年(公元815年)6月，柳宗元被贬官来到柳州任刺吏，至元和14年(公元 819年)11月8日，病逝于柳州。他在柳州的时间虽然仅有4年，但却为柳州黎民百姓办了很多好事，如重修孔庙、兴办学堂书院、破除巫神迷信、开凿饮用水井、释放抵债奴婶、植树造林等，促进了柳州地方文明的发展，在历史上留下了深远的影响。柳州的百姓非常怀念他，给他立祠，千百年来一直祭祀他。有关他的传说广为流传。　　柳宗元致力改革的都是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地方。最明显的成效主要在以下几个方面：释放奴婢，开凿水井，兴办学堂，开荒建设，等等。　　首先是释放奴婢。柳州原先是一个原始的荒蛮之地，当时沿袭一种残酷的风俗，“以男女质钱，约不时赎，子本相侔，则沦为奴婢。”相当于欠钱不还则沦为奴婢，而一旦为奴则终身为奴。柳宗元发布政令，“革其乡法”，使得那些沦为奴婢者，仍可出钱赎回。政令中制定了一套释放奴婢的办法，规定已经沦为奴婢的人，在为债主服役期间，都可以按劳动时间折算工钱。工钱抵完债后立即恢复人生自由，回家与亲人团聚。这一举动受到广大贫困百姓的欢迎，后来推行到柳州以外的州县。　　柳宗元在柳州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大力举办和发展文化教育事业。由于地处偏僻的少数民族区域，远离文明发达的都市，柳州一直以来处于封闭落后的环境里，弊风陋俗长期控制着人民的思想和心灵。柳宗元上任后，亲手创办了很多学堂，并采取各种方法鼓励小孩积极念书，从根本上提高民族的素质。在政事之余，柳宗元还耐心接受青年学子的拜访，对他们循循善诱。针对当地百姓迷信落后的习俗，柳宗元严令禁止江湖巫医骗钱害人。同时推广医学，培养出当地自己的医生为民众服务。柳宗元不仅仅满足于知识的传播，更致力于改变陈旧的思想观念和思维方式。他使从来不敢打井的柳州，接连打了好几眼井，世世代代靠天吃饭，靠喝雨水和河水长大的柳州人，从此喝上了干净甘甜的地下水，这不能不说是柳州人民的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喝水的方式改变是生活方式改变的反映，从而也带动了人们思维方式的更新。　　而后，柳宗元又把目光投向农业落后的问题上。当地是丘陵地区，城外有着大片大片的荒地。看到百姓艰苦贫困的生活，柳宗元下决心改善这样的面貌。他以父母官的身份，号召、组织乡间的闲散劳力，开荒垦地，种树种菜，鼓励发展生产。有了足够的土地才能生产出足够的粮食和蔬菜，人民的生活才能走出饥饿和贫穷。在柳宗元的努力下，柳州可耕种土地面积大增。仅大云寺一处开出的荒地就种下了竹子三万竿，种菜百畦。他为改造一方水土，立下了不灭的功勋。　　此外，这位柳刺史还十分注重城市美化。他重视植树造林，虽然身体不好也亲自参加植树活动。当时城里、河边都种了许多柳树。他的文明观念还渗透到城市的建设和规划上。柳宗元在位期间，整治了不少街巷，修筑了一些庙宇，并开发了不少自然景观。水井故事　　传说柳宗元到柳州以前，柳州找不到一口水井，千户人家，万余人口，吃水用水都背负着小口大肚子的罂瓶，极其艰难地沿着狭窄的崖路上下往返到柳江边汲水。如果天旱水浅，到江边的距离就更远了；到了雨季，路险泥滑，汲水更加危险，稍有不慎，脚下一滑，汲水的人就会从陡坡上翻滚下去，轻者跌断手足，重者还会送命。　　柳宗元到柳州后，体察民情，决定凿井供居民饮用。他命令部下蒋晏，率领数十名军士，在城北隍上开凿第一口水井。经过一段时间不分白天黑夜紧张的施工，一直凿到66尺深，才打出井水来。这时，柳州城里的百姓，都扶老携幼跑来观看这一奇迹。在这些百姓当中有的活到七、八十岁都还没有见过井的，当他们喝到清冽的井水时，都不禁高兴得欢呼雀跃起来。　　柳宗元凿井之前，也曾有人试挖，但都崩塌，说是伤了“龙脉”，破坏“风水”，因此，都不敢继续开凿。柳宗元不信“讹言”投入大量人力物力，终于凿井获得成功，做了一件流传千古的利民好事。从此柳州才有了水井。　　在柳州度过的余生最后的风雨四年里，柳宗元作为一个地方官，鞠躬尽瘁，用自己毕生的才华和心血，为当地人民铺筑了一条通往文明社会的大道。柳宗元在柳州的四年，从他个人的角度来说，是他政治生涯中令人叹息的结尾。但作为柳州历史上名垂青史的好官，他付出的精力和做出的贡献，却是令人怀念，不能遗忘的。柳宗元就像一根风中的残烛，顽强地燃烧自己，尽其所有的光芒，照亮了一方荒芜。

政治、哲学思想

　　柳宗元是一位著名的思想家。一个积极投身于政治革新的人，必然是一个思想家。柳宗元的哲学论著有《非国语》、《贞符》、《时令论》、《断刑论》、《天说》、《天对》等。在这些论著中，柳宗元对汉代大儒董仲舒鼓吹的“夏商周三代受命之符”的符命说持否定态度，把董仲舒这样的大人物斥为“淫巫瞽史”，指责他“诳乱后代”。他反对天符、天命、天道诸说，批判神学，强调人事，用“人”来代替“神”，这在一千多年前神学迷信思想占统治地位的封建社会中，是十分难能可贵的。柳宗元还把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用朴素唯物主义观点解说“天人之际”即天和人的关系，对唯心主义天命论进行批判。他的哲学思想，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自然科学所达到的水平相适应的。他把古代朴素唯物主义无神论思想发展到了一个新的高度，是中唐时代杰出的思想家。　　柳宗元所写的一些关于社会政治的论著，是他的政治思想的具体反映，是他参与政治斗争的一种手段。《封建论》是柳宗元最著名的政治论文。针对分封制和郡县制两种制度之争，柳宗元认为整个社会历史是一个自然发展的过程，有其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发展的必然趋势。分封制暴露出种种严重弊端，而新的郡县制能克服分封制弊端，有优越性和进步性，因而极力支持郡县制。对秦始皇的评价，也反映出柳宗元政治思想的进步性。《六逆论》、《晋问》等政论文，主张任人唯贤，反对世袭特权，甚至认为天子在用人问题上有了错误，也应改正。他重视农战的思想也比较突出，重视劝农耕，修水利，以利民、安民。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　　天和人的本原及其相互关系，一直是中国古代哲学史上争论不休的问题。其争论的焦点：⑴天是什么？天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有意志的最高主宰，还是无意志、无感知的自然物？⑵天体和人类分别处于什么地位？⑶有无“天命”？“天命”与人们的努力的关系如何？⑷“天”能够向人们禀赋什么？人的“天性”如何？“天性” 与后天实践的关系怎么样？等等。柳宗元的哲学思想，是在对前人哲学思想分析批评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他的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走的是朴素唯物主义这样一条路。　　应当看到，中国古代文、史、哲不分家，哲学与史学、文学并无严格的区别。即使要回答关于世界的本原这样的哲学根本问题，哲学思想也往往与作者对社会理想的认识、历史变迁的评价集合在一起。这一特征在柳宗元的《非国语》这部批判著作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柳宗元在《非国语序》中写道：“左氏《国语》，其文深闳杰异，固世之所耽嗜而不已也。而其说多诬淫，不概于圣。余惧世之学者溺其文采而沦于是非，是不得由中庸以入尧、舜之道。本诸理，作《非国语》。”柳宗元在此说得很明白，《国语》这部书的文章写得很好，但观点谬误很多，与尧、舜之道不符，不指出来会误导人，所以要写文章进行批驳。成书于春秋战国时代的资治通鉴《国语》，究竟什么地方不符合圣人之道呢？检阅《非国语》一书共六十七篇，柳宗元的批判矛头直指天道、天意、天命、神灵、卜筮、怪异、报应诸说，认为“山川者，特天地之物也。阴与阳者，气而游乎其间者也。自动自休，自峙自流，是恶乎与我谋？自斗自竭，自崩自缺，是恶乎为我没”（《非国语·三川震》）。这是就，天地、阴阳、山川的变化，都是物质性的元气的自然而然的运行，并不以人们的意志转移。关于哲学的问题，实际上在这里边转了一个很大的弯，先从社会现象、历史发展谈起，最后归结到自然哲学来说明。尽管如此，它仍然不仅是对先秦萌芽状态的自然哲学思想的订正，也是对汉代王充元气自然说的继承和发挥。关于《非国语》，柳宗元还写了《与吕道州温论非国语书》、《答吴武陵论非国语书》。从这些书信往来可以看出，柳宗元曾作了比较充分的酝酿。因而，《非国语》是从社会历史发展方面展示柳宗元天人“相分”自然哲学思想的代表之作。　　柳宗元的《天对》是中国古代哲学中的一部奇书。它进一步反映了作者对宇宙万物的认识水平和自然哲学思想。《天对》在形式上是为回答伟大诗人屈原的著作《天问》而写的。屈原在《天问》中，一共发出170多个质疑性的问题，从天上问到地下，从万物问到人间，从自然现象到社会现象，从历史事件到现实问题，真是 “放言无惮，为前人所不敢言”（鲁迅语）。但屈原所提出的这170多个问题，从战国时期到唐代，没有一人作出回答。只有到了唐代中期，贬于永州的柳宗元才把它概括为122条，逐个作了精辟的回答。对于柳宗元的哲学名著《天对》，毛泽东十分欣赏。毛泽东说，“屈原写过《天问》，过了一千年才有柳宗元写《天对》，胆子很大”（《毛泽东在上海》第143页，中国党史出版社1993年版）。“天”是什么？有人说天是神灵，是上帝，宇宙间的一切是上帝神灵创造的。柳宗元从元气—元论的自然哲学观出发，彻底否定了上帝神灵。他在《天对》中说：“曶黑晰眇，往来屯屯，庞昧第化，惟元气存，而何为焉！”他认为，日月昼夜，交替运行，永不停息，宇宙从蒙昧混浊的状态变化发展产生万物，只是因为有“元气”存在的缘故，哪里是由谁造成的呢？在他眼里，“天”是自营自成的自然界，是宇宙，不是虚无缥缈的神。“天”是物的天，是客观存在的天，没有意识，没有感知。“天”并不是谁经营创造的，而是由元气的无限积聚而形成的。元气是一切自然现象发生之源，一切自然现象统一于元气。这一思想从根本上否认了造物主的存在，坚持了世界的物质性，表示了鲜明的无神论立场。　　在对“天”、“人”及天人关系的认识上，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观点与刘禹锡是基本一致的，并且共同与韩愈开展过争论。他们之间的这场争论是唐代思想史上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此事由韩愈给柳宗元的一封书信而起。由于韩愈的这封书信未能保存下来，其主要内容只能从柳宗元作答的《天说》一文转述中可以见证。根据韩柳两人以往的浓厚交情和当时不同的处境，韩愈给柳宗元的宽慰转到了“天”的缘故，认为天是有意志的，能够根据“人举”（人的行为）而行“赏”、“罚”。这种戴有神秘面纱的理想的世事哲学思想，使柳宗元对韩愈的友情问候信产生了另外的思想导向，“激”起了他对“天命观”毫不留情地予以否定。尽管柳宗元在永州身负重辱，但他并不认为这是天命所致。他认为：“功者自功，祸者自祸，欲望其赏罚者大谬”。为了求证同道，柳宗元把这封答书《天说》转给了一同受贬的好友朗州（常德）司马刘禹锡。刘禹锡非常赞同柳宗元的观点，随即参与进来写作《天论》三篇“以极其辩”，柳宗元又写了《答刘禹锡<天论>书》。这样一种多角色的哲学通讯，在当时的确是一件很新鲜有趣的事情。柳、刘两人都坚决地批判了韩愈所持的“天命观”，认为“天”有“生植”之能，也有灾荒之能；“人”有“法制”之能，也有“悖乱”之能。但是，承认“天”的“生植”与“灾荒”，并非“天”能够有意干预“人”的“法制”与“悖乱”，也并非“人” 能够干预“天”；天与人“相分”，“各行不相预”。这就是说，柳、刘已经意识到自然规律与社会规律的不同，这在当时是一种很独到的见解。刘禹锡对柳宗元的自然哲学元气论还进行了补充和发展，认为天人不仅“相分”，各有自己的特殊规律，还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联系，天人相关，“交相胜”、“还相用”。应该说，经过刘禹锡的补充，柳宗元天人“相分”的自然哲学思想更为深刻全面。

佛学思想

柳宗元塑像　　韩愈激烈反佛，柳宗元却信佛，曾多次反驳韩愈，认为佛教让人“乐山水而嗜闲安”（《送僧浩初序》）因此，他虽然常常压抑不住心头激情而写出激烈的作品，但也常常克制自己，写一些感情深沉含蓄的散文。柳宗元推崇儒学，但不主宗一家。他的不少言论，往往从折衷调和的立场，来对儒、法、释、道等各家学说作调和的解说，这是他思想异于其他思想家之处。尤是政治失意时，往往向佛教寻找精神上的解脱。毛泽东：“柳子厚出入佛老，唯物主义。”

·佛教出世法则

　　柳宗元一生好佛，他曾说：“吾自幼好佛，求其道，积三十年。”柳宗元被贬为永州司马后，与龙兴寺长老重巽交谊深厚，对天台宗的佛理特别感兴趣，天台宗是佛教南宗支脉。南宗禅学主张在与自然的融合中获得永恒的人生，这给了内心的极度痛苦、渴望寻求出路与解脱的柳宗元以无尽的心灵慰藉与智慧的启迪。而他之所以将精力倾注到山水景物的描绘刻画中去，也与重巽的师祖、天台宗第九祖湛然大师所提出的“无情有性”说，即主张无生命的物体也有佛性，砖石砾草木等均能成佛的理论密切相关。因此，受佛禅影响，他悠游山林，并于自然山水中体味到了“与万化冥合”的禅意。　　在《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感叹道：“洋洋乎与造物者游，而不知其所穷。” 他仿佛觉得脚下的西山与元气混而为一，自己也仿佛消融在这邈远无垠的大自然中。在《钴鉧潭西小丘记》中感受着“悠然而虚者与神谋，渊然而静者与心谋”的境界，这种“心凝神释，与万化冥合”的物我两忘境界的获得，也正是受佛教影响所致。

·对佛教的独特理解

　　柳宗元绝不是生性淡泊之人，他对待人生的态度是积极执着的。他虽然好佛，但他的思想基本上还是儒家的。事实上他认为儒佛都具有济世的功用，这就和佛教本质上的“出世”思想必然会有着深刻的矛盾，他创作中流露出来的的许多深刻的矛盾也正源于此。

·佛禅对柳宗元创作的影响

　　1、清冷幽寒的画面：没有尘世的车马喧闹，远离人事的纷争，这种清静的自然环境，同佛教追求的“禅定”境界、清静心境，达到了天然的默契与和谐，使他忘怀世事，把思想和意念导引到“清静无为”的境地。在生灭不已的朝晖夕阴、花开花落的大自然永恒宁静中妙悟禅机。佛门以“空”为本，即世间万事万物都没有常住不变的本相。“空”为一法印，是佛教第一要义。在佛家看来，“四大皆空”，一切事物都既非真有，又非虚无，只有把主体与客体尽作空观，方能超脱生死之缘。　　2、宁静淡远的意境：佛教的出世间法，慰藉着诗人孤独寂寞的灵魂，不时地淡化着他的自我情志，使他步入淡泊宁静、与世无争之途，使他暂时忘却人生的恩怨得失，泯灭了是非荣辱的感受。这种宁静、淡远的意境，是以柳宗元对世俗的淡漠为前提，而对世俗的淡漠正是佛教的出世思想作用于他的结果。因而，他能够空诸一切，心无挂碍，和世俗事务暂时绝缘，本着一种超功利、超现实的心境，从自然中体会到了禅意，又以禅意去体味人生，从而达到了与自然纯然合一的闲散悠然的境界，放下争逐之心、功利之念，泯是非，同善恶，一死生。　　3、山水景物人格化的表达形式：在作者的眼中，愚溪是一个与自己拥有同样的品质，同样遭遇的天涯知己，他与它对话，倾诉自己的情怀和不平，从而获得心理上的暂时平衡和安慰。我们很难分清作者是写山水，还是在写自己。可以说，它们句句是景语，字字是情语。作者在观照自然时把自己的感情移入了眼前的景物，使得山水景物无不带有抒情主人公的感情。这种物我一体的审美移情表达方式，正是受佛门物我同根的思想影响所致。　　4、欲求解脱而不能的寂寞情怀：柳宗元由于对世事的系念难忘，致使佛教的精神药方难以彻底医治他心灵的痛苦，山水的宁静反而引发他寂寞的情怀。他在佛教与山水中得到了暂时的慰藉与沉迷，却很快被现实的剧痛唤醒。于是他的山水诗形成苏轼所说的：“柳仪曹诗，忧中有乐，乐中有忧”的模式。他的心灵在这短暂的歇息之后，又回到令他痛苦不堪的现实社会中来，表现出难耐的寂寞。　　沈德潜《说诗晬语》：“愚溪诸咏，处连蹇困厄之境，发清夷淡泊之音，不怨而怨，怨而不怨，行间言外，时或遇之。” 他始终徘徊于自然与社会之间。王国维《人间词话》说：“诗人对宇宙人生，须入乎其内，又须出乎其外。入乎其内，故能写之；出乎其外，故能观之。入乎其内，故有生气；出乎其外，故有高致。”柳宗元可以说是到了“入乎其内”，“出乎其外”了。入世与出世在他身上是矛盾的，也是统一的。这使他既不完全入世，如身投汨罗的屈原，又不完全出世以青灯古佛为伴。他的山水诗留下了“统合儒释”的鲜明印迹，是其“统合儒释”思想鲜明的注脚。

文学观

·“文以明道”说

　　“文以明道” 说是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一文中提出来的。“明道”一词，南朝齐梁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勰早就提到过。柳宗元对刘勰“明道”说作了更进一步的发挥： “始吾幼且少，为文章，以辞为工。及长，乃知文者以明道，是固不苟为炳炳烺烺，务彩色、夸声音而以为能也。凡吾所陈，皆自谓近道，而不知道之果近乎远乎？”　　“及长，乃知”的意思，一是说明他通过自己的写作与文学实践，才慢慢地明白了这个道理；二是说明他通过后天的学习与借鉴，才逐渐地明白了这个道理。　　柳宗元的“文以明道”说，是一种文、道并重的“二元论”观点。写文章的目的是为了“明道”，“道”借助于文章而更加鲜明，文章因为“道”而更加显著。它与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周敦颐所讲的“文以载道”观点，把“文”当作“道”的载体，甚至看作纯粹的舆论工具，有着很大的不同；跟南宋时期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所讲的“文便是道”观点，主张“文道一体”，混淆了“文”与“道”的界限，有着更加明显的区别。　　非常难能可贵的是，柳宗元不仅在口头上宣讲“文以明道”，而且将其付诸于实践。柳宗元在《寄许京兆孟容书》中指出：“唯以中正信义为志，以兴尧、舜、孔子之道，利安元元为务。”他坚信自己和王叔文等人所实行的政治改革，是正义的事业，是符合国家与老百姓利益的行动，始终不愿改变自己的政治主张和远大的理想，更为广泛地钻研古今典籍，并加以批判性地吸收与借鉴，因而大大提高了自己的思想水平和文学修养。他勇敢地拿起笔来，写下了大量的理论著作，愤怒批判黑暗的社会现实，大胆宣传进步的政治观点；并继续高举散文革新的大旗，写出了许多优秀的山水游记、诗歌和辞赋，从而在思想史和文学史上，留下了光华璀璨的一页。

·“辅时及物”说

　　“辅时及物”说，是柳宗元在《答吴武陵＜非国语＞书》一文中提出来的。“辅时”——即有利于、有助于时代；“及物”——即跟事物相联系。所谓的“辅时及物”，是在“文以明道”的基础上，要更进一步地贴近现实，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要与时俱进，服务时代、服务社会、服务人民。　　“辅时及物”说，在文学实践上具有重要的意义。因为文学创作的根本源泉是生活，而不应是某种理论概念的教条。如果文章所表现的只是作为观念的空疏的 “道”，而没有生活实践为基础，那怎么能创造出真正优秀的文学作品呢？　　刘勰的基本文学思想，主张文章要“衔毕佩实”，“质文并重”。为了达到这一要求，反对“诡奇”、“淫糜”等为争一句之奇而穷思力索，主张“夸饰有节，饰而不诬”的写作原则。认为文章的写作过程是一个自然而然的过程。文学的任务是要“写天地之辉光，晓生民之耳目矣”。文学的社会作用在于起到“顺美匡恶”。因而反对“无所匡正”、“无益时用”的文学。　　柳宗元极力提倡“辅时及物”，他本人也撰写了许多这样的文章，如：脍炙人口的《捕蛇者说》，揭露暴赋酷役对人民的残害，竟然比异蛇还要厉害“故为之说，以俟夫观人风者得焉。”《驳复仇议》针对徐元庆替父报仇的案件，从“刑而后旌”和“亲亲相仇”两个方面，提出“刑”或“旌”必须符合国家法典，切合实际，无论官民，当刑则刑，当旌则旌，但必须刑旌分离，二者不可同用于一人；同样“亲亲相仇”者也是无视国家法典、无视客观实际的错误行动，为官者只有依法行政，为民者只有遵守国家法典，才能消除“亲亲相仇”的隐患，达到为国分忧为民除害的目的。《敌戒》阐明了“敌存灭祸，敌去召过”的道理，指出“敌去而舞”将会招来更大的祸害，提醒人们应当居安思危，希望宪宗不要“废备自盈”。事态的发展果不出柳宗元在文中所料，元和十五年，唐宪宗就被宦官陈弘志等杀掉。文章反复地阐述了事物相反相成、矛盾相互转化的道理，体现了丰富的朴素辩证法思想，对当今社会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褒贬讽谕”说

　　“褒贬讽谕”说，是柳宗元在《杨评事文集后序》一文中提出来的观点。“褒贬讽谕”说，所强调的是写作的文体，他将所有的文章、作品，笼统地归纳为以“褒贬”为主的和以“讽谕”为主的两个大类。　　柳宗元在这篇序中指出：“文之用，辞令褒贬，导扬讽谕而已。虽其言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固不足以竦动时听，夸示后学，立言而朽，君子不由也。故作者抱其根源，而必由是假道焉。”他认为，文章的作用，就是通过言论辞语来进行表扬或批评，采用比兴的手法来进行讽刺劝戒，给人以开导启发罢了。虽然语言粗俗的文章也足以采用，然而缺少文采，毕竟难以震撼人心，不能给后世留下示范的作用。文章写出来之后很快就淹没无闻，君子是不愿这样做的。所以作者探求写文章的根本，一定要在文采与内容相结合这条路上走下去才能成功。　　他接着说：“文有二道：辞令褒贬，本乎著述者也。导扬讽喻，本乎比兴者也。著述者流，盖出于《书》之谟训，《易》之象系，《春秋》之笔削，其要在于高壮广厚，词正而理备，谓宜藏于简册也。比兴者流，盖出于虞、夏之咏歌，殷、周之风雅，其要在于丽则清越，言畅而意美，谓宜于谣诵也。”　　柳宗元这里所说的“文”，是广义的，包括非文学的“著述”和艺术文学的“比兴”之作。他把传统的五经划分为两大类，一类是《书》《易》《春秋》等政治学术著作，另一类是以《诗》为代表的文学艺术著作，说明柳宗元对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认识比较清楚。他认为：前者以论述政治、哲学、历史问题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尚书》中有关谋略、开导、教诲等方面的内容，和《易经》中有关经文的解释，（《象传》《系辞传》，都是对《周易》卦爻辞的注释）以及孔子删削《春秋》的笔法，它的主要要求是结构完整、立意高广而内容厚实，语言准确而说理周密完备，才适宜于作为文献来保存与收藏。后者以运用比喻、寄托、联想为本，必须参照或借鉴虞夏时流传下来的歌谣，和殷商、周朝时的《国风》《大雅》《小雅》、“三颂”等诗歌，它的主要要求是辞彩华丽而清朗动听，言语晓畅而意境优美，才适宜于传歌诵与流传。　　柳宗元觉得，这两种类型的文章，各有其不同的写作目的和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