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愈 - 吾尊百科网

韩愈画像　　韩愈（768～824年），中国唐代文学家、哲学家、诗人。字退之，河南河阳（今孟县）人，祖籍昌黎（一说辽宁义县），自称昌黎韩愈；世称韩昌黎。因官吏部侍郎，又称韩吏部。谥号文，又称韩文公。与柳宗元是当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苏轼称赞他“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八代：东汉、魏、晋、宋、齐、梁、陈、隋）。散文，诗，均有名。著作有《昌黎先生集》。今人整理注释的韩集有马通伯《韩昌黎文集校注》、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童第德《韩集校铨》等。　　韩愈出身于小官吏家庭，幼丧父，兄韩会抚养之。会能文章，对愈有影响。贞元二年（786），19岁的韩愈赴长安参加进士考试，直到贞元八年（792）第四次应考，才考中进士。此后又连续三次应吏部博学宏词科考试，皆不中。直到29岁才在董晋幕府中得到了一个观察推官的微小官职。36岁时，任监察御史，不久就被贬为阳山县令。此后直到50岁，官职一直浮沉不定。元和十二年，韩愈50岁时，因参与平定淮西之役表现出处理军国大事的才能，迁为吏部侍郎，进入朝廷上层统治集团。但两年后，他却因上表谏迎佛骨而触怒宪宗，险些宪宗被处死，幸得裴度等大臣挽救，才免于一死，被贬为潮州（在今广东）刺史。在潮州八个月，宦官杀宪宗，立穆宗，韩愈被召回朝，后历官国子监祭酒、京兆尹、兵部侍郎、吏部侍郎。长庆四年（824）病逝于长安，终年57岁。有《昌黎先生集》。　　韩愈在中国文化史上，首先是位重要的思想家。在宋儒眼中，孔、孟之下，便是韩子。他在儒学式微，释、道盛行之际，力辟佛、老，致力于复兴儒学，取得了重大的成功。他倡导古文运动，反对骈骊之文，提倡散句单行、自由灵活、言之有物的古文。他的文章善于推陈出新，富有独创性，内涵深厚，语言丰富灵活，极富于表现力，风格雄辩恣肆，气势磅礴，成为中古以来文章之典范。在诗歌方面，他也富于创意，喜欢生新出奇。他说自己是“余事作诗人”（《和席八十二韵》），这意思除了人们通常理解的把写诗放在复兴儒学、倡导古文之后以外，或许还有游戏文字之意。所以他写诗不愿意四平八稳，而喜欢谐谑诡异，显示才学。他有意把诗写得奇崛拗折，喜欢用佶屈聱牙的僻字晦句，用平常人不用的险韵重韵，用散文式的篇章和笔法，铺叙，议论。他喜欢学李白古风之淋漓放纵，又学杜诗长篇叙事法度，炼字艺术，以及“以文为诗”的风格，从而在李杜之后开创了一种奇险诡谲的新诗风。这种诗风对宋诗颇有影响，严羽批评宋人“以文字为诗、以才学为诗、以议论为诗”（《沧浪诗话·诗辨》），实可从韩愈这里找到一些原因。韩愈是李白、杜甫之后最早将李杜并尊的人之一，他在《调张籍》诗中所言“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影响深远。

生平简介

《晚笑堂竹庄画传》韩愈像　韩愈，字退之，南阳人。少孤，刻苦为学，尽通六经百家。贞元八年，擢进士第。才高，又好直言，累被黜贬。初为监察御史，上疏极论时事，贬阳山令。元和中，再为博士，改比部郎中、史馆修撰，转考功、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又改庶子。裴度讨淮西，请为行军司马，以功迁刑部侍郎。谏迎佛骨，谪刺史潮州，移袁州。穆宗即位，召拜国子祭酒、兵部侍郎。使王廷凑，归，转吏部，为时宰所构，罢为兵部侍郎，寻复吏部。卒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自比孟轲，辟佛老异端，笃旧恤孤，好诱进后学，以之成名者甚众。文自魏晋来，拘偶对，体日衰，至愈，一返之古。而为诗豪放，不避粗险，格之变亦自愈始焉。集四十卷，内诗十卷；外集遗文十卷，内诗十八篇。今合编为十卷。　　韩愈出生未几，母亲过世，三岁丧父，受大哥韩会（即十二郎韩老成之父）抚育，随兄长为官转徙京师、韶州等地。后韩会病逝韶州，随嫂郑氏护丧返回河阳。后又避难宣城，与侄韩老成，同由郑氏抚养成人，情逾手足。　　韩愈七岁开始读书，十三岁能写文章，自言“前古之兴亡，未尝不经于心也，当世之得失，未尝不留于意也”（《与凤翔邢尚书书》）。贞元二年（786年）赴长安应试，无门第资荫，三试不第。贞元八年（792年）始中进士。应吏部试，又三次不中。贞元十一年（795年），三次上书宰相，希得荐举。　　贞元十二年（796年），汴州宣武军乱，随宣武军节度使董晋赴任，担任观察推官。期间与孟郊相识交游，李翱、张籍入其门下。董晋卒，改任武宁节度使张建封属下节度推官。张建封死，迁居洛阳。　　贞元十七年（801年），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贞元十八年,著《师说》。贞元十九年（803年）任监察御史，因关中旱灾，上《御史台上论天旱人饥状》，纠弹国戚京兆尹李实，遂贬阳山令，深受百姓爱戴，百姓甚以“韩”字，为儿取名。这一年侄子韩老成去世，写《祭十二郎文》。元和六年（811年）任国子博士，作〈进学解〉，受裴度赏识，擢为礼部郎中。815年随裴度征淮西，因功擢任刑部侍郎，并作〈平淮西碑〉。　　任刑部侍郎时，唐宪宗元和十四年（819年）正月，皇帝将佛骨迎入了宫中供养三日，举国若狂，甚有百姓烧指灼背者。因谏阻唐宪宗迎佛骨，作《谏迎佛骨表》说明“唯梁武帝在位四十八年，前后三度舍身施佛，宗庙之祭，不牲宰，昼日一食，止于菜果，其后竟为侯景所逼，饿死台城，国亦寻灭。事佛求福，乃更得祸。由此观之，佛不足信，亦可知矣。”宪宗闻之大怒，将处以极刑，裴度、崔群力救道：“愈言讦牾，罪之诚宜。然非内怀至忠，安能及此。愿少宽假，以求谏争。”乃贬为潮州刺史。　　往潮州路上，来到了蓝关(今陕西省蓝田县)时，大雪纷豭，韩愈见到侄孙韩湘（传说韩湘就是八仙之一的韩湘子）。不禁再三嗟叹道：“吾为汝成此诗。”诗吟：“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愿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知汝此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后来在潮州又写〈祭鳄鱼文〉，往河里扔了一猪一羊，据闻鳄鱼就此绝迹。事实上，后来宰相李德裕、宋朝陈尧佐在潮州时，看见鳄鱼仍在。韩愈于潮州兴学、又藉以工抵债释放奴婢，与潮州大颠和尚成为好友。韩愈卒后，当地乃建韩文公庙供奉。潮州任内，韩愈上书谢恩，改任袁州。　　唐穆宗即位后，奉旨回京，历任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吏部侍郎、京兆尹兼御史大夫等职，是人称其为“韩吏部”。五十七岁病卒，宋朝元丰年间追封为“昌黎伯”。　　韩愈善写墓志铭，是时“长安中争为碑志，若市买然。”。韩愈文名日盛，达官贵人常求其为先人撰墓志铭，润笔甚高，韩愈亦来者不拒。司马光《颜乐亭颂》一文指出，韩愈“好悦人以铭志，而受其金”。韩愈写一篇《谢许受王用男人事物状》，润笔费用是“受马一匹，并鞍、衔及白玉腰带一条”。《谢许受韩弘物状》记载曾收得韩弘致赠的“绢五百匹”，相当于四百贯钱，而时韩愈一个月的薪水只有二十五贯钱，当官反成副业。部分“谀墓”之作，在当时颇受讥斥。其友刘叉甚觉眼红，取其黄金数斤而去，云：“此谀墓中人得耳，不若与刘君为寿。”元代王若虚说：“韩退之不善处穷，哀号之语，见于文字。”又说：“退之不忍须臾之穷。”　　韩愈晚年养了一群公鸡，在给公鸡的饲料里拌了硫磺，喂上一千天，韩愈就吃公鸡[1]。韩愈以“道统”自命，三十六岁时已经“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祭十二郎文〉），晚年有“落齿”诗：“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牙。俄然去六七，落势殊末已”。后来在长安城南兴建过豪宅，也有绛桃、柳枝等妓，能歌善舞[2]。长庆四年（824年）敬宗即位，同年十二月韩愈因病去世，年五十七。韩愈去世后，〈韩文公墓志铭〉是由其生前指定的高徒皇甫湜撰写，李翱令作行状。　　现在孟州市西虢乡韩庄（传为韩愈老家）修建有韩文公墓。

·《旧唐书》韩愈传

　　韩愈，字退之，昌黎人。父仲卿，无名位。愈生三岁而孤，养于从父兄。愈自以孤子，幼刻苦学儒，不俟奖励。大历、贞元之间，文字多尚古学，效杨雄、董仲舒之述作，而独孤及、梁肃最称渊奥，儒林推重。愈从其徒游，锐意钻仰，欲自振于一代。洎举进士，投文于公卿间，故相郑余庆颇为之延誉，由是知名于时。寻登进士第。愈发言真率，无所畏避，操行坚正，拙于世务。愈自以才高，累被摈黜，作《进学解》以自喻。翔法门寺有护国真身塔，塔内有释迦文佛指骨一节，其书本传法，三十年一开，开则岁丰人泰。十四年正月，上令中使杜英奇押宫人三十人，持香花赴临皋驿迎佛骨。自光顺门入大内，留禁中三日，乃送诸寺。王公士庶，奔走舍施，唯恐在后。百姓有废业破产、烧顶灼臂而求供养者。愈素不喜佛，上疏谏。疏奏，宪宗怒甚。间一日，出疏以示宰臣，将加极法。裴度、崔群奏曰：“韩愈上忤尊听，诚宜得罪，然而非内怀忠恳，不避黜责，岂能至此？伏乞稍赐宽容，以来谏者。”上曰：“愈言我奉佛太过，我犹为容之。至谓东汉奉佛之后，帝王咸致夭促，何言之乖刺也？愈为人臣，敢尔狂妄，固不可赦！”于是人情惊惋，乃至国戚诸贵，亦以罪愈太重，因事言之，乃贬为潮州刺史。十五年，征为国子祭酒，转兵部侍郎。长庆四年十二月卒，时年五十七，赠礼部尚书，谥曰文。愈性弘通，与人交，荣悴不易。少时与洛阳人孟郊、东郡人张籍友善。常以为自魏、晋已还，为文者多拘偶对，而经诰之指归，迁、雄之气格，不复振起矣。故愈所为，文，务反近体；抒意立言，自成一家新语。后学之士，取为师法。当时作者甚众，无以过之，故世称“韩文”焉。

生平年表

　　唐贞元二年（788年）韩愈十九岁，怀着经世之志进京参加进士考试，一连三次均失败，直至贞元八年（792年）第四次进士考试才考取。按照唐律，考取进士以后还必须参加吏部博学宏辞科考试，韩愈又三次参加吏选，但都失败；三次给宰相上书，没有得到一次回复；三次登权者之门，均被拒之门外。　　贞元十二年（796年）七月，韩愈二十九岁，受董晋推荐，出任宣武军节度使观察推官。这是韩愈从政开始。韩愈在任观察推官三年中，边指导李翱、张籍等青年学文，边利用一切机会，极力宣传自己对散文革新的主张。　　贞元十六年冬，韩愈第四次参吏部考试，第二年（801年）通过铨选。这时期写的《答李翊书》，阐述自己把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古运动紧密结合在一起的主张，这是韩愈发起开展古文运动的代表作。这年秋末，韩愈时年三十四岁，被任命为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韩愈步入京师政府机构任职开端。任职四门博士期间，积极推荐文学青年，敢为人师，广授门徒，人称“韩门第子”。　　贞元十九年（803年）写了名作《师说》，系统提出师道的理论。冬，韩愈晋升为监察御史，在任不过两个月，为了体恤民情，忠于职守，上书《论天旱人饥状》，因遭权臣谗害，贬官连州阳山令。韩愈三年任职阳山令，深入民间，参加山民耕作和鱼猎活动，爱民惠政德礼文治，《新唐书·韩愈传》因此特书“有爱于民，民生子以其姓字之。” 在阳山令任上，一大批青年慕名投奔韩愈门下，与青年学子吟诗论道，诗文著作颇丰，今见之《昌黎文集》有古诗二十余首，文数篇。此时构思并开始著述的《原道》等篇章，构成韩学重要论著“五原”学说，这是唐宋时期，新儒学的先声，其理论建树影响巨大。　　贞元二十一年（805年）年夏秋之间，韩愈离开阳山，八月任江陵法曹参军。　　元和元年（820年）六月，韩愈奉召回长安，官授权知国子博士。　　元和三年（808年），韩愈改真博士。　　元和四年（809年），改授都官员外郎分司东都兼判祠部。是年冬被降职调为河南令，以后相继任职方员外郎、国子博士。　　元和八年（813年），晋升为比部郎中史馆修选，完成《顺宗实录》著名史书编写。　　元和九年（814年），韩愈任考功郎中知制诰。　　元和十年（815年），晋升为中书舍人。　　元和十二年（817年），协助宰相裴度，以行军司马身份，平定淮西乱，因军功晋授刑部侍郎。　　元和十四年（819年），宪宗皇帝派遣使者去凤翔迎佛骨，京城一时间掀起信佛狂潮，韩愈不顾个人安危，毅然上《论佛骨表》，痛斥佛之不可信，要求将佛骨 “投诸水火，永绝根本，断天下之疑，绝后代之惑。”宪宗得表，龙颜震怒，要处以极刑。幸宰相裴度及朝中大臣极力说情，免得一死，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任潮州刺史八个月，概括说来：驱鳄鱼、为民除害；请教师，办乡校；计庸抵债，释放奴隶；率领百姓，兴修水利，排涝灌溉。千余年来，使潮州成为具有个性特色的地域文化，潮州地区成为礼仪之邦和文化名城！　　元和十五年（820年）正月，韩愈调任袁州刺史，虽然仅在袁州九个月，却办了一件“禁隶”的大好事，据新旧《唐书》记载：“袁人以男女为隶，过期不赎则没入之。愈至，悉计庸得赎所没入之父母，七百余人。因与约曰：禁其为隶。”当地人为了感激韩愈的这一行为，建了昌黎书院（今存）表示纪念。　　元和十五年（820年）九月，韩愈诏内调为国子祭酒。　　长庆元年（821年）七月，韩愈转任兵部侍郎。　　长庆二年（822年）单身匹马，冒着风险赴镇州宣慰乱军，史称“勇夺三军帅”，不费一兵一卒，化干戈为玉帛，平息镇州之乱。九月转任吏部侍郎。　　长庆三年（823年）六月，韩愈晋升为京兆尹兼御史大夫。京兆之地称复杂难理，在韩愈整治下，社会安定，盗贼止，米价不敢上。后相继调任兵部侍郎、吏部侍郎。　　长庆四年，韩愈因病告假，十二月二日，因病卒于长安，终年五十七岁。

文学成就

　　韩愈长于诗文，力斥当时骈文，提倡古文，与柳宗元并称“韩柳”，推展唐代古文运动。其文章以排斥佛老，阐明儒家之道为宗旨，长于议论，〈师说〉、〈送董邵南序〉、〈原性〉、〈原道〉、〈谏迎佛骨表〉、〈进学解〉、〈送穷文〉，备受传诵。为“唐宋八大家”之首。　　其诗有论者以为可以列李白杜甫之后，居全唐第三。韩诗以文为诗，以论为诗，求新求奇，有气势，对纠正大历诗风起到了一定作用，对宋诗产生了较大影响。王安石以“横空盘硬语，妥贴力排奡”（语出韩愈《荐士》诗）概括其诗风。他的代表作有《南山诗》、《调张籍》、《听颖师弹琴》、《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春雪》、《晚春》等。

文学主张与创作

　　在诗文创作上，他有一整套理论。力主“文以载道”，自云：“己之道，乃夫子、孟轲、扬雄所传之道”。于〈原道〉一文，更确立儒家道统谱系，以承继者自任。攘斥佛老，摈除诸子百家之说。　　1.他认为道（即仁义）是目的和内容，文是手段和形式，强调文以载道，文道合一，以道为主。　　2.提倡学习先秦两汉古文，并博取兼资庄周、屈原、司马迁、司马相如、扬雄诸家作品。　　3.主张学古要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创新。坚持“词必己出”、“陈言务去”。 4.重视作家的道德修养，提出养气论，认为“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 5.提出“不平则鸣”的论点。认为作者对现实的不平情绪是深化作品思想的原因。 6.在作品风格方面，他强调“奇”，以奇诡为善。韩愈的散文、诗歌创作，实现了自己的理论。其赋、诗、论、说、传、记、颂、赞、书、序、哀辞、祭文、碑志、状、表、杂文等各种体裁的作品，都有卓越的成就。论说文在韩文中占有重要的地位。以尊儒反佛为主要内容的中篇和长篇，有《原道》、《论佛骨表》、《原性》、《师说》等，大都格局严整，层次分明。一些嘲讽社会现状的杂文，短篇如《杂说》、《获麟解》，比喻巧妙，寄慨深远；长篇如《送穷文》、《进学解》，运用问答形式，笔触幽默，构思奇特，锋芒毕露。论述文学思想和写作经验的，体裁多样。如书信体《答李翊书》、《与冯宿论文书》，赠序体《送孟东野序》、《送高闲上人序》等，文笔多变，形象奇幻，理论精湛。叙事文在韩文中比重较大。其中学习儒家经书的，如《平淮西碑》用《尚书》和《雅》、《颂》体裁，篇幅宏大，语句奇重，酣畅淋漓；《画记》直叙许多人物，写法脱化于《尚书·顾命》、《周礼·考工记·梓人职》。继承《史记》历史散文传统的，如名篇《张中丞传后序》，熔叙事、议论、抒情于一炉。学习《史记》、《汉书》，描绘人物生动奇特而不用议论的，如《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清河张君墓志铭》等。为友情深厚的文学家而作，能突出不同作家特色的，如《柳子厚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贞曜先生墓志铭》等。但在大量墓碑和墓志铭中，也有一些“谀墓”之作，当时已受讥斥。抒情文中的祭文，一类写骨肉深情，用散文形式，突破四言押韵常规，如《祭十二郎文》；一类写朋友交谊和患难生活，四言押韵，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此外，书信如《与孟东野书》、赠序如《送杨少尹序》等，也都是具有一定感染力的佳作。韩愈另有一些散文，如《毛颖传》、《石鼎联句诗序》之类，完全出于虚构，接近传奇小说。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艺术特色多样化，扫荡了六朝以来柔靡的骈俪文风。他善于扬弃前人语言，提炼当时的口语，推陈出新。他主张“文从字顺”，创造了一种在口语基础上提炼出来的书面散文语言，扩大了文言文体的表达功能。但他也有一种佶屈聱牙的文句，对后世有一定影响。韩愈也是诗歌名家，艺术特色主要表现为奇特雄伟、光怪陆离。如《陆浑山火和皇甫湜用其韵》、《月蚀诗效玉川子作》等一类诗，“怪怪奇奇”，内容深刻；《南山诗》、《岳阳楼别窦司直》、《孟东野失子》等，境界雄奇。但韩诗在求奇中往往流于填砌僻语、生字，押险韵。韩愈也有一类朴素无华、本色自然的诗，如《赴江陵途中寄赠……翰林三学士》、《汴州乱》等。韩愈擅长古体，律诗绝句数量较少，但律诗、绝句中亦有一些佳篇。

思想

韩愈思想渊源于儒家，但也有一些离经叛道的言论。他以儒家正统自居，反对佛教的清净寂灭、神权迷信，但又相信天命鬼神。他盛赞孟子，辟排杨朱、墨子，认为杨、墨偏废正道，却又主张孔墨相用；他提倡宗孔氏，贵王贱霸；而又推崇管仲、商鞅的事功。他抨击二王集团的改革，但在反对藩镇割据、宦官专权等主要问题上，与二王的主张并无二致。这些复杂矛盾的现象，在其作品中都有反映。　　韩愈的政治思想和世界观是比较复杂的。他政治上反对藩镇割据，拥护王朝的统一；提倡“仁政”，反对官吏对人民的聚敛横行，要求朝廷宽免赋税徭役：这些都表现了他关心国家命运和民生疾苦，是他政治思想中的进步的一面。他猛烈地排斥佛老，热烈地提倡儒家正统思想，这是和他的政治思想适应的，客观上也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在这里，韩愈也宣扬了儒家学说中的封建糟粕。他的《原性》继承董仲舒的性三品说，把封建统治者的人性看作是上品，而把被剥削人民的人性则视为下品，而且认为这种封建等级制以及等级性的人格是天理自然，与生俱来，不可改变的。所以他在《原道》中说：“是故君者，出令者也；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民者，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者也。君不出令，则失其所以为君；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失其所以为臣；民不出粟米麻丝作器皿通货财以事其上，则诛。”这些理论，显然都是为维护封建等级制度服务的。韩愈所大声疾呼的“道”，实际是他对于封建国家的法权、教化、道德等等绝对原则的概括，是饱含封建伦理的意味的。他的世界观，即他所谓“道”的具体内容，无疑对他的散文创作是有不良影响的。但是又应该看到，韩愈的思想，还有矛盾的一面。他努力维护“道统”，又往往不自觉地破坏了“道统”。譬如他说“孔子必用墨子，墨子必用孔子，不相用，不足为孔墨”(《读墨子》)。更突出的是，他在著名的《送孟东野序》中，提出了“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这一具有现实性和战斗性的思想。他不但承认伊、周、孔、孟等等“道统”以内的善鸣人物，而且也承认杨、墨、老、庄等等“道统”以外各种不同流派的善鸣人物。显然，他认为一切文辞、一切道，都是不同时代不平现实环境的产物。那么，所谓古文，就不仅是传道的工具，而且也是鸣不平、反映现实的工具。这一思想对他的散文成就是有重大的影响的。当他从现实社会生活出发来观察问题，他就自然地突破了陈腐的儒家正统思想的羁绊，因而他的创作和理论也就放射了动人的光辉。从韩愈的散文来看，成就最高的显然是那些由于自己仕途坎坷不平而对黑暗现实进行了揭露和批判的作品，而不是那些板着面孔为儒道说教的文章。他创造性地运用语言，而不是模拟抄袭古代语言，也是和着眼于现实社会生活有密切的关系的。

韩愈的散文

　　韩愈的散文，内容复杂丰富，形式也多种多样。他的“杂著”或“杂文”，发挥了散文的战斗性的功能，不少作品达到了思想艺术完整的统一。《原毁》，通过对当时社会现象的精辟分析，揭露了当时一般士大夫所以要诋毁后进之士的根本原因。他指责当时社会人情的恶薄，自鸣不平，并发出了主张公正用人的呼吁。作品立论鲜明，语言平易，虽多阐述孔子、颜渊、子路、孟子等人的意见，而不引经据典，这是散文创作中的一种新的形式。他不顾流俗的诽谤，大胆地为人师，作《师说》，指出师的作用及相师的重要。他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都可以为师，“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此而已”。这种见解打破了封建传统的师道观念，对于我们今天也还有参考价值。文章感情充沛，说服力也很强。他的《杂说四》，以“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比喻贤才难遇知己，“只辱于奴隶人之手”，寄寓了他对自己遭遇的深深不平：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故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马之千里者，一食或尽粟一石，食马者不知其能千里而食也。是马也，虽有千里之能，食不饱、力不足、才美不见外，且欲与常马等不可得，安求其能千里也。策之不以其道，食之不能尽其材，鸣之而不能通其意，执策而临之曰：“天下无马!”呜呼!其真无马邪?其真不知马也!　　文章简短明快，而多转折变化，十分饱满地表达了一腔的委屈。《进学解》和《送穷文》用对话形式，以自嘲为自夸，以反语为讽刺，为当时社会的庸俗腐败，表现了一个有理想的士大夫在黑暗现实中不能妥协的精神。《毛颖传》学司马迁传记文，是所谓“驳杂无实之说”的典型作品，亦即当时流行的一种传奇小说。它借毛笔始而见用，“以老见疏”的故事，讽刺统治者的“少恩”；同时对那些“老而秃”、“吾尝谓君中书，君今不中书”的无用老官僚也旁敲侧击，给以讥刺。　　韩愈写了许多应用文，往往借题发挥，感慨议论，或庄或谐，随事而异，实际也就是“杂文”。《送李愿归盘谷序》借隐士李愿的嘴，对得意的“大丈夫”和官场丑恶，作了尽情的刻画和揭露：　　愿之言曰：“人之称大丈夫者，我知之矣!利泽施于人，名声昭于时，坐于庙朝，进退百官，而佐天子出令；其在外则树旗旄，罗弓矢，武夫前呵，从者塞途，供给之人，各执其物，夹道而疾驰，喜有赏，怒有刑；才俊满前，道古今而誉盛德，入耳而不烦；曲眉丰颊，……粉白黛绿者，列屋而闲居，妒宠而负恃，争妍而取怜；大丈夫之遇知于天子，用力于当世者之所为也。……穷居而野处，升高而望远，……大丈夫不遇于时者之所为也。我则行之。伺候于公卿之门，奔走于形势之途，足将进而趑趄，口将言而嗫嚅，处秽于而不羞，触刑辟而诛戮，敫幸于万一，老死而后止者，其于为人贤不肖何如也!……”　　此文描摹庸俗大官僚和官场丑态，穷形尽相，令人啼笑皆非。叙述用对比法，化骈偶为单行，流畅有气势。苏轼很欣赏它，夸张地认为是唐代的第一篇文章，但它确是韩愈早期散文一篇有声有色的力作。《蓝田县丞厅壁记》，实际是为“种学绩文”的崔立之鸣不平，同时也揭露了腐朽的官僚制度。他还在许多书启里，为自己或朋友鸣不平，实际也是对封建科举制度和官僚制度，提出了控诉和抗议。　　韩愈的叙事文，有许多文学性较高的名篇。《张中丞传后叙》记述许远、张巡、南霁云等死守睢阳英勇抗敌的事迹，绘声绘色，可歌可泣。文章前半夹叙夹议，证明许远“城陷而虏，与巡死先后异耳”，实不畏死，层层驳诘，笔端带有感情。后半根据自己所得民间的传闻，写张巡、南霁云事，而特别写了南霁云乞师贺兰的片段情景，突出了生动饱满的英雄形象。文章只写张巡等三人死守睢阳的遗闻轶事，叙事和运用语言极曲折变化之能事，足令三人的性格特征，跃然纸上。这是司马迁传记文的一个发展。他的碑志文向来很有名，虽不免有许多“谀墓”之作，但他往往根据对象的不同特点，在定型的体例之中，作具体的描写，因而区别于六朝以来的那些“铺排郡望，藻饰官阶”的十足公式化的碑志文。著名的《柳子厚墓志铭》，有重点地选取事件，通过富于感情的语言，不仅指责了官僚士大夫社会的冷酷无情，叙述了柳宗元一生不幸的政治遭遇，而且也突出了“议论证今古，出入经史百家”的一个古文家的形象。《试大理评事王君墓志铭》，既叙述了“天下奇男子王适”的生平事迹，末了还叙述另一“奇士”侯高当日嫁女王适的滑稽故事：　　初，处士(侯高)将嫁其女，惩曰：“吾以龃龉穷，一女怜之，必嫁官人，不以与凡子。”君(王适)曰：“吾求妇氏久矣，唯此翁可人意，且闻其女贤，不可以失。”即谩谓媒妪：“吾明经及第，且选即官人。侯翁女幸嫁，若能令翁许我，请进百金为妪谢。”诺许白翁。翁曰：“诚官人耶?取文书来。”君计穷吐实。妪曰：“翁大人不疑人欺。我得一卷书，粗若告身者。我袖以往，翁见未必取视，幸而听，我行其谋。”翁望见文书衔袖，果信不疑，曰：“足矣!”以女与王氏。　　这个故事，带有传奇性，写在墓志上，好象有伤碑志文的严肃，但它使“天下奇男子王适”的形象更为突出了。　　用散文抒情，韩愈也是很成功的。《祭十二郎文》是前人誉为“祭文中千年绝调”的名篇。文章结合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悼念亡侄的悲痛，感情真实，抒写委曲，恰如长歌当哭，动人哀感。　　韩愈的散文，雄奇奔放，富于曲折变化，而又流畅明快。皇甫提说他的文章“如长江秋清，千里一道，冲飚激浪，瀚流不滞”(《谕业》)。苏洵也说：“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上欧阳内翰书》)。这些话，形象而极为恰当地概括了韩愈散文的风格特色。　　韩愈是我国古代运用语言的巨匠之一，他的散文语言有简练、准确、鲜明、生动的特点。他善于创造性地使用古代词语，又善于吸收当代口语创造出新的文学语言，因此他的散文词汇丰富，绝少陈词滥调，句式的结构也灵活多变。他随所要表达的内容和语言的自然音节，屈折舒展，文从字顺；间亦杂以骈俪句法，硬语生辞，映带生姿。韩愈新创的许多精炼的语句，有不少已经成为成语，至今还在人们的口头流传。如“细大不捐”、“佶屈聱牙”、“动辄得咎”(《进学解》)， “俯首帖耳，摇尾乞怜”(《应科目时与人书》)，“不平则鸣”、“杂乱无章”(《送孟东野序》)，“落阱下石”(《柳子厚墓志铭》)等等。他还善于活用词性，如“诸侯用夷礼，则夷之；进于中国，则中国之”、“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原道》)。又如“春与猿吟兮，秋鹤与飞”(《柳州罗池庙碑》)，则是变化句子组织，错综成文。他想象丰富，还善于运用多种譬喻使对象突出生动。如说处士石洪善辩论“若河决下流而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送石处士序》)，所谓“引物连类，穷情尽变”。韩愈的语言艺术，正如皇甫提所说：“茹古涵今，无有端涯，浑浑灏灏，不可窥校。”当然，在韩愈的散文中，也有少数篇章，对于追求新奇或古奥，略有生涩难读之弊(如《曹成王碑》)，但这并不是他的主要方面。

评价

* 苏轼盛称其“匹夫而为百世师，一言而为天下法，是皆有以参天地之化，关盛衰之运。”“独韩文公起布衣，谈笑而麾之，天下靡然从公，复归于正，盖三百年于此矣。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忠犯人主之怒，而勇夺三军之帅。此岂非参天地，关盛衰，浩然而独存者乎？” * 苏轼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作诗称赞韩愈：“公昔骑龙白云乡，手抉云汉分天章；天孙为织云锦裳，飘然乘风来帝旁。下与浊世扫秕糠，西游咸池略扶桑。草木衣被昭回光，追逐李杜参翱翔；汗流籍湜走且僵，灭没倒景不可望。作书诋佛讥君王，要观南海窥衡湘，历舜九嶷吊英皇，祝融先驱海若藏，约束蛟鳄如趋羊。钧天无人帝悲伤，讴吟下招遣巫阳。犦牲鸡卜羞我觞，于粲荔丹与蕉黄。公不少留我涕滂，翩然披发下大荒。” * 苏洵称赞韩愈文章“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 * 钱仲联：“韩愈的散文，气势充沛，纵横开合，奇偶交错，巧譬善喻，或诡谲，或严正，具有多样的艺术特色”。 * 韩退之所撰写《祭十二郎文》与李密的《陈情表》、诸葛亮的《出师表》并列为中国三大抒情文之一，南宋谢枋得《文章轨范》引用安子顺之说：“读《出师表》不哭者不忠，读《陈情表》不哭者不孝，读《祭十二郎文》不哭者不慈。” * 陈寅恪在《论韩愈》中论及韩愈排斥佛教，“呵抵释迦，申明夷夏之大防”。 * 周作人对韩退之则不以为然：“讲到韩文我压根儿不能懂得他的好处”，“总是有旧戏似的印象”，“但见其装腔作势，搔首弄姿而已”。他在《秉烛谈谈韩文》又说：“假如我们不赞成统治思想，不赞成青年写新八股，则韩退之暂时不能不唉骂，盖窃以为韩公实系该运动的祖师，其势力至今尚弥漫于全国上下也”、“如有人愿学滥调古文，韩文自是上选”。 * 韩愈说自己反对阉党，“日与宦者为敌”，但是贞元十三年，韩愈曾作〈送汴州监军俱文珍序〉，对宦官俱文珍歌颂备至。后来又作《顺宗实录》，对俱文珍亦多加褒辞。魏了翁嘲笑他“韩公每是有求于人，其词辄卑谄不可据”。 * 韩愈善写“谀墓”之文，清初顾炎武在书信中评他：“韩文公文起八代之衰，若但作《原道》、《原毁》、《争臣论》、《平淮西碑》、《张中丞传后序》诸篇，而一切铭状概为谢绝，则诚近代之泰山北斗矣；今犹未敢许也”。 * 张耒论韩愈“以为文人则有余，以为知道则不足”（《韩愈论》）。 * 朱熹指责韩愈“裂道与文以为两物”（《读唐志》）。 * 章学诚称韩愈的碑志文是“心识古人源流，随时通其变化”（《文史通义·墓铭辨例》）。 * 茅坤说： “世之论韩文者，共曾称碑蒜；予独以韩公碑文多奇崛险谲，不得《史》《汉》叙事法，故于风神处或少道逸。”（《唐宋八大家支钞·论例》） * 章太炎说：“韩对死生利禄之念，刻刻不忘：登华山大哭，作《送穷文》，是真正的证据。”韩愈登华山，“度不可返，乃作遗书，发狂恸哭”，最后被华阴县令救下。

名句

　　业精于勤而荒于嬉，行成于思而毁于随 ──《进学解》　　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 ──《师说》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师说》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　　世有伯乐，然后有千里马。千里马常有，而伯乐不常有。（唐·韩愈·马说）　　虽有名马，只辱于奴隶人之手，骈死于槽枥之间，不以千里称也。　　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唐·韩愈·送孟东野序）　　仰不愧天，俯不愧人，内不愧心。　　赤心事上，忧国如家。　　万山磅礴必有主峰，龙衮九章但挚一领。　　愁肠若牵绳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少年乐新知,衰暮思故友　　江作青罗带，山如碧玉簪　　天街小雨润如酥，草色遥看近却无　　不塞不流,不止不行　　一勤天下无难事。　　读书勤乃成，不勤腹中空。　　学者读书，务要穷究　　闻道有先后，*业有专攻”　　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唐·韩愈·调张籍）　　愁苦之言易好，欢愉之辞难工。　　以国家之务为己任。　　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　　怠者不能修，而忌者畏人修。　　圣人无常师。　　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人非生而知之，孰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学知不足，业精于勤。　　读书患不多，思义患不明；足己患不学，既学患不行。　　事业无穷年。　　水向东流竟不回，红颜白发递相摧。　　少年乐相知，衰暮思故友。　　少年乐新知，哀暮思故友。　　亲之割之不断，疏者属之不坚。　　人生处万类，知识最为贤。　　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崖苦作舟。

轶闻

　　韩愈的画像多半将他画为有着美髯、戴着纱帽的男子，然而据沈括《梦溪笔谈》（卷四）所记，韩愈其实是位肥胖且寡髯的男子，而现在的形象其实是与五代十国时的韩熙载搞混了。因为韩熙载谥号文靖，江南人称呼他为韩文公，而韩愈亦被尊称为韩文公的关系。”

·三次名落孙山

　　韩愈，字退之，生于768年，卒于824年，是唐代文学家、哲学家、政治家和教育家，唐宋八大家之一。韩愈祖辈显赫，有多人做过高官，父亲韩仲卿也曾任秘书郎。不幸的是，父亲在其三岁时去世，他自幼随兄长一起生活。　　在兄长的督促、鼓励下，韩愈刻苦读书，“七岁属文，意语天出”。在韩愈开始科举求仕时，他的父、兄、叔父都已去世。因此，尽管他颇具才华，但在 “行卷”之风盛行的唐朝，求仕之路也并非一帆风顺。　　786年，带着全家的殷切希望，韩愈独自一人来到长安，开始了艰难的科举求仕生涯。经人推荐，他拜见了一位有名的将军，但此次长安之行毫无所获。787年，韩愈在取得乡贡资格后，再次前往长安，应礼部进士试，不幸落榜。以后又连着两年参加科考，都名落孙山。三次落第，对韩愈打击很大。他感到愧对祖先、愧对家人，写诗云：“古人虽已死，书上有遗辞。开卷读且想，千载若相期。”　　791年，韩愈再次来到长安，第四次参加进士考试。这一次，他信心百倍，相信经过几年的寒窗苦读、精心准备，一定会有一个好结果。果然，第二年放榜后，韩愈榜上有名。据史书记载，791年，名相陆贽主持考试。陆贽偏好骈文，也是古文行家。其他考官梁肃、王础等也对古文有所研究。韩愈自幼学习古文，在应试期间，又精心研读了骈文。从某种程度上说，他的这次考试是“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另外，尽管韩愈三次落第，但他的诗文已经有所流传，名声也渐渐大起来了。考官梁肃、翰林学士郑余庆等已经有了提携韩愈之意。终于，在其25岁的时候，韩愈进士及第。唐代的进士及第仅仅意味着有了做官的资格，要授予官职，还须通过吏部的考核。不幸的是，在接下来的吏部考试中，韩愈三次参加，三次落选。多年艰辛的求仕生涯，仅得一第，没有得到一官半职，韩愈内心充满了忧伤与痛苦。　　为了维持生计，韩愈不得不另谋他路，开始了多年的汴州、徐州幕僚生涯。期间，尽管有朋友互相往来，但幕僚生活寄人篱下，加上当时兵乱无常，社会动荡不安，韩愈逐渐产生了结束军幕生涯、再次入京等待铨选的想法。801年，韩愈入京，但再次落选。生活的窘迫、仕途的潦倒使他万念俱灰，一度产生了归隐的念头，但又不甘心就这样结束自己的仕途，决心再拼搏一次。802年，是韩愈命运转折的一年，这一年，经人引荐，韩愈终于得授四门博士职位。　　803年，四门博士职位届满，韩愈得迁监察御史，但不久即因为上书谏言被贬。806年，朝廷任命他为“国子博士”，韩愈再一次位居博士。在以后的仕途中，他又历经了职方员外、中书舍人、太子右庶子、行军司马等，后又被贬潮州、袁州。就在这多年的宦海沉浮中，韩愈度过了大半生，直到晚年才得以回朝，先后担任了国子监祭酒、兵部侍郎、京兆尹、吏部侍郎等官职。（本节作者：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韩芳）

·韩愈落难之后

　　官居京都大学校长兼教育部长的韩愈，因为写了《原道》、《原性》几篇反佛文章，得罪了皇上。这天他的《论佛骨表》才上书，皇帝一反常态，雷厉风行当即批示：且去潮州反佛。并吩咐下去，让他十二个时辰内滚蛋。韩愈了解皇上脾气，一刻也不敢停留地卷铺盖走人。　　屋漏偏逢连阴雨，老天爷也不讲情面地又是风又是雪，韩老先生一路孤单、凄凉地走到了蓝关市。风雪太大了，实在无法只好歇息下来。韩愈有一个同宗叫做韩湘的侄孙，打听到韩愈落难到蓝关的消息，便顶风冒雪地赶往蓝关。说起韩湘，原来曾借韩愈的光，在京都大学借读过几天。由于韩湘同学资质一般，一身正气的韩校长，既不给他读博也没有给他推介，更不能让他留校。韩湘同学非常知趣地离开京城到外地谋生。　　得知韩湘要来探望，韩老先生一阵感动。想当年，韩部长整天个众星捧月，满京城人有一半或是他的学生或受过他的关照，现在离开京城了，却连一个送行的人也没有，而平日里没看几眼的韩湘同学倒情深意重。想到自己衰朽之年远贬潮州，眼瞅着事业、功名与生命，行将湮没，韩老先生非常感慨，写下了《左迁至蓝关示侄孙湘》：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

韩愈：中国古代最大的主流和民间两栖写手

　　中国古代最大的主流和民间两栖写手，当属唐代的韩愈了。韩愈一生写了多少文字，无法计量，多数都丢失在民间了。他创作题材广泛，长短不一，有报告文学，如《平淮西碑文》、《张中丞传后叙》；有墓志铭，如《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有祭文，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还有碑文、厅壁记等。韩愈的生前好友刘禹锡在纪念他的悼文里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如山的辇金，赚的是死人钱。　　不是韩愈贪婪，按价索取，而是时人甘愿“奉献”，算作稿酬吧。就说惹得一起历史风波的《平淮西碑文》吧，人家情愿送给韩愈五百匹绢；再说韩愈写的《王用碑》，王用的儿子就以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作为润笔。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稿费了。李白如果有知，定然妒忌不已，因为李白写诗从来只是换点老酒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达官贵人，家里死了亲人要找韩愈歌功颂德呢？其实这是当时的时尚问题，和今天一样，大多数人是被时尚牵着鼻子走的。大唐盛世，长安城里，一直盛行请名人学士为已故亲人撰写碑文、墓志铭或祭文的习俗。对于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来讲，家里死了亲人，如果不请或请不到当时最有名望的作家为其撰写墓志铭的话，就令人耻笑。　　“谀墓”写作已经形成强势市场，它引领着为死人歌功颂德的文化走向。而且这个市场前景看好，有人推波助澜，确实肥了不少文人学士。当时韩愈名声最大，作文最好，又是文坛领袖，还愿意为死人“效劳”；更重要的是韩愈写的报告文学、墓志铭、祭文等十分感人，他能把死人写得比活人还活，搜肠刮肚写尽好词，说尽好话。所以，请韩愈操刀的达官贵人最多，韩愈也因此收入丰厚，远在俸禄之上。由于韩愈 “来者不拒”，抢了别人的生意，断了别人的饭碗，再加上他尽替死者说好话，所以有人不满，悄悄地说他坏话，让他落下一个“谀墓”之名。　　在韩愈的 “谀墓”之辞中，也有不少是为地位卑下的小吏和落魄文人写的。这些墓志铭最耐读，一反“谀墓”之习气，而成了可亲可近的人物速写。因为韩愈能够从墓主人的许多生活细节中提炼典型材料，如感人事例、谐闻趣事等入文，读来备感亲切或令人喷饭。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刻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怀才不遇、心胸磊落的寒士形象，并借以抒发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和政见；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还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试大理评事王适墓志铭》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 的想法，《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的文学主张等。　　另外，名家之间也有相互“吹捧”的碑文墓志，如韩愈为柳宗元、孟郊等写的墓志铭，即属上乘。韩愈自己死后，也有许多生前友好为其树碑立传，为其“谀墓”。皇甫湜为他写过墓志铭和悼词，刘禹锡为韩愈写过悼念文章。这些都是有感而发，情真意切。　　韩愈确实写过不少纯粹的“谀墓”之作，言过其实，一是对方的盛情难却，二是对方的润笔丰厚，真的让韩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了。事实上，尽管韩愈位高权重，友人众多，但还是遭到当时一些人的讥讽和贬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穿越历史时空，回望前尘，我们会看到身为吏部侍郎的韩愈，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屁颠屁颠的身影。一方面他要无愧于文坛领袖地位，推动古文运动，一方面他要当好民间写手，为死人说好话，赚足银两。名利兼得，是韩愈一生最大的成功。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足以见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包光潜　来源：《重庆晚报》）

“韩氏列祖之墓碑”印证韩愈祖籍昌黎县

韩英利展示距今已有160余年的《韩氏家谱》燕赵都市报（2009-05-15）秦皇岛电(记者王天译)　日前，砌在昌黎县荒佃庄镇韩营村村边桥墩内的“韩氏列祖之墓碑” 重见天日，这给被誉为“唐宋八大家”之首的韩愈祖籍为昌黎县的观点提供了又一重要依据。

·碎裂石碑重见天日

　　据韩愈的39代孙、昌黎县荒佃庄镇韩营村会计韩英利介绍，此碑曾立在韩营村西南韩氏家族墓中。1968年“文化大革命”中，墓碑被推倒，碑体和碑帽、赑屃底座分开，随后，碑体被当作桥面铺在了韩营村东南的石桥上。21年后，小桥翻修，碑体被再次掀开，并碎成30多块，当作石料砌在了桥墩当中。时至今日，碑帽已不知去向，而赑屃依然埋在韩营村西南韩氏祖坟当中。　　去年8月20日，在秦皇岛市委、市政府出资协助挖掘下，破碎的石碑被重新挖掘拼接。虽然石碑已经碎裂，但经冲洗拼接后，碑身正面和背面的碑文依然清晰可辨。碑体正面记载了立碑时间、墓主、立碑人，背面记载了韩愈后裔31代至35代名录，其中包括现存的清朝嘉庆、光绪年间修订的《昌黎县韩氏家谱》中缺失或未被录入的大量名录。

韩英利介绍已经碎裂的“韩氏列祖之墓碑”

·石碑立于道光年间

　　碑文显示，该碑立于清道光25年(1845年)，正文为“唐昌黎伯韩文公嫡裔世袭锦衣千户俸列祖之墓”，是“道光甲辰恩科举人世袭奉祀生振先暨合族人等”为具有唐朝韩愈嫡传后裔并曾世袭官俸荣耀的韩氏列祖所立。　　韩英利告诉记者，韩振先为韩愈第33代孙，其和碑文家谱中录入的韩法祖、韩珣、韩超等人的传略在《昌黎县志》《永平府志》《清史稿》中都能得到印证。

·韩愈曾派孙子到昌黎守墓

　　早在几年前，在韩营村发现的《昌黎县韩氏家谱》也已证明韩愈认定其祖籍在昌黎。该家谱是我国现存《韩氏家谱》中比较完整有序的。其序言中记载：“长庆四年，公以疾免吏部侍郎，归居河南，俾其孙绾守昌黎祖墓。”从中可知，韩愈晚年因疾病被免去职务后，在河南居住，倡导儒学孝道的韩愈一刻也没有忘记自己的先祖，派他的孙子韩绾回到昌黎来守祖墓。　　韩绾的后人把为家族的荣耀、国家的兴盛作出重要贡献的韩愈奉为第一代祖先，开始纂修家谱，至清光绪二十三年(公元1897年)第34代孙韩连仲重修家谱时，已历千余年。现存嘉庆版《韩氏家谱》记载名录至韩氏第29代，与此次发掘复原的碑文记载的 31代至35代名录基本上形成承继关系，体现出了韩氏后人的传承有序。　　韩氏列祖之墓碑的复原，为韩愈祖籍昌黎这一观点提供了新的依据。目前，该碑存放在韩营村村委会院内，由韩英利及其村内韩愈后裔族人200余人共同保管。

其他

韩愈陵园

·韩愈墓地

　　韩愈墓位于河南省孟州市城西6公里韩庄村北半岭坡上。此地北望太行，南临黄河，是一片丘陵地带。墓冢高大，有砖石围墙，翠柏蓊郁，芳草芨芨，枣树成林。墓前有韩愈祠，明代建筑，三进院落，韩愈雕像坐于祠中。　　韩愈墓始建于唐敬宗宝历元年（825年）。墓地处丘陵地带，墓冢高10余米，冢前建有祠堂，计有飨堂三间，门房三间。祠内共有石碑13通，记载有韩愈生平事迹等。墓前院内有古柏两株，相传为唐代栽植，有清乾隆年间孟县知县仇汝瑚碑记："唐柏双奇"，左株高5丈，围 1.2 丈；右株高4丈，围1.1丈。 1986年11月，公布为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

·潮州韩愈纪念馆

广东潮州韩文公祠　　位于广东潮州市城东笔架山麓，唐代元和十四年（公元819 年），著名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韩愈，由于向皇帝提出停止迎接法门寺佛骨到长安供奉的建议，触怒了皇帝，被令处死，幸得宰相裴度等讲情，改贬为潮州刺史。韩愈以戴罪之身，在潮七个多月，把中原先进文化带到岭南，办教育，驱鳄鱼，为民众做了许多好事，被潮人奉为神，潮人并将笔架山改称韩山，山下的鳄溪改称韩江。　　宋咸平二年（公元999年）在通判陈尧佐的倡导下建立韩祠。祠宇据地高旷，构造古雅，占地328平方米，系双层垂檐建筑。其下层为展览厅，上层辟为“韩愈纪念馆”，阁前石砌平台正中有2米多高的韩愈平身石像1 尊。内分前后二进，并带两廊。后进筑在比前进高出几米的台基上，内供韩愈塑像。堂上有对联：“辟佛累千言，雪冷蓝关，从此儒风开岭娇；到官才八月，潮平鳄诸，于今香火遍瀛洲。”祠内有历代碑刻36块，其年代最早者即苏轼的《潮州韩文公庙碑》，从城南移此，置正堂南墙下。祠内前后二进梁柱，还分悬今人为重修韩文公祠所题写的匾额。韩祠倚山临水，肃穆端庄。 1988年，原侍郎亭旧址又新建了“侍郎阁”（韩愈曾任刑部侍郎，人称“韩侍郎”），苏轼为此写下了著名的《潮州韩文公庙碑记》，称韩愈“文起八代之衰，道济天下之溺。”遂成天下定论。周围为历代韩祠碑刻和韩愈笔迹。饶有趣味的是“传道起文”的碑刻，因字形特殊，竟有多种读法。庭园有碑廊，保存现代名人评价韩愈的书法碑刻。后山腰为侍郎阁，阁前有韩愈石雕头像，阁内辞为韩愈生平展览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