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韦杰

韦杰,原名韦士良,(1914年3月29日-1987年2月3日),壮族,广西东兰县人。早年跟随韦拔群从事农民运动,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红七军,1934年随中央红军长征。 到达陕北后,调任红十五军团骑兵团首任团长。1937年8月,任八路军总部特务团即“朱德警卫团”团长,后任一二九师团长。1943年,组建太行军区第三支队司令员,称“韦支队”。解放战争初期,“韦支队”参加了著名的上党战役,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六纵队副司令员兼任第十六旅旅长。1947年8月在刘邓进军大别山作战中,韦部掩护总部安全渡河。1948年6月,韦杰被任命为华北野战军第13纵队司令员,参加了晋中战役和太原战役。1949年,华北军区第十三纵队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61军,韦杰任军长。1951年3月,韦杰由第61军军长改任第60军军长率部入朝作战。在第五次战役中,由于60军的180师整建制被歼。1952年10月,韦杰被撤职,被任命为南京军事学院高级函授系主任。1955年,授中将。1957年,韦杰任成都军区副司令员。1987年2月3日,韦杰在北京去世;韦杰的骨灰被家人分为两半,一半在北京八宝山公墓安放,一半移至韦杰的老家广西东兰安葬。

180师失利

韦杰中将韦杰中将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出兵干涉朝鲜内政,并出动第七舰队以武力阻止我军解放台湾,10月上旬,美国不顾我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把战火烧到我国东北边境,中共中央根据朝鲜党和政府的请求和我国的安全需要,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战略决策,组建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韦杰被调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三兵团第六十军军长。    1951年3月中旬,第六十军自新义州、遂安进抵伊川、新溪一带。此时,第五次战役正在准备之中。按当时的作战区分,在战役第一阶段中,第三兵团以第六十军为第一梯队,在陈机洞至新兴洞之间展开突破,然后于高沿山、大桥亭、化人峰、加齿顶一线切断美军第25师与土耳其旅的联系,并根据实际情况前出全谷里断敌退路,协同兵团主力歼灭被围之敌。4月22日,第六十军对敌发起攻击,将美国第25师与土耳其旅割裂,歼敌1000余人,击落敌机三架,完成了预期任务。敌人抵挡不住,开始后撤。第六十军由攻击转入追击,逼近汉城,敌我成相持态势。4月30日,第二阶段的战斗打响。第六十军在揪谷里至大龙山地段钳制美国第十军主力,歼敌一部,完成了割断美李联系,配合我第九兵团与朝鲜人民军攻击东线敌人的战斗任务。5月16日,我军发动攻击后,因敌情发生变化重新调整部署。韦杰根据兵团的指示,下令第179师增强第十五军的突击力量,第一八○师完成钳制任务后进至加平、春川作兵团预备队,第181师调归第十二军指挥。这样,第六十军军部仅剩下机关和一个工兵营共300余人。  1951年5月21日,我军因连续作战,干粮、弹药告馨而后方又一时供应不上,被迫停止对敌攻击。此时,敌人乘机反扑,志愿军司令部决定各兵团主力北移,向三八线后撤。第三兵团命令韦杰的第六十军担任防御阻击,掩护主力后撤和护送伤员的任务。军部立即发出将各师收归建制的电令。然而,此时第六十军的三个师分别在离军部120公里不等的地方,无法在短时间内归建布防。5月23日,敌人向我全线反扑,第六十军的三个师仓促在一线展开于30公里的正面,阻击北犯之敌。敌人以摩托化步兵和坦克等快速部队作先导,并以空军配合,顺公路凶猛插入春川地区,将我第179师和第180师分割开来,并于26日深入第180师后侧,形成对第180师的包围。军部当即命令第180师向西北突围。并急令第181师由华川以东接应。但因通讯失灵,27日六时第181师才到达华川、原川、均巨里一带。敌已先我占领该地,接应已不可能。而早在26日十八时,第180师已分两路突围,于27日九时会合于鹰峰,全师已不足1000人。十八时,韦杰再次下令第180师坚决向史昌里方向突围,并下令第179师取捷径接应第180师。但因山大路小,夜行缓慢,直至28日五时才赶到明芝观。而于当日,敌分三路合击史昌里。东西已连成一片,完全隔离了第179师与第180师的接触。28日晚,军部接到第180师的电报,但一直等到天亮才译了出来,未等军部作出决策,敌人已从加平方向突击,超到第180师前面。第180师主要领导没有与军部取得联系,便命令所部将武器掩埋,密码除留一套外也全部烧毁。军部再与第180师联系,指示他们向军部突围靠拢的方向,但再也没有听到他们的回音,增援解围计划宣告失败。此后,第六十军在兵团第十五军的增援下顽强作战,于29日完成了阻击北犯敌人的任务。

反思失利

  30多年后,韦杰回忆起这段作战经历之时,说道:对于历史,应该是面对,不应该是回避。失败的教训往往比成功的经验更为宝贵,总结过去是为了告诫未来。  关于韦杰在朝鲜战场上第五次战役的表现,在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部党委会上,彭德怀司令员兼政委明确地指出:第六十军对情况的处理是正确的。撤军回国后,周恩来总理也曾当面对韦杰说过:“韦杰同志,五次战役没有你的责任。”可是,“文化大革命”中,一些人就此对他大加诬蔑和攻击。然而,事实终归是事实。韦杰毕竟已是一名军中老将,他坚信党和人民,经得起一切考验。  韦杰到成都军区当副司令员后,分管训练工作,一心扑在研究如何在雪域高原搞好训练上;“文化大革命”开始后,韦杰和许多老将军一样,受到冲击和迫害;直到1972年,韦杰才被恢复成都军区党委副书记职务,分管全区战备训练工作;1983年,韦杰从军区领导岗位上退了下来,成了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   晚年的韦杰有一个最后心愿:反思抗美援朝中第五次战役180师的失利,这一心愿最后实现了,在身患绝症卧床不起的时候,他还说,邓小平同志号召全军要懂得现代化的战争,从抗美援朝第五次战役的情况来看,真正打现代化装备的敌人,要有适应现代化战争的指挥体制,指挥员要有指挥现代化战争的素质和能力,有协同作战的本领。部队要有好的作风,纪律严明,机动灵活,临危不乱,遇险不散,敢于牺牲。  这是一份由韦杰用录音机录下来后整理出来的文字材料,讲了七点,节选如下:  一、战役的作战动机是好的,想多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多占一些地区,有利于和谈。但在作战指导上轻敌麻痹,没有贯彻量敌用兵的原则,确定战役目标和任务超过了志愿军作战能力。敌军机械化装备,机动快,火力强,掌握了绝对制空权。而我军是劣势装备,补充一次弹粮仅能维持七天左右。在力量对比悬殊的情况下,我军作战,每次战役的规模不宜过大。口张大了,势必兵力火力分散,纵深大了,在物资保障和兵力机动上必然力不从心。部队远离后方大幅度跃进,未能趋利避害,结果一、二阶段未能圆满实现预期目的。对敌人企图判断有误,没有从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考虑,没有多设想几种作战方案,多准备几手对付敌人的办法。如180师奉命于北汉江以南担任掩护伤员转移任务时,敌人已发起进攻,该师还以为敌人是“以攻为守”,没有及时调整部署。   二、兵力部署分散,各级都没有掌握强大的预备队。战役中我反击部队一线展开向前平推,反击没有形成拳头,阻击没有突出重点,各级预备队很少,力量薄弱,缺乏后劲,部队消耗后无油可添。   三、未能选择良好的阻击阵地,实行重点防御。以劣势装备抵抗优势装备的敌人,必须有良好的阵地依托。我军由反击转入防御时,对此未能引起足够的认识,没有经验,给敌人以可乘之机。180师在北汉江以南阻击敌人,背水而战,地形条件极为不利,又未能以精兵扼守公路,使敌人突破防线长驱直入。   四、组织指挥不严,与友邻协同失调。第五次战役中在组织指挥上没有照顾部队建制,部队建制打得很乱,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战役第二阶段结束时,兵团没有令我六十军采取防御,接到命令时,我军兵力相当分散,军里没有掌握战斗部队,181师距军部120多公里,180师在加平方向遭敌反扑,陷入不拔,无法归建,同时兵团也没有把该师交回来,掩护伤员转运的任务由兵团直接向该师下达。 实践证明,大兵团作战协同至关重要。5月23日在180师遭受敌人攻击时,友军事先未通报,突然后撤,使180师侧翼更加暴露,敌人乘机猛插城隍堂,使180师完全陷入三面受敌,背水作战的不利局面。   五、通信联络没有保障,指挥经常中断。在整个战役中,通信联络不能保持通畅,其原因:一是通信组织不健全,装备落后,技术不高;二是各级指挥员对此重视不够,还不善于运用通信工具和各种通信手段并用,以致使重要任务下达,紧急情况上报不畅;三是经常遭空袭,加之少数通信人员责任心不强,造成作战指挥受到干扰。有的电报没有发出,有的收到电报没能及时译出,造成指挥失灵,贻误了战机,造成被动。   六、后勤保障能力差,部队作战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在战役中敌人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我交通线进行轰炸封闭,战役中我军前出太远(六十军最远前出200公里),远离后方,补给困难,伤员难以后运,部队通常只能保持七天的作战能力,给作战行动和阻击敌人反扑带来极大的困难。   七、180师主要领导遇险慌乱,指挥失当。该师被围后,广大干部战士表现是好的,许多指战员表现出坚决勇敢,艰苦奋战,不怕牺牲与敌人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