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零后”警号　香港须面对真问题

【资讯百科在线助读】　　中评社香港（2010）4月11日电／全国人大香港基本法委员会委员刘乃强在《中国评论》月刊发表专文《香港“八零后”的迷思和机遇》。作者认为：“‘八零后’的一些不寻常的反应，只是一种警号。我们如果只处理警号，或者只处理发出警号的信差，而不直面真正问题，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逃避行为而已，是于事无补的。警号没有了，信差驯服了，实际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到真正爆发时，更难收拾。问题不在‘八零后’，而在于我们主流社会；警号现在连番响起，我们主流社会至今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去面对，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地方。”文章内容如下：

代际分析与香港“八零后”

　　从2006年的反拆天星码头，发展到最近反高铁，包围立法会，香港的主流社会终于猛然醒悟，香港正在出现一股新的社运力量，他们以新的关注点、新的动员手法、新的行动方式，大力冲击着主流社会。以香港人习惯的“一哄而起”的作风，从政府开始，突然之间，整个香港都在谈论着“八零后”。如我估计没错的话，下次特首的施政报告中，一定会有着墨“八零后”的可观篇幅，和一系列针对“八零后”的青年政策。　　我和港大社会系教授吕大乐，是最早把国际上并不新颖的代际分析引进香港的人之一1。但我可以肯定，对于今天动不动“八零后”这、“八零后”那的泛滥，我和大乐兄都只能苦笑。　　代际分析的价值，在于它聚焦于年纪相近，于生命周期的阶段相近的一群人，因而他们有十分相近的经历，和面对十分相近的问题。我们可以说，同一代的社群，处境是颇为一致的，但却不能从之得出这一社群的反应也会相当一致的结论。因为在同一处境中，个别的反应会受许多因素的影响，而大不相同；相近的年纪，和相近的经历，只不过是众多因素之一而已。以代际分析来推断个人的反应，问题固然很多，准确性甚低；甚至作为对这社群的集体行为预测的根据，也往往会谬以千里。所以这才会在Facebook上有“我是八零后，但我不激进”之类的群组，而且颇受支持。　　在香港，住在天水围的“八零后”，跟住在旺角的“八零后”，经历就很不一样；更不说还有住在港岛的中产“八零后”。此外，自80年代开始，至今30年，香港的新移民就有近150万，占了今天人口的五分之一强。加上新移民的子女较多，以此估计，香港的“八零后”中，可能有接近四分之一是新移民父母的下一代，很多不在港出生；他们的经历和心态，跟父母都是港人，土生土长的“八零后”，又大不一样。第二代土生土长的“八零后”，不少到中学毕业，还没有领回乡证，从未跨越深圳河，对其籍贯茫然不知。新移民之后代则在内地的故乡还有根，每年都要回去探亲一两次。不说其他，光以身份认同，和对国家民族的感情，就与土生土长的已经有很大的分别。这样的社群，怎可能一句“八零后”便把许多事物简单地交代过去。简而言之，香港的“八零后”是一个十分复杂的社群，绝非铁板一块，更不能一刀切对待。　　更有甚焉者，是有些人藉“八零后”、“五零后”等标签，把当前情况描绘为“八零后”斗“五零后”之类的简单二分。这除了过于粗糙之外，更有凭空建构矛盾之嫌。代际之间，当然有矛盾，有张力，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是自有人类历史以来就有的问题。“四零后”、“五零后”的战后婴儿一代虽然向来拔扈，长期占领着毛坑，不少至今依然还退而不休；但是人类始终要服从生物规律，“长江后浪推前浪”，前浪躺在沙滩上快速隐没，是必然的事情，早晚一定要发生。战后婴儿一代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他们固然有恋栈之意，但更多是担心后边接不上棒。动态的代际关系主要是替代，而不是斗争；这里没有不可调和，“不打不倒”的矛盾。　　从上分析，我们可以发现，代际分析的一个重要基础是社群的生命周期的阶段相近。二三十岁的青年人，刚进入社会做事，入世未深，对各种事物没有固定的成见，也没有重大的利益，因而觉得有很多不合理之处，但却人微言轻，难有作为；同时他们又觉得前路茫茫，处于社会低层的他们，不知何去何从，更不知何日方能成家立业，出人头地。同样苦恼的处境，类似不安的心情，我们年纪较大的，都经历过。这里很容易滋生种种不满情绪，以及一些偏激的心态和行为，我们也都见过，甚至经历过。从这个角度出发，我们大可撇开什么代的问题，每一代二三十岁青年人，大都会经历这样的一个阶段，“八零后”跟任何一代，基本上的处境和心情都是差不多的。某些表达方式的分别，只是枝节而已。无可否认，枝节也有其重要性，而且在某些情况之下，短期内还可能起十分关键的作用。但我们如果过分关注枝节，便容易犯上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错误。

“八零后”的一些不寻常的反应是一种警号

　　平心而论，香港一些被目为激进的“八零后”，他们其实未算太激进，而所谓新的手法，只不过是更能驾驭上一两代还不大发达的信息科技而已。说到底，这些都是古已有之的“乌合之众”，只是如今更加能一哄而起，但是同样道理，他们也更加容易一哄而散；成事固然不足，败事也未必有余，大不了是电视新闻多些可观的画面和“真人骚”的明星罢了。真的能为患的，倒是背后的一些推手：搧风点火者有之，幕后组织者有之，混水摸鱼者有之。但很明显，这些都不是“八零后”，“八零后”只不过是台前的表演者，以及唯恐天下不乱的推手们的道德人肉挡箭牌，好让他们可以大肆上下其手的“抽水”。　　今天香港部分“八零后”的激进表现，原因十分复杂，但这一大堆原因，都不在于“八零后”的本身，而在于整个社会。近年来经常被提及的问题，如官商勾结、贫富悬殊、地产财阀巧取豪夺，经济缺乏活力，社会缺乏机会、环境破坏等等，都不是“八零后”问题，是社会问题。“八零后”的一些不寻常的反应，只是一种警号。我们如果只处理警号，或者只处理发出警号的信差，而不直面真正问题，只是掩耳盗铃，自欺欺人的逃避行为而已，是于事无补的。警号没有了，信差驯服了，实际的问题依然是存在的，到真正爆发时，更难收拾。问题不在“八零后”，而在于我们主流社会；警号现在连番响起，我们主流社会至今还没有足够的勇气和决心去面对，这才是真正值得我们担心的地方。　　至于我们的“八零后”，主流社会有责任根据我们的经验去为他们分析，更有责任去解决现时的种种问题，并且为他们提供更多的机会，让他们建设一个比今天更美好的社会，过更幸福的生活。　　今天许多人看到因为香港经济日趋成熟，增长不如“五零后”经历的那么快速，认为机遇也因而大减。但是香港70年代初，社会千疮百孔，经济增长并不快，更碰上股市崩盘，石油危机等，当年的二三十岁青年同样是前路茫茫。　　不是我说风凉话，我们“四零后”、“五零后”是打出来的。我们于上世纪70年代出身时，社会也是一团糟，机遇也不见得特别多。我于1971年做了一个大学生的生活调查，当时香港大学这顶尖精英，超过一半的出路，是教书和做公务员。鬼才知道后来经济起飞，公务员系统不断膨胀，生活水准不断上升的。社会不公远甚于今天，当时大学生“反贪污，捉葛柏”，有人被打穿头和判入狱。经过我们不断的努力，付出不少代价，才逐步扭转社会的不公。而当时全球人口都在增加，“人口红利”的结果是全球经济大扩张，产业东移，香港经济于70年代后期起飞。80年代中国改革开放，香港产业北移，更加红火。　　作为上一辈，我们当然不会希望子侄们再受此苦，但是作为我们这一辈回响的“八零后”、“九零后”，也绝对不能，并且应该不会太窝囊。在朝气勃勃，蒸蒸日上的中国之内，回响代还投诉没有机遇，退缩到要求搞农业创造就业，简直就是荒谬绝伦，丝毫不值得同情，是该打屁股的事。

今天香港青年人的两个机遇

　　今天的二三十岁青年，有两个极大的机遇：第一是中国腾飞，进入盛世，当中的机遇，不单是全港的，全国的，更是全球的。其次，“四零后”、“五零后”当年的机遇来源之一是人口膨胀，而“八零后”、“九零后”未来的机遇却在于人口老化，劳动力短缺，他们会十分抢手；不光是香港抢手、全国抢手，更是全球抢手。在这大好环境之下，处于香港这个国际化的大都会，“八零后”、“九零后”只要不划地为牢，自我边缘化，投入民族复兴的大潮流中，机遇无限，远远大于“五零后”。他们年青，阅历浅，当然看不到这迎面而来的美好将来。主流社会有责任告诉他们，鼓励他们，帮助他们。　　但是机遇不会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有志气、有长进的，就自己找、自己创造。社会公义也不是必然的，要我们身体力行去争取、去构建。如果他们有些人想凭“苦行”去感动人，那么最感动人的行为岂不是烧炭自杀？这廉价表演我毫不觉得感动。另一方面，民主不简单的等于普选，而是一种生活方式，是一种能容纳不同意见，尊重少数权益的态度。对不起，我在网上和游行只见到一批民粹式的暴民的丑恶表现，请你们身体力行展现民主作风给大家看看。　　因此，客观地说，“八零后”、“九零后”整体还需要一段时间磨练，方能成才。看来“四零后”、“五零后”这批老骨头，还要撑它十年八载，才能顺利隔代交班。“八零后”、“九零后”要上位，必须一番努力，要练好功夫，打出木人巷。　　1刘乃强：“为香港社会诊病开方”《中国评论》2006年3月号。这里总结了我之前在《信报》文章的有关观点。（作者刘乃强为中国评论月刊学术顾问）　　（来源：中国评论通讯社　http://www.chinareviewnews.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