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对于李斯的生命历程的描述，是从两只老鼠开始的。年轻的李斯，在故乡上蔡做小吏，他看见了两只老鼠。一只住在机关宿舍的茅厕之中，吃的是脏东西，每当有人和狗走进来都会惊恐的逃窜，另一只住在粮仓之中。吃的是粮仓里积存的小米，住在高大的屋檐底下，很少受到人和狗的打扰。李斯于是感叹说：“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一个人所处的地位决定了这个人是好还是坏，这就是李斯从两只老鼠身上得到的启迪。他的贤，不孝的标准是外在的地位，而不是内心的安宁。因此，李斯的人生其实是没有自我的，他没有一个独立与权势地位之外的自主的高洁人格。

老鼠的启示，贯穿了李斯的整个生命历程，他永远都在向上爬。为了把自己摆到一个更有利的位置，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在李斯的心中，除了外在权势，没有什么是永恒的，是值得坚持的，所以他总是在调整自己的姿态。如何调整呢？就看风朝着哪个方向吹，利益的天平朝着哪个方向倾斜。

我们都知道，李斯是个法家，其实他最初的老师是大儒荀子，荀子主张路径与目标都要符合仁义，“行一不义，杀一无罪，而得天下，仁者不唯也”。在荀子的心中真理高于权势地位，”从道不从君，从义不从父，人之大行也“。对于老师的这一套，李斯是不以为然的，他最看重的是权势，他曾经以秦国的发展历程为例，向荀子提出质疑，李斯说：”四代秦朗以来，秦国以优势兵力逞强于海内，威慑横行凌驾于诸侯，这都不是靠仁义得来的，而是逐利而行的。不仁义的战争，为秦国带来了相对于六国的压倒优势地位，所以仁有什么用呢？当然，我们必须要承认李斯对于当时形势的判断是准确的最终，他决定告别荀子投奔当时最强大的势力秦国。

临别之际，李斯有一番自我剖白：“没有比地位卑贱更可耻的，没有比穷困更可悲的。一个人长期处于卑贱的地位，困苦的境地，却非议世道，厌恶名利，自称无为，这不是一个士该做的。我要西去，游说秦王。

李斯告别了荀子，也彻底告别了儒家的仁义，他带着荀子交给他的有关法令制度方面的知识走向了秦国，彻底倒向的法家。

在秦国，李斯发展的很好。到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中国，建立帝制的时候，李斯已经做到了廷尉，主管刑狱，紧接着他准确的把握了秦始皇的需求。在有关地方治理方式的大讨论中，及时的站在了秦始皇一边，从而爬上了丞相的高位。皇帝这个名号是秦始皇的发明，然而皇帝绝不只是一个新名号，而是一种新型的国家制度和社会秩序，他的本质就是皇帝的独尊专制。皇帝已立，那么，皇帝究竟应当怎样统治这个版图空前广大的国家？是该全面推行新制度（也就是郡县制），还是回到传统实行分封制，又或者因地制宜郡县与分封并行，这是当时国家所面临的一个关键问题。

丞相王绾首先提出的是一个郡县加分封的方案。在大多数地区实行郡县制，在远离政治中心的新占领区，比如燕，齐，楚的故地实行分封制。秦始皇下令群臣就此展开讨论。结果是，群臣皆以为便，唯独李斯表示反对，最终秦始皇做出决定，”廷尉议是“，李斯的意见是对的。一锤定音，确立了秦帝国地方治理方案，全面推行郡县制。

那么，为什么只有李斯一个人彻底反对分封？因为李斯看到了秦始皇的内心。秦始皇是法家的忠实信徒，他坚信人性绝对的恶，他坚信每个人都自私自利，彼此算计，君臣之间，父子之间，没有谁是靠得住的。他心中早有定见，之所以把王绾的建议开放讨论，就是要试探群臣的反应。这场有关郡县制的讨论表面上讨论的是地方治理的问题，实际上却是秦始皇对于官僚思想倾向的一次大试探。只有李斯一个人给出了正确答案。果然，8年之后，李斯已经成为丞相，而王绾可能早就已经被打倒消灭了。8年之后，李斯又主动建议焚书，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文化大浩劫。焚书的第二年，又出现了坑儒事件，坑儒的主导是秦始皇，但是李斯显然是无条件支持。不然的话，他李家的富贵是不可能抵达那样的巅峰。

在整个咸阳除了皇帝家，大概就是李斯家了。他的儿子娶的都是公主，女儿嫁的都是公子。大儿子李由担任三川太守，回家探亲。李斯大宴宾客，咸阳城里像样的官都来了，门口停了一千辆马车，真的是富贵以极。

秦始皇的丞相高官结局大都不好，而李斯算是个例外，他的富贵比秦始皇的统治还长久。公元前209年，秦始皇病死在第五次出巡的归土之中。跟随他出巡的最高级别的官员就是丞相李斯。关于这个现象其实不太好，直接解释为秦始皇至死都信任李斯，移民秦始皇无法预见，并且他也不愿意面对自己的死亡。所以，我们只能说秦始皇一直都相信，他是可以控制并且有效使用李斯的。然而，秦始皇缢死，李斯的地位就变得至关重要了。秦始皇临终遗嘱，让镇守北边的长子扶苏回咸阳来主持葬礼，换句话说，秦始皇的意愿是要扶苏回来，继承大位。但是这道命令，在秦始皇生前并未公之于众，而且承载着这道命运的公文落在了符玺令赵高的手里，而赵高是始皇幼子胡亥的支持者。赵高想立胡亥，胡亥又是秦始皇身边随行的唯一的皇子。赵高要扶立胡亥，必须要先过李斯这一关。

李斯知道秦始皇的心意，也知道那封始皇遗命的存在。我们不知道当时始皇卫队究竟掌握在谁的手里，但是从道义上讲，李斯应当遵照始皇的遗嘱办事。可是，赵高的一席话，就让李斯的立场发生了严重动摇。赵高说：“您觉得您的能力比得上蒙恬吗？您的功劳比得上蒙恬吗？您比得上蒙恬深谋远虑，万无一失吗？您比得上蒙恬得天下人心吗？公子扶苏对您的信任又比得上他对蒙恬的信任吗？“

蒙恬是秦国的大将，此刻正与扶苏一道镇守北边。扶苏即位，蒙恬是当仁不让的第一辅佐，到时候，李斯必然要靠边而站。一边是始黄的遗命，一边是个人的富贵，李斯陷入了沉默。这时候，赵高又进一步乘胜追击，他说:”我在秦国混了20多年，从没见过罢免了丞相，功臣能够维持两代荣华的，都是被杀的。扶苏要是当了皇帝，必然会用蒙恬做丞相，到时候你是不可能封侯还相，富贵终老，这是明摆着的。扶苏不如胡亥仁慈厚道，好打交道。

这一番话说到了李斯的心，于是他羞嗒嗒，半推半就，跟赵高结盟，以始皇帝的名义下诏。立胡亥为太子，勒令扶苏自杀，蒙恬赐死。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我们看到了法家的悲哀，他们单方面依靠权势地位实行专制统治，蔑视道德建设。在上者一招，则大卫权在手，便把令来行，令行禁止，好不威风快意。然而，一旦人气全散，则半点影响都不能残留。当初商鞅是这样，如今，秦始皇又是这样。在下者唯上命是从，无论对错，无论是非在权势的威压之下，他们战战兢兢的揣测，亦步亦趋的服从，目的就是为了保全自家富贵。无论在上的还是在下的，一切以势力为转移，无所为是非，无所谓良知。

为了自家的富贵，李斯站到了赵高一边，跟赵高一起拥立了胡亥，胡亥上台之后，为了自身统治的安全，对蒙氏家族和兄弟姐妹痛下杀手，自毁长城。同时，又糊涂的认为，恐怖才可以令统治长久，贤主就应当穷奢极欲。胡亥给李斯出了道难题，让他从理论上论证一个好皇帝，是可以穷奢极欲而安天下的。二世的逻辑是，一个人假如连让自己享福都做不到，那怎么可能让天下人都过上好日子呢？这样的文章，李斯竟然做了。做的一本正经，他说：

“贤明的君主就是要独断专行，不受任何束缚，那么怎么办呢？“就是要善于运用“督责之术”，监督的督，责罚的则，发现罪犯，重型处置，俗话说：”慈母有败儿，严厉的惩罚之下，没有不听话的人“。一个贤明的君主，就是要做到轻罪重罚，那就没人敢犯重罪了。为了做到这些，一个贤明的君主，必须要远离节俭仁义的人，喜欢讲道理，提意见的人。动不动就用生命来威胁君主的人，要用权术来控制臣子，大权在握独断专行。只要督责之术，玩的6，想要什么有什么。群臣百姓一天到晚惶惶不安，唯恐得罪，哪里还敢想别的。李斯答应做这篇文章的理由，司马迁说：”是因为他的儿子李由没能抵挡起义大军。朝廷正在追查，李斯也将受到牵连。但我还是觉得这个情节荒唐极了，怎么可能有二世这么糊涂的人呢？，竟然相信穷奢极欲能够安天下。而李斯竟然也写得出这样违背人性的牵强的文字。曾子曰：“君子恶居下流，众恶归焉”。像二世这样，少年即位的亡国之君，被抹黑是很正常的，更何况司马迁所在的又是推翻秦朝的汉代。年代久远，史料匮乏，二世想要翻案，恐怕是不大容易了。著名的亡国之君当中，隋炀帝的案基本上是翻过来了，现代学者承认隋炀帝穷才大略，但是没搞好统治阶级内部关系，用穷兵黩武给老百姓造成了伤害，所以亡国。艺术家宋徽宗、赵佶的案子，这兄弟当皇帝是真不行，他穷奢极欲是真的。在赵高的主持，李斯的纵容之下，二世的荒唐走向了巅峰。他躲在宫里不出来，成了赵高的傀儡，而赵高则把黑手伸向了曾经的战友李斯。

二世最终相信，李斯背叛了自己。公元前208年，李斯被判处在咸阳市上公开腰斩。跟他一起被送往刑场的还有他的二儿子，父子两人都被捆着。李斯看着儿子说：”我现在想跟你一起牵着黄狗，从上蔡东门出去追兔，还能够吗？“这是李斯留在世上的最后一话。他回忆起在上蔡牵狗逐兔的快乐。那么，上菜的那两只老鼠，他是否还记得，也许不记得，也没必要记。这两只老鼠早就成了李斯生命的一部分，他一辈子都努力成为仓库里的老鼠却没想到一只老鼠，不管是在仓库里还是在厕所里，都只是一只老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