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汉高祖刘邦-消灭异姓王
指刘邦打败项羽后,汉朝开始的武力削藩风潮。刘邦称帝后,认为异姓王是汉朝的一种威胁,透过战争与整肃,消灭几乎全部的异姓王。从前202年十月至前196年十月,刘邦和吕雉先后捕杀或攻灭燕王臧荼、楚王韩信、赵王张敖、代王(原为赵国国相,自立为代国国王)陈豨、梁王彭越、淮南王英布、新的燕王卢绾。异姓王中唯有长沙王吴臣因势小不构成对刘邦的威胁,而勉强逃过一劫。消灭异姓王之后,刘邦与元老、列侯们订立了白马之盟,规定只有刘姓的宗室可以封王。
刘邦
史家一般认为刘邦在登上皇位后害怕被夺权,并为了使其后代不用受到功臣压迫,因此铲除开国功臣,并订立白马之盟。大部分学者认为“白马之盟”真实存在,部分学者认为“白马之盟”系伪造。伪造说者认为:白马之盟“一是订立的时间不详,二是不符合正规盟誓规范,三是没有思想基础,四是不为后人所遵守。种种迹象表明,‘白马之盟’极有可能是由功臣集团伪造的,功臣们伪造‘白马之盟’是为了给对付吕氏家族找一个合适的理由。”
二、汉惠帝刘盈-吕后程制
吕雉早年称得上是贤惠的女人,初嫁给刘邦时,生活并不富裕,刘邦时常为公务以及与朋友们周旋,三天两头不见人影。
吕雉
吕雉便亲率子女从事农桑针织,孝顺父母及养育儿女,过着自食其力的生活。早年的刘邦常戴一顶自制的竹帽到处闲逛,骗吃骗喝,一次押解囚犯,因自己酒醉而使囚犯逃跑,自己也只好亡命芒砀山下的沼泽地区。吕雉除独立支撑家庭外,还不时长途跋涉,为丈夫送去衣物及食品。
之后,吕雉为刘邦生下一儿一女,即后来的汉孝惠皇帝刘盈和鲁元长公主。
汉惠帝在位七年,自元年起即因人彘事件不再听政,并嗜酒燕乐,导致多病;吕雉自惠帝死后即临朝称制,于吕太后元年、四年连立两任少年皇帝,共主政八年。因此《史记》、《汉书》等正史以“本纪”体例记载吕太后生平,将其历史地位看作等同于一任帝王。
吕雉统治期间实行黄老之术与民休息的政策,废除挟书律,下令鼓励民间藏书、献书,恢复旧典。为后来的文景之治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司马迁在《史记》中对她的评价是“政不出房户,天下晏然;刑罚罕用,罪人是希;民务稼穑,衣食滋殖”,给予吕后施政极大的肯定。
汉初制度简约。吕雉主持明确了汉朝的后宫尊卑制度,于称制七年主持重新议定了汉高祖母亲、兄姊的谥号,将刘邦的母亲和姐姐均由“夫人”升为“后”。
吕太后称制期间曾大封亲族为王。前180年8月18日(七月三十),吕雉逝世,周勃、陈平等人铲除吕氏家族力量,更立汉高祖第四子代王继承宗庙,是为汉文帝。
三、汉文帝刘恒-萧规曹随与文景之治
萧何与曹参两人少年担任秦朝小官吏时,便已是好友,后来西汉建国,萧何身为宰相,曹参身为大将,地位不凡的两人却反而有了嫌隙。萧何担任相国时,参考前朝文献制订典章及制度。萧死前,推荐曹参继任。曹参上任后,认为萧何订下的法令已很完备,所以继续沿用而不作改动。
汉文帝
曹参就任汉相国期间,整日饮酒食肉,政治上清静无为,继续执行萧何留下的政策,不予变动。 汉惠帝认为自己被曹参轻视,于是命其子御史大夫曹窋劝谏,曹参把曹窋鞭笞了两百下并赶出门外,汉惠帝于是亲自责问曹参。
曹参摘帽,向皇帝俯首谢罪:“陛下您认为,您与先帝相比,谁较为英明神武?”皇帝回道:“我怎敢与先帝比?”曹参又问:“我跟萧何比,谁较贤能?”皇帝说道:“您好像不太比得上他。”曹参接着说:“陛下说得对,且高祖跟萧何平定了天下,法令都健全具备。陛下只要垂拱而治,我们这些官吏坚守岗位,遵守他们的法令而不犯过失,不是很适当吗?”
时人歌颂:“萧何制定法律,调和整齐如一;曹参继任相国,遵法而不犯过失。施载清净无为的政策,人民因而安宁统一。”史称“萧规曹随”。
四、汉景帝刘启-七国之乱
七国之乱又称作七王之乱,发生于西汉初期的公元前154年(汉景帝三年)。当时以吴王刘濞为中心的七个刘姓宗室诸侯,由于不满朝廷实行削藩政策,剥夺地方诸侯王权力,所以兴兵反抗,最终为汉朝朝廷派周亚夫、窦婴平定。
汉景帝
七王为:吴王刘濞、楚王刘戊、胶西王刘卬、胶东王刘雄渠、淄川王刘贤、济南王刘辟光、赵王刘遂。
七国发兵之后,汉景帝和晁错一起商量平叛事宜。晁错建议景帝御驾亲征,自己留守长安。窦婴、袁盎等人向景帝献策诛杀晁错,满足叛军“清君侧”的要求以换取他们退兵,景帝采纳了袁盎之计,封袁盎为太常,要他秘密整治行装,出使吴国。袁盎献策十多天后,丞相陶青、中尉陈嘉、廷尉张欧联名上书,弹劾晁错,提议将晁错灭族。景帝批准了这道奏章,腰斩晁错于东市,息事宁人、委曲求全。然而吴王谋划数十年,以诛晁错为名,藉朝廷削地而发难,本意就是要争夺神器,并不是真的要杀晁错,晁错伏诛后,七国并不止息。景帝派遣袁盎通告七国,诸王仍不罢兵,继续西进。
五、汉武帝刘彻-汉武盛世
汉武盛世是西汉的全盛时期,汉武帝身为雄才大略的政治家,他的时代所产生的政治思想与规划,在历史留下了深刻的影响。汉武帝时代,以汉人为主体、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得到空前的巩固,汉文化的主流形态基本形成,中国开始以文明和富强的政治实体和文化实体闻名于世。
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文学、史学、哲学、政治学、经济学、军事学等,在这一时期都有相当程度的发展。当时的西汉帝国以其精神文化和物质文化的辉煌成就成为东方文明的骄傲,在林立于世界的不同文化体系之中居于领先的地位。汉武帝时代的政治体制、经济形式和文化格局,对后世皆留下相当重要的历史影响。
不过有些传统史家如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均认为,汉武帝力行中央集权、开疆拓土、独尊儒术、设罝五经博士等政策,虽然在历史留下不可磨灭的贡献,不过在位中期之后,由于武帝本人好大喜功、放纵享乐、荒诞迷信、残暴多疑、穷兵黩武等种种行为,造成西汉国力、社会经济、人口数量大幅衰退,当时人民承受这些现象的苦果,生活陷于水深火热,因此他们称所谓的“汉武盛世”,不过在文治学术方面尤为人称道,至于武功方面则通常同情于对人民财货与生命付出过度的损失与牺牲。
汉书‧公孙弘卜式兒宽传》最后的赞语中写道,武帝时代是两汉时期中在识人用人方面最值得肯定的历史时期:“汉之得人,于兹为盛。”当时的“儒雅”之士如公孙弘、董仲舒、兒宽,“笃行”之士如石建、石庆,“质直”之士如汲黯、卜式,“推贤”之士如韩安国、郑当时,“定令”时士如赵禹、张汤,“文章”之士如司马迁、司马相如,“滑稽”之士如东方朔、枚皋,“应对”之士如严助、朱买臣,“历数”之士如唐都、洛下闳,“协律”之士如李延年,“运筹”之士如桑弘羊,“奉使”之士如张骞、苏武,“将率”之士如卫青、霍去病,“受遗”之士如霍光、金日䃅等,都在历史上留有盛名。而其他族繁不及备载的,如“飞将军”李广等其他人才,更加体现出汉武帝时代是个人才辈出的时代。班固总结说:“是以兴造功业,制度遗文,后世莫及。”他认为汉武帝时代的“功业”“制度”之所以具有突出的历史地位,正是由于汉武帝身边聚集了各种不同类型的人才。
汉武帝
汉武帝晚年笃信巫术,听信江充谗言,导致发生了著名的巫蛊之祸,皇太子刘据被迫杀江充而谋反,结果兵败而死,皇后卫子夫因此自杀。事后武帝也极为后悔,修建望思台以悼念太子。
经济上,汉武帝时代经过多年对外战争和肆意挥霍,国库已经空虚,经济遭受巨大冲击,国力也出现了衰退的局面,汉武帝用桑弘羊执掌全国财政,将盐铁实行垄断专卖,并出卖爵位,允许以钱赎罪,虽然这些措施为政府的带来许多收入,不过却使吏治进一步腐败,官员利用职权巧取豪夺、欺压百姓的情况日益严重,导致百姓怨声载道。广大贫苦农民不堪官府和豪强的双重压榨,于汉武帝统治的中后期接连爆发起义,并且越演越烈。
军事上,由于出身将门良家子的李广、李敢、李陵父子孙三代与外戚军人卫青、霍去病、李广利发生严重派系斗争,而使武帝晚年对匈奴的战役中,遭到重大的挫败。太初二年(前103年)秋,浚稽将军赵破奴率二万骑出朔方攻击匈奴,失利被俘;征和三年(前90年),又遣李广利率70,000人北伐,结果都是全军覆没。
对外战争的失败,国内的不安,以及家庭的惨变,在巫蛊之祸后,汉武帝利用远征军失利的时机发表了著名的轮台之诏。辛德勇认为,轮台诏不是罪己诏,关于汉武帝罪己是资治通鉴的虚构,汉武帝死后并未改变西汉对外战争的基本国策。而田余庆认为汉武帝晚期改弦易辙。
六、汉昭帝刘弗陵-霍光辅政
霍光,西汉河东郡平阳县(今山西省临汾市)人,政治家,麒麟阁十一功臣之首,名将霍去病异母弟,昭帝上官皇后外祖父,宣帝霍皇后之父。先后任郎官,曹官、侍中、奉车都尉、光禄大夫、大司马、大将军等职位,封博陆侯,谥号为宣成,是以又被尊称为博陆宣成侯。历经汉武帝、汉昭帝、汉宣帝三朝,期间曾主持废立昌邑王。宣帝地节二年霍光去世,过世后第二年霍家因谋反被族诛。
霍光本人身高七尺三寸(约折合1.68米),皮肤白皙,眉目疏朗,胡须很美,是当时有名的美男子。他常被人和伊尹并提,称为伊霍,后世往往以“伊霍之事”代指权臣摄政废立皇帝。
霍光与同为辅政大臣的金日䃅和上官安都有联姻关系。金日䃅次子金赏的妻子是他女儿。另外一位辅政大臣上官桀的儿子上官安所娶则是霍光长女,有一女上官氏。上官安打算让时年仅仅六岁的上官氏做皇后,遭到霍光反对,于是转而走盖长公主的门路,成功实现目的。上官家族为了回报盖长公主,想将其情夫丁外人封列侯和光禄大夫,也被霍光驳回。霍光此前又曾多次阻止上官家族其他亲戚封官。双方因而结怨,成为政敌。此时的外朝领袖桑弘羊也因为与内朝领袖霍光发生激烈斗争,因此加入了上官桀的反霍光集团。桑弘羊在公元前81年盐铁会议上与霍光发生政见冲突,又因为同年霍光任命自己亲信杨敞为大司农,侵入了桑弘羊独占的财政大权,让桑弘羊愤而加入反霍光集团。
霍光
于是,上官桀父子联合盖长公主、燕王刘旦以及辅政大臣桑弘羊等共同结成反对霍光的同盟,假托燕王名义趁霍光休假的时候向汉昭帝上书诬陷霍光有不臣之心,并内外接应,做好准备打算一举擒杀霍光,但时年仅十四岁的昭帝识破了他们的阴谋,不予理睬,并安抚霍光,且下令追查上书人的来历。后来汉昭帝还下令如有人上书毁谤霍光者必追究到底。
上官桀等人见无法从昭帝处下手,便决定发动政变杀霍光,废黜昭帝,立燕王为帝。但计划泄漏,霍光族灭上官桀父子和桑弘羊,盖长公主和燕王旦自杀。此后霍光成为朝政实际上的决策者。
在昭帝时期,霍光得到汉昭帝的全面信任,因而得以独揽大权,他采取休养生息的措施,多次大赦天下,鼓励农业,使得汉朝国力得到一定的恢复。对外也缓和了同匈奴的关系,恢复和亲政策。
这段时期和后来的宣帝朝被合称昭宣中兴,史家认为西汉自文景之治后被武帝穷兵黩武政策所耗空的国力在这段时间得到了恢复。
七、汉宣帝刘询-昭宣之治与石渠阁会议
昭宣之治又称昭宣中兴,为西汉汉昭帝和汉宣帝在位时期(约为公元前87年至前49年)着重休养生息,以恢复汉武帝在位时严重损耗的国力,并将汉朝国力推上太平盛世。后世历史学家评定此段时间为西汉的中兴。
汉宣帝
汉武帝末年,由于长时期的兴师暴众和严刑峻法,阶级矛盾日益尖锐,农民起义不断。在民怨沸腾的情况下,汉武帝于终前两年下《轮台诏》,宣布:“当今务在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表示与民更始,发展生产,与民休息。汉武帝驾崩后,汉昭帝和汉宣帝相继当政,西汉历史进入昭宣时期。
昭宣时期的政治及经济措施的实行,使到一度风雨飘摇的西汉王朝再次兴盛。刘向评论汉宣帝时称赞他“政教明,法令行,边境安,四夷亲,单于款塞,天下殷富,百姓康乐,其治过于太宗(汉文帝)之时”。
汉甘露三年(前53年),汉宣帝在大殿中召五经名儒太子太傅萧望之主持会议,详论毂梁、公羊学的相同或不同之处。命令双方本着各自的经义进行辩论。参加讨论的两派,每派五人。萧望之等多数人认为,应该遵从毂梁学。由此,毂梁春秋学大为盛行。这次会议是石渠阁会议的前奏。会议结果,增设博士至十四人,比汉武帝置五经博士更进一步。石渠阁会议与汉代经学学术思想有着密切的关系,它是汉代学术史上的重要的枢纽,是汉代学术许多重大问题的关键点。
刘德州: “对于西汉时的石渠阁会议与东汉时的白虎观会议,学界大多认为是宣、章二帝为了统一经义、统一经学而召开的。然而经过考证可以发现,宣、章二帝并没有统一经义的意愿,两次会议也绝非是为统一经义而召开,它们只是大规模的学术讨论会而已。在会议上,学者各持己见,互相辩难,即使不敌,其学说也并不会被罢黜,被取缔。”
八、汉元帝刘奭(shì)-天下第二美女昭君出塞
汉甘露三年(前51年),出生于南郡秭归县的一个山村,父亲名王襄。这年匈奴呼韩邪单于亲自前来长安朝见汉帝,成为第一位到汉廷朝见的单于。
昭君
建昭元年(前38年),以民间女子身份被选入宫,成为了一名宫女。传说画工毛延寿趁机勒索宫女。宫女们为了自己能被皇帝选中,送给毛延寿很多钱财。虽然她相貌出众,但因品格高尚,不似他人用各种手段以谋求皇帝的宠爱,毛延寿得不到贿赂,便故意丑化她。
竟宁元年(公元前33年)正月,呼韩邪单于来朝,要求娶汉人为妻,汉元帝将她赐给了呼韩邪单于。单于非常高兴,上书表示愿意永保边境安宁。后封其“甯胡阏氏”,育有一子,名伊屠智牙师,后为右日逐王。
西汉到元帝,国势已日趋转弱,因而汉匈得以维持了友善信赖关系,于昭君出塞后的数十年间,是由于和亲提供的生养契机。呼韩邪单于结束了匈奴多年的战乱,并寻求附和汉廷,也学习汉人的典章制度,对于双方交流建立良好的基础。所以后代诗人赵介认为昭君出塞的功绩,不输于名将卫青霍去病。昭君和亲,于民族间团结和谐的促进,作出伟大的贡献。
咏怀古迹五首之三(唐·杜甫)
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一去紫台连朔漠,独留青冢向黄昏。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九、汉成帝刘骜-赵飞燕掌权
赵飞燕(-前1年),西汉汉成帝第二任皇后,汉哀帝时皇太后。她以绝世美貌著称,能歌善舞,受汉成帝专宠二十年,所谓“环肥燕瘦”讲的便是她和杨玉环,而燕瘦也通常用以比喻体态轻盈瘦弱的美女。同时她也因美貌而成为淫惑皇帝的一个代表性人物。历代文人对她的故事也很感兴趣,很多诗词文赋中都有关于她的描述。
赵飞燕
正史未记载其本名,号“飞燕”,故称赵飞燕,野史有称其名宜主。赵飞燕体态轻盈,身轻如燕,传说中能作掌上舞,她是一位中国民间传说中最传奇和神话般的美女。正史上对她的记载很少,然而关于她的野史逸书却又很多,赵飞燕与妹妹赵昭仪(野史称赵合德)的故事是一个不断流传并逐渐丰富发展的过程,尤以《西京杂记》、《飞燕外传》最为影响深远。
元寿二年(前1年)六月,哀帝崩逝。与哀帝不睦的王氏外戚集团东山再起,哀帝宠臣和外戚遭到了严厉的打击,赵太后也没能例外。王莽挟太皇太后王政君下诏曰“前皇太后与昭仪俱侍帷幄,姊妹专宠锢寝,执贼乱之谋,残灭继嗣以危宗庙,悖天犯祖,无为天下母之义。贬皇太后为孝成皇后,徙居北宫。”一个月后王莽又下诏将赵皇后和哀帝傅皇后一起贬为庶人,赶去看守自己丈夫的陵园,当天二人一同自杀,赵飞燕比妹妹赵合德多活了六年。
十、汉哀帝刘欣-王莽专政时代
王莽(前45年-23年10月6日),字巨君,魏郡元城贵乡(今河北邯郸大名县东)人。身高七尺五寸(大约173公分)。自称舜的后代。新朝皇帝。西汉末年政治人物、外戚及权臣,之后夺取皇位并建立新朝。
王莽
元寿元年(前2年)其回京城居住。元寿二年(前1年)汉哀帝去世,并未留下子嗣,由太皇太后王政君掌管传国玉玺,王莽任大司马,兼管军事令及禁军,立汉平帝,得到朝野的拥戴。元始元年(1年)王莽在推辞再三之后接受了“安汉公”的尊号,将俸禄转封两万多人。元始三年(3年)王莽的女儿成了皇后。元始四年(4年)加号宰衡,位在诸侯王公之上。大力宣扬礼乐教化,得到儒生的拥戴,被加九锡。元始五年(5年),王莽毒死汉平帝,立年仅两岁的孺子婴为皇太子,太皇太后王氏命王莽代天子朝政,先后称“摄皇帝”、“假皇帝”。从居摄二年(6年),翟义起兵反对王莽,有人开始不断借各种名目对王莽劝进。初始元年十一月戊辰(9年1月10日 / 8年12月),王莽正式称帝,改国号为“新”,改长安为常安,封孺子婴为定安公;是为始建国元年。
史家钱穆从另一角度看,认为王莽是书生式政治家。王莽登位后推行之新政,大抵都是为了仿照周朝的制度推行,如屡次改变币制、更改官制与官名、以王田制为名恢复井田制,把盐、铁、酒、币制、山林川泽收归国有,都是不停恢复西周时代的周礼模式。可是古今风俗不同,环境各异,源于古制的新法,未必一切都合时合宜。而这些新政都是违反了历史规律,所以推行失败,自属历史必然。所以这个角度看,王莽是一个事事复古,脱离现实的政治家。钱穆说:“王莽的政治,完全是一种书生的政治⋯⋯不达政情,又无贤辅,徒以文字议论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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