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画像 杜甫（712～770年），字子美，号“少陵野老”，一号“杜陵野老”、“杜陵布衣”，中国唐朝现实主义诗人。祖籍湖北襄阳（今湖北省襄樊市），生于河南巩县（今巩义市）。因其曾任左拾遗、检校工部员外郎，因此后世称其杜拾遗、杜工部；又因为他搭草堂居住在长安城外的少陵，也称他“杜少陵”、“杜草堂”。 杜甫与李白合称“李杜”，为了与另两位诗人李商隐与杜牧即“小李杜”区别，杜甫与李白又合称“大李杜”，杜甫也常被称为“老杜”。杜甫与杜牧是远房宗亲，同为晋朝灭孙吴的大将杜预之后裔（杜甫为杜预二十世孙）。杜甫生活在唐朝由盛转衰的历史时期，其诗多涉笔社会动荡、政治黑暗、人民疾苦，反映了当时社会矛盾和人民疾苦，因而被誉为“诗史”。杜甫忧国忧民，人格高尚，诗艺精湛。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中很多是传颂千古的名篇，比如“三吏”和“三别”，并有《杜工部集》传
杜甫草堂，座落于成都市西郊浣花溪畔世；其中“三吏”为《石壕吏》《新安吏》和《潼关吏》，“三别”为《新婚别》《无家别》和《垂老别》。杜甫的诗篇流传数量是唐诗里最多最广泛的，对后世影响深远。 杜甫的思想核心是儒家的仁政思想。他有“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宏伟抱负。他热爱生活，热爱人民，嫉恶如仇，对朝廷的腐败、社会生活中的黑暗现象都给予批评和揭露。 今耒阳有湖南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杜甫墓、杜工部祠、杜陵桥、杜陵书院等遗址，在杜甫遗址的基础上辟有杜甫公园。杜甫遗愿要归葬首阳山，但其次子宗武因穷困无力做到，只好暂时掩埋于耒阳，死后四十三年方由其孙杜嗣业扶柩归葬于河南洛阳偃师首阳山下，在首阳山下也有杜甫墓。历代仅杜甫墓、杜公祠题咏多达六十余首，还有成都杜甫草堂。 生平简介
杜甫，字子美，其先襄阳人，曾祖依艺为巩令，因居巩。甫天宝初应进士，不第。后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安禄山陷京师，肃宗即位灵武，甫自贼中遁赴行在，拜左拾遗。以论救房琯，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乱，寓居同州同谷县，身自负薪采梠，餔糒不给。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道阻不赴。严武镇成都，奏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赐绯。武与甫世旧，待遇甚厚。乃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枕江结庐，纵酒啸歌其中。武卒，甫无所依，乃之东蜀就高適。既至而適卒。是岁，蜀帅相攻杀，蜀大扰。甫携家避乱荆楚，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亦乱。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卒年五十九。元和中，归葬偃师首阳山，元稹志其墓。天宝间，甫与李白齐名，时称李杜。然元稹之言曰：“李白壮浪纵恣，摆去拘束，诚亦差肩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白居易亦云：“杜诗贯穿古今，尽工尽善，殆过于李。”元、白之论如此。盖其出处劳佚，喜乐悲愤，好贤恶恶，一见之于诗。而又以忠君忧国、伤时念乱为本旨。读其诗可以知其世，故当时谓之“诗史”。旧集诗文共六十卷，今编诗十九卷。·早年
杜甫早年的生活情况记载很少，主要从他的诗歌中得知。杜甫生于712年2月12日，准确的出生地尚未知晓，但估计在巩县（今巩义市）。他的祖父杜审言是武则天时期的一个有名的政治家和诗人，“（审言）少与李峤、崔融、苏味道为文章四友，世号‘崔、李、苏、杜’”，他的父亲是杜闲，曾官至兖州（今属山东）司马、奉天（今陕西乾县）县令，“审言生闲，闲生甫”。杜甫的母亲是清河东武城（今属山东）人，在杜甫出生后不久就去世了，父亲杜闲续娶了卢氏，为杜甫的继母，但是杜甫并没有从卢氏身上得到多少母爱，反倒是他二姑担当了母亲的角色，把小杜甫抚育成人。杜甫有一个哥哥，早夭，还有3个同父异母的弟弟和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杜甫在诗中常提到他们，但杜甫从未在诗中提到他的继母。 杜甫自小好学，七岁便能作诗，“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有志于“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可见杜甫是个早熟的孩子。杜甫幼年很是顽皮，“忆年十五心尚孩，健如黄犊走复来。庭前八月梨枣熟，一日上树能干回”。但这个早熟孩子超强的记忆力和出众的文学才能，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李邕求识面，王翰愿卜邻”。 杜甫在青年时代曾数次漫游。十九岁时，他出游郇瑕（今山西临沂）。二十岁时，漫游吴越，历时数年。开元二十三年（735年），回故乡参加“乡贡”。二十四年在洛阳参加进士考试，结果落第。他的父亲时任兖州司马，杜甫遂赴兖州省亲，开始齐赵之游。开元二十九年，他返回洛阳，筑室首阳山下。约在此时，与司农少卿杨怡的女儿结婚。天宝三载（744年）四月，杜甫在洛阳与被唐玄宗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遇，两人相约为梁宋之游。之后，杜甫又到齐州（今山东济南）。四载秋，转赴兖州与李白相会，二人一同寻仙访道，谈诗论文，结下了“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的深厚友谊。秋末，二人握手相别，杜甫结束了“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快意八九年，西归到咸阳”的齐赵之游。·中年
杜甫画像，见于《晩笑堂竹荘画传》 天宝六载，玄宗诏天下“通一艺者”到长安应试，杜甫也参加了考试。由于权相李林甫作梗，编导了一场“野无遗贤”的闹剧，使得参加考试的士子全部落选。科举之路既不通，杜甫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理想，不得不转走权贵之门，投赠干谒等，但都无结果。他客居长安十年，奔走献赋，郁郁不得志，仕途失意，过著贫困的生活，“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 天宝十载正月，玄宗将举行祭祀太清宫、太庙和天地的三大盛典，杜甫于是在天宝九载冬天预献“三大礼赋”，得到玄宗的赏识，命待制在集贤院，等候分配，然而仅得“参列选序”资格，没有得到官职。直到十四载，才得授一个河西尉的小官，但杜甫不愿意任此“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的官职，就改任右卫率府兵曹参军。十一月，杜甫往奉先省家，就长安十年的感受和沿途见闻，写成著名的《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就在这个月，“安史之乱”爆发。第二年六月，潼关失守，玄宗仓皇逃往成都。七月，太子李亨即位于灵武，是为肃宗。这时，杜甫已将家搬到郝州（今陕西富县）羌村避难，他听说了肃宗即位，立即在八月只身北上，投奔灵武，途中不幸为叛军俘虏，押至长安。诗人目睹国家的残破以及叛军的残暴，感时伤事，写下了《春望》、《哀江头》、《哀王孙》等不朽诗篇。至德二载（757年）四月，杜甫冒险逃出长安投奔肃宗，“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五月十六日，被肃宗授为左拾遗，故世称“杜拾遗”。不料杜甫很快因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诏三司推问，幸赖宰相张镐救免，但从此受到肃宗的疏远。“（杜甫）与房琯为布衣交，琯时败兵，又以琴客董廷兰之故罢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解，不复问。”闰八月，敕放郧州省家。乾元元年（758年）六月，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从此永远离开朝廷。 当年年冬，杜甫由华州赴洛阳，二年春，返回华州，正值唐军九节度使邺城战役溃败，大肆抓丁以补充军力，杜甫就沿途所见所感，写成著名的组诗“三吏”、“三别”。七月，杜甫弃官去秦州（今甘肃天水），开始了“支离东北风尘际，漂泊西南天地间”的人生苦旅。在漂泊的旅途中杜甫全家备尝艰辛，一度濒临绝境。十月，缺衣少食的杜甫携家离开秦州，南赴同谷（今甘肃成县），想解决衣食之忧。不料到同谷后，生活状况不仅没有改善，反而完全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之中。杜甫在诗歌中用字字血泪记录下这段最为艰苦的岁月，“男儿生兏成名身已老，三年饥走荒山道。长安卿相多少年，富贵应须致身早。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呜呼七歌兮悄终曲，仰视皇天白日速”。十二月初，杜甫于无奈之下再次逃难，携家离开同谷入蜀，于年底抵达成都，时任成都尹的严武是杜甫的好友，他给予了杜甫许多帮助，杜甫的生活开始安定，“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因为这一年之内奔波流离，不断逃难，杜甫称之为“奈何迫物累，一岁四行役”。上元元年（760年）春，杜甫一家在亲友们的帮助下，于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筑茅屋而居，即为著名的成都杜甫草堂，杜甫送严武入朝至绵州（今四川绵阳）。因剑南兵马使徐知道叛乱，被迫流寓梓州（今四川三台）、阆州（今四川阆中）一带。唐代宗广德元年（763年），朝廷召他为补京兆功曹，他却不去任职。二年正月，严武再任职成都，几次写信希望杜甫回来。六月，严武表荐杜甫为节度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故世又称“杜工部”。永泰元年（765）正月，杜甫退出严武的幕府。四月，严武病逝，杜甫失去依靠，于五月离开成都乘舟南下，经嘉州（今四川乐山）、戎州（今四川宜宾）、渝州（今重庆）、忠州（今重庆忠县）至云安（今重庆云阳），次年暮春迁居夔州（今重庆奉节），甚至以船为家，“崔旰等乱，甫往来梓、夔间”，杜甫诗有“名岂文章著，官应老病休。飘飘何所似？天地一沙鸥”。杜甫居夔州近两年，写诗四百余首。大历三年（768年）正月，杜甫携家出三峡，经江陵、公安，暮冬抵岳阳。之后，诗人漂泊湖南，贫病交加，濒临绝境。大历五年（770年）冬，杜甫病死在湘江舟中，时年五十九岁。
成都杜甫草堂内景·去世
唐大历五年（770年），杜甫在湘江中的小船上病逝。杜甫的逝世至今都是学术界讨论的一个话题。一些专家认为杜甫是因糖尿病而死，并在杜诗中找到证据，“我多长卿病，日久思朝廷。肺枯渴太甚，漂泊公孙城”。长卿病是指司马相如患有的消渴症，即糖尿病。一说杜甫人在耒阳，为洪水所困，十余日未进食，后来耒阳聂县令雇小船来接他，并且赠送许多牛肉、白酒款待，杜甫一夜食尽，竟大饱而死，“永泰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时年五十九”，“杜甫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足食，县令具舟迎之，令鉴馈牛炙白酒。后漂寓湘潭间，羁旅憔悴于衡州耒阳县，颇得令长所厌。甫投诗于宰，宰遂致牛炙白酒以遗甫，甫饮过多，一夕而卒”，“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郭沫若据此认为杜甫是吃了“天热肉腐”之物，因食物中毒而亡。杜甫灵柩停厝在岳阳，唐宪宗元和八年（813年），由他的孙子杜嗣业移葬于河南首阳山下。但现在杜甫的坟墓有八座，分别位于河南巩义市、河南偃师市、湖南省耒阳（今耒阳市）、平江县等地。《旧唐书》文苑本传
杜甫，字子美，本襄阳人，后徙河南巩县。曾祖依艺，位终巩令。祖审言，终膳部员外郎，自有传。父闲，终奉天令。 甫天宝初（注：应为开元末）应进士不第。天宝末，献三大礼赋，玄宗奇之，召试文章，授京兆府兵曹参军（注：应为右卫率府参军）。十五载，禄山馅京师，肃宗征兵灵武。甫自京师宵遁，赴河西（注：时未尝到河西），谒肃宗于彭原（注：应为凤翔），拜右拾遗（注：应为左拾遗）。房［王官］为布衣时，与甫善。时［王官］为宰相，请自帅师讨贼，帝许之。是年十月，［王官］兵败于陈涛斜。明年春，［王官］罢相。甫上疏言［王官］有才，不宜罢免。肃宗怒，贬［王官］为刺史，出甫为华州司功参军。时关辅乱离，谷食踊贵，甫寓居成州同谷县（注：成州之上漏去秦州），自负薪采［木吕］，儿女饿殍者数人。久之，召补京兆府功曹（注：公不赴功曹之命，系代宗广德元年居梓、阆间事）。 上元二年冬，黄门侍郎郑国公严武镇成都（注：武凡两镇成都，其在上元二年，则以绵州刺史迁东川节度，兼除西川。至以黄门侍郎再帅剑南，乃代宗广德二年事），奏为节度参谋、检校尚书工部员外郎，赐绯鱼袋（注：此在严再镇后，非上元也）。武与甫世旧，待遇甚隆。甫性褊躁，无器度，恃恩放恣，尝凭醉登武之床，瞪视武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虽急暴，不以为忤。甫于成都浣花里，种竹植树，结庐枕江，纵酒啸咏，与田夫野老相狎荡，无拘检。严武过之。有时不冠。其傲诞如此。永泰元年夏，武卒，甫无所依（公之去蜀东行，以公诗证之，当在严武未卒之前）。 及郭英□（“刈”的左部）代武镇成都，英□武人，粗暴，无能刺谒，耐游东蜀，依高适（注：时适已官京朝，不在东蜀，公亦未依适）。既至而适卒。是岁，崔宁杀英□，杨子琳功西川，蜀中大乱，甫以其家避乱荆楚（注：去蜀后居夔且二年，史漏），扁舟下峡。未维舟而江陵乱（注：其时江陵无警），乃溯沿湘流，游衡山，寓居耒阳（注：自衡往郴，舟泊耒阳耳，未尝寓居也）。甫尝游岳庙，为暴水所阻（注：阻水不在岳庙），旬日不得食。耒阳令知之，自棹舟迎甫而还。永泰二年（注：当作大历二年），啖牛肉白酒，一夕而卒于耒阳（注：此说出于唐小说家，不可信，当以公诗正之），时年五十有九。子宗武，流落湖湘而卒。元和中，宗武子嗣业自耒阳迁甫之柩（注：元氏撰墓系，无自耒阳之文），归葬于偃师西北首阳山之前。 天宝末诗人，甫与李白齐名，而白自负文格放达，讥甫龌龊，有饭颗山头之嘲诮（注：唐《本事诗》云：太白戏杜曰：“饭颗山头逢杜甫，头戴笠子日卓午。借问别来太瘦生，总为从前作诗苦。”盖讥其拘束也。此诗太白集不载，不可信）。元和中，词人元稹论李、杜之优劣，自后属文者，以稹论为是。《新唐诗》本传
甫字子美，少贫，不自振，客吴、楚、齐、赵间。李邕奇其材，先往见之。举进士，不中第，困长安。天宝十三载，玄宗朝献太清宫、飨庙及郊，甫奏赋三篇（注：公献赋在天宝十载）。帝奇之，使待制集贤院，命宰相试文章，擢河西尉，不拜；改右卫率府胄曹参军。数上赋颂，因高自称道，且言：“先臣恕、预以来，承儒守官，十一世迨审言，以文章显中宗时。臣赖绪业，自七岁属辞，且四十年，然衣不盖体，常寄食于人。窃恐转死沟壑，伏惟天子哀怜之。若令执先臣故事，拔泥途之久辱，则臣之述作，虽不足鼓吹六经，先鸣诸子，至沉郁顿挫，临时敏给，扬雄、枚皋可企及也。有臣如此，陛下其忍弃之！” 会禄山乱，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注：三川县属［鹿阝］州）。肃宗立，自［鹿阝］州羸服欲奔行在，为贼所得。至德二载，亡走凤翔，上谒，拜左拾遗。与房［王官］为布衣交。［王官］时败陈涛斜，又以客董廷兰，罢宰相。甫上疏言罪细，不宜免大臣。帝怒，诏三司杂问。宰相张镐曰：“甫若抵罪，绝言者路。”帝乃解。甫谢，且称：“［王官］宰相子，少自树立，为醇儒，有大臣礼。时论许［王官］才堪公辅，陛下果委而相之。观其深念主忧，义形于色。然性失于简，酷嗜鼓琴。廷兰托［王官］门下，贫疾昏老，依倚为非。［王官］爱惜人情，一至玷污。臣叹其功名未就，志气挫衄。觊陛下弃细录大，所以冒死称述。涉近讦激，违忤圣心，陛下赦臣百死，再赐骸骨，天下之幸，非臣独蒙。”然帝自是不甚省录。 时所在寇夺，甫家寓［鹿阝］，弥年艰窭，孺弱至饿死，因许甫自往省亲。从还京师，（注：孺弱饿死，乃天宝十四载自京赴奉先时事。若往［鹿阝］迎家，则在至德二载）出为华州司功参军。关辅饥（注：更以东都残毁，故乡不可归），辄弃官去。客秦州，负薪采橡栗自给。流落剑南，结庐成都西郭。召补京兆功曹参军，不至（注：此二句当在“往依焉”之下）。会严武节度剑南东西川，往依焉。武再帅剑南，表为参谋检校工部员外郎。武以世旧，待甫甚善，亲至其家。甫见之，或时不巾。而性褊躁傲诞，尝登武床，瞪视曰：“严挺之乃有此儿！”武亦暴猛，外若不以为忤，中衔之。一日，欲杀甫及梓州刺史章彝，集吏于门。武将出，冠钩于帘三。左右白其母，奔救得止，独杀彝（注：此说出《云溪友义》，不可信。以公诗考之，严武来镇蜀，章彝已入觐）。武卒，崔［日干］等乱，甫往来梓、夔之间（注：游梓乃宝应、广德间事，至是惟寓夔耳）。大历中，出瞿塘，下江陵，溯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阳，游岳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具舟迎之，乃得还。令尝馈牛炙白酒，大醉，一昔卒（注：此段之谬，与旧史同），年五十九。 甫放旷不自检，好论天下大事，高而不切。少与李白齐名，时号“李杜”。尝从白及高适过汴州，酒酣，登吹台，慷慨怀古，人莫测也。数尝寇乱，挺节无所污。为歌诗，伤时浇弱，情不忘君，人怜其忠云。 赞曰：唐兴，诗人承陈、隋风流，浮靡相矜。至宋之问、沈［亻全］期等，研揣声音，浮切不差，而号律诗，竞相沿袭。逮开元间，稍裁以雅正。然恃华者质反，好丽者壮为，人得一概，皆自名所长。至甫，浑涵汪茫，千汇万状，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厌馀。残膏胜馥，沾丐后人多矣。故元稹谓诗人已来，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陈时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号诗史。昌黎韩愈于文章慎许可，至于歌诗，独推曰：“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诚可信云。元稹撰唐故检校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江陵士曹时作）
叙曰：余读诗至杜子美而知大小之有所总萃焉。始尧舜时，君臣以赓歌相和，是后诗人继作，历夏、殷、周千馀年，仲尼缉合选练，取其干预教化之尤者三百篇，其馀无闻焉。骚人作而怨愤之态繁，然犹去风雅日近，尚相比拟。秦、汉已还，采诗之官既废，天下妖谣民讴、歌颂讽赋、曲度嬉戏之词亦随时间作。至汉武帝赋《柏梁》诗，而七言之体兴。苏子卿、李少卿之徒，尤工为五言。虽句读文律各异，雅郑之音亦杂，而词意简远，指事言情，自非有为而为，则文不妄作。建安之后，天下文士遭罹兵战。曹氏父子鞍马间为文，往往横槊赋诗。其遒壮抑扬，冤哀悲离之作，尤极于古。晋世风概稍存。宋、齐之间，教失根本，士子以简慢歙习舒徐相尚，文章以风容色泽放旷精清为高。盖吟写性灵，流连光景之文也。意义格力固无取焉。陵迟至于梁、陈，淫艳刻饰，佻巧小碎之词剧，又宋、齐之所不取也。 唐兴，官举大振。历世之文，能者互出。而又沈、宋之流，研练精切，稳顺声势，谓之为律诗。由是而后，文变之体极焉。然而莫不好古者遗近，务华者去实；效齐、梁则不逮于魏、晋，工乐府则力屈于五言；律切则骨格不存，闲暇则纤浓莫备。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雅，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使仲尼锻其旨要，尚不知贵，其多乎哉。苟以其能所不能，无可无不可，则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词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予尝欲条析其文，体别相附，与来者为之准，特病懒未就耳。适遇子美之孙嗣业启子美之柩，襄［礻付］事于偃师。途次于荆，雅知余爱言其大父之为文，拜余为志。辞不能绝，余因系其官阀而铭其卒葬云。 系曰：昔当阳成侯姓杜氏，下十世而生依艺，令于巩。依艺生审言，审言善诗，官至膳部员外郎。审言生闲，闲生甫；闲为奉天令。甫字子美，天宝中献三大礼赋，明皇奇之，命宰相试文，文善，授右卫率府胄曹属。京师乱，步谒行在，拜左拾遗。岁馀，以直言失官，出为华州司功，寻迁京兆功曹。剑南节度严武状为工部员外郎，参谋军事。旋又弃去，扁舟下荆、楚间，竟以寓卒，旅殡岳阳，享年五十九。夫人弘农杨氏女，父曰司农少卿怡，四十九年而终。嗣子曰宗武，病不克葬，殁，命其子嗣业。嗣业贫无以给丧，收拾乞丐，焦劳昼夜，去子美殁后馀四十年，然后卒先人之志，亦足为难矣。 铭曰：维元和之癸巳粤某月某日之佳辰，合窆我杜子美于首阳之山前。呜呼！千载而下，曰此文先生之古坟。诗歌特点
第一，杜甫善于对现实生活作高度的艺术概括。 这种概括主要通过两种艺术手段进行操作。其一是选取具有典型意义的事物，通过客观的描写，把复杂的社会现象集中在一两句诗里，从而揭示它的本质。比如《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把尖锐的阶级矛盾集中在“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十个字里，使人触目惊心。其二是通过人物的对话，对某些事件作概括的介绍。比如《兵车行》这首诗是通过一个行人的话广泛地介绍了兵役的繁重、战争的艰苦，以及人民反对开边的情绪。《石壕吏》是通过老妪的一番话，介绍了这一个家庭的遭遇，同时也概括了千万个家庭。杜诗的现实主义，并不在于塑造典型的人物形象。他虽然也写了不少人，但这些人并不是作为具有个性的典型而出现的。他的现实主义的特点在于从现实生活中选取典型的事件，加以高度的概括的描写，通过这样的描写，去揭示现实生活的本质。 第二，雄浑壮阔的艺术境界和细致入微的表现手法。 艺术境界是雄浑壮阔的，但是表现手法却是细致入微的。由于杜甫具有爱国爱民的胸襟，博大精深的知识，以及丰富的生活经验，所以他的诗歌境界是雄浑壮阔的。可是这种雄浑壮阔的境界往往是通过刻画眼前具体细致的景物和表现内心情感的细微波动来达到的。李白和杜甫，他们的艺术境界都是很壮阔的，可是达到这样一种壮阔境界的途径却不同。李白是运用风驰电掣、大刀阔斧的手法来达到的，而杜甫却是以体贴入微，精雕细刻，即小见大，以近求远的方法来实现的。 杜甫的诗就像是“润物细无声”的轻风细雨，不知不觉地渗透了读者的心灵，让人容易亲近。比如“三吏”、“三别”，杜甫具体细致地写出这场战乱的各个方面，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侧面具体反映了这场战乱带给国家和人民深重的灾难。同样是写安史之乱，李白的写法是从大处落墨。他的《古风》第十九首，先写和神仙一起升天，升到天上从上面往下看，看到人间，接着有几句就反映了安史之乱以后的政治局面—— “俯视洛阳川，茫茫走胡兵。流血涂野草，豺狼尽冠缨。”而杜甫笔下的安史军队是：“群胡归来血洗箭，仍唱胡歌饮都市。”通过一支沾满鲜血的箭，具体地形象地反映了国家人民深重的灾难。通过比较我们可以清楚得看出，杜甫是以体物察情的细微而见长的。 杜甫不只是细致入微，他还能够通过入微的刻画达到雄浑壮阔的境界，这才是杜甫超出一般现实主义诗人的地方。杜甫还有许多诗是把重大的社会政治内容和生活中的一个侧面的剖析穿插起来，运用这些细节去表现重大的主题。比如他的《春望》这首五言律诗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 第三，杜诗的语言艺术。 杜诗在语言艺术方面是有突出成就的。他的语言经过千锤百炼，用他自己的话说，“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他喜欢佳句，所以他的语言一定要得到那种惊人的效果，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那么就要继续地反复地修改，死也不甘心。他又说：“新诗改罢自长吟，颇学阴何苦用心。”“阴”是阴铿，“何”是何逊，这是南朝的两个诗人。杜甫写诗总是不断地在修改，改了以后还要不断地吟诵，在吟诵的过程中再继续地修改。从而形成了苍劲，凝练的主要特色。第四，杜甫诗歌众体兼长。 从诗歌的体裁方面来看，杜甫是众体兼长的一个诗人，五言、七言、古体、律诗、绝句，他都能够运用自如，尤其是古体和律体，杜甫写得非常好。他常常运用这种体裁将叙事、抒情、议论三者融合在一起。杜甫在七律方面的贡献特别卓著。杜甫以前的七律大都是歌功颂德或者是应酬之作。杜甫不仅用七律来描绘自然的风景，或者用来赠答酬唱，而且用七律这种形式表现政治内容，感叹时事，批评政治，抒发他的忧国忧民的思想。在艺术上，杜甫以前的七律是一味的秀丽、典雅，杜甫则创造出沉雄悲壮，慷慨激昂的风格，把七律的创作推向了高潮。诗歌创作分期
杜甫一生写诗一千四百多首。其经历和诗歌创作可以分为四期。·一、读书和漫游时期（三十五岁以前）
这一时期曾先后游历吴、越（今江浙一带）和齐、赵（今山东北部、河北南部），其间曾赴洛阳应举，不第。以后在洛阳遇李白，二人结下深厚友谊，继而又遇高适，三人同游梁、宋（今开封、商丘）。后来李杜又到齐州，分手后又遇于东鲁，再次分别，就没有机会再见面了。·二、困居长安时期（三十五至四十四岁）
这一时期，杜甫先在长安应试，落第。后来向皇帝献赋，向贵人投赠，过着“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生活，最后才得到右卫率府胄曹参军的小官。这期间他写了《兵车行》、《丽人行》等批评时政、讽刺权贵的诗篇。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尤为著名，标志着他经历十年长安困苦生活后对朝廷政治、社会现实的认识达到了新的高度。·三、陷贼和为官时期（四十五至四十八岁）
安史之乱爆发，潼关失守，杜甫把家安置在鄜州，独自去投肃宗，中途为安史叛军俘获，押到长安。他面对混乱的长安，听到官军一再败退的消息，写成《月夜》、《春望》、《哀江头》、《悲陈陶》等诗。后来他潜逃到凤翔行在，做左拾遗。由于忠言直谏，上疏为宰相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其后，他用诗的形式把他的见闻真实地记录下来，成为他不朽的作品，即“三吏”、“三别”。·四、西南飘泊时期（四十八至五十八岁）
随着九节度官军在相州大败和关辅饥荒，杜甫弃官，携家随人民逃难，经秦州、同谷等地，到了成都，过了一段比较安定的生活。严武入朝，蜀中军阀作乱，他漂流到梓州、阆州。后返成都。严武死，他再度飘泊，在夔州住两年，继又漂流到湖北、湖南一带，病死在湘江上。这时期，其作品有《水槛遣心》、《春夜喜雨》、《茅屋为秋风所破歌》、《病橘》、《登楼》、《蜀相》、《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又呈吴郎》、《登高》、《秋兴》、《三绝句》、《岁晏行》等大量名作。 综观杜甫一生思想是“穷年忧黎元”，“致君尧舜上”，所以他的诗歌创作，始终贯穿着忧国忧民这条主线，由此可见杜甫的伟大。他的诗具有丰富的社会内容、强烈的时代色彩和鲜明的政治倾向，真实深刻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一个历史时代政治时事和广阔的社会生活画面，因而被称为一代“诗史”。杜诗风格，基本上是“沉郁顿挫”，语言和篇章结构又富于变化，讲求炼字炼句。同时，其诗兼备众体，除五古、七古、五律、七律外，还写了不少排律，拗体。艺术手法也多种多样，是唐诗思想艺术的集大成者。杜甫还继承了汉魏乐府“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精神，摆脱乐府古题的束傅，创作了不少“即事名篇，无复依傍”的新题乐府，如著名的“三吏”、“三别”等，对后来元白的“新乐府运动”产生了积极影响。生平详见《旧唐书》卷一九○。有《杜工部集》。三吏三别
“三吏”分别为《新安吏》《石壕吏》《潼关吏》，“三别”分别为《新婚别》《垂老别》《无家别》，是杜甫现实主义诗歌的杰作。它真实地描写了特定环境下的县吏、关吏、老妇、老翁、新娘、征夫等人的思想、感情、行动、语言，生动地反映了那个时期的社会现实和广大劳动人民深重的灾难和痛苦，展示给人们一幕幕凄惨的人生悲剧。在这些人生苦难的描述中，一方面，诗人对饱受苦难的人民寄予深深的同情，对官吏给于人民的奴役和迫害深恶痛绝；另一方面，他又拥护王朝的平乱战争，希望人民忍受苦难，与王朝合作平定叛乱。这种复杂、矛盾的思想是符合诗人忧国忧民的思想面貌的。 成都西郊浣花溪畔的杜甫草堂，是杜甫到成都后的住所。 唐大历四年(769年)，杜甫由湖北入湘，登岳阳楼，游洞庭湖，溯湘江而上，至耒阳，次年四月病故。据《旧唐书.杜甫传》记载， 杜甫在耒阳游岳庙，“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县令馈送牛肉白酒，甫饮过多，一夕而卒”，葬于杜甫墓。诗歌评价
杜甫的诗歌在语言上，普遍认为具有“沉郁”的特点，“沉郁”一词最早见于南朝，“体沉郁之幽思，文丽日月”，后来杜甫写更以“沉郁顿挫”四字准确概括出他自己作品的语言，“至于沉郁顿挫，随时敏捷，而扬雄、枚皋之徒，庶可跂及也”。对杜诗进一步的研究发现，其诗歌风格的形成，与其恪守的儒家思想有着密切关系。同时，杜甫处于盛世末期，少时有雄心壮志，“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后来安史之乱爆发，国运衰微，加之仕途不济命途多舛，理想与现实的巨大差距也使杜诗诗风大有转变，趋近现实主义。而杜诗对意象选择的个性化，是杜诗语言的基础。 常在杜诗中出现的意象，例如古塞、秋云、猿啸、残炬、急峡、危城、孤舟、落花、落日等自然景观，以及织女、老妇、老农、嫠妇等普通百姓，还有官吏、将军、恶少等权贵势力，都表现了杜甫对“中兴济世的热切，对淆乱乾坤的指斥，对横行霸道的愤慨，对漂泊流离的悲伤，对生灵涂炭的悲悯，对物力衰竭的惋惜，对博施济众的赞美”，而正是这些沉重情感的表达，使得杜诗的语言趋于“沉郁顿挫”。 杜甫的诗歌在风格上，是兼备多种风格的，元稹这样评价杜甫：“至于子美，盖所谓上薄风骚，下该沈、宋，言夺苏、李，气吞曹、刘，掩颜、谢之孤高，杂徐、庾之流丽，尽得古今之体势，而兼人人之所独专矣。”秦观也有类似的看法：“于是杜子美者，穷高妙之格，极豪逸之气，包冲淡之趣，兼俊洁之姿，备藻丽之态，而诸家之所不及焉。然不集众家之长，杜氏亦不能独至于斯也。”例如杜甫也有狂放不羁的一面，从其名作《饮中八仙歌》就可以看出杜甫的豪气。主流观点认为，杜甫诗歌的风格沉郁顿挫，语言精炼，格律严谨，穷绝工巧，感情真挚，平实雅谈，描写深刻，细腻感人，形象鲜明。“为人性僻耽佳句，语不惊人死不休”是他的创作风格。就杜诗特有的叙事风格和议论风格而言，有学者认为是受到《诗经·小雅》的影响，而其悲歌慷慨的格调，又与《离骚》相近。也有学者认为，杜诗具有仁政思想的传统精神，司马迁的实录精神。还有观点认为杜甫诗作具有“人道主义精神”。唐代的大文学家韩愈曾把杜甫与李白并论说：“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王安石表彰杜诗“丑妍巨细千万殊，竟莫见以何雕锼”的成就。陈善《扪虱新语》卷七：“老杜诗当是诗中《六经》，他人诗乃诸子之流也”。蒋士铨《忠雅堂文集》卷一《杜诗详注集成序》亦称“杜诗者，诗中之《四子书》也。” 杜甫的诗歌在格律上，具有炼字精到，对仗工整的特点，符合中国诗歌的“建筑美”，例如“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就是杜诗炼字与对仗高超的体现。另外，在体裁上杜甫有许多创新，例如他在五七律上的创造性也是他文学创作的独到之处。 杜甫的诗歌的内容上，作品大多是反映当时的社会面貌，题材广泛，寄意深远，尤其描述民间疾苦，多抒发他悲天悯人的仁民爱物、忧国忧民情怀，杜诗有诗史之称，这种说法最早见于晚唐，“杜逢禄山之难，流雍陇蜀，毕陈于诗，推见至隐，殆无遗事，故当号为诗史”。到宋时成定论，但诗史之义各有各说。人有以史事注杜诗，认为杜诗为纪实的诗，可以补史证史，所以称为诗史。这种说法只重史事之虚实真假，而轻视诗的情感特性。有人认为杜甫具史识史见，其笔法之森严，可媲美汉朝历史学家司马迁。而诗有评人评事者，皆可“不虚美，不隐恶”，故号诗史。此说可取。另一说是，杜甫之所以号诗史，因其悲天悯人，感时伤事，这种说法在一定程度上也是可取的。但也有不喜欢杜甫诗者，杨亿就不喜欢杜甫，刘放《中山诗话》云：“杨大年不喜杜工部诗，谓为村夫子。”影响
翻译成朝鲜语的杜诗 杜甫在他有的有生之年以及他去世后的一些年，没有受到多少嘉奖和重视，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他在风格和格律上的创新所导致的，某些评论家认为其中的有些作品仍然很大胆古怪。他在世时关于他的参考资料几乎没有，只有6名诗人共11首诗。而且这些诗关于他的影响这一方面，都没有提及他是诗歌和伦理观点的模范。然而，就像孔庆翔说的一样，杜甫是“中国唯一影响随着时间不断增长的诗人”。公元九世纪时他的作品开始出名，早期的正面积极评价来自白居易，他推广了杜甫部分作品伦理观点，尽管他只在杜甫的部分作品中找到这些观点。除了白居易，还有韩愈，他撰文以此批驳反对李杜的声音，捍卫了他们的美学地位。同时，这两位诗人的诗文中都有杜诗的影子。公元十世纪初，五代诗人韦庄找到了草堂遗址，重新修建茅屋，使之得以保存。这一个时期，中国刮起了“新乐府运动”的狂潮，杜甫作为这一次现实主义诗歌运动的启发者备受推崇。杜甫的现实主义创作精神，自白居易后，影响了皮日休、曹邺、聂夷中、杜苟鹤等人的创作，从而形成一个现实主义诗派，在晚唐的诗坛上独领风骚。到了宋朝，杜甫的声名达到了顶峰，黄庭坚、陈师道等，专门探究杜诗奇峭的一面，形成了“江西诗派”，之后的王安石、陆游、文天祥也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杜甫的影响，文天祥在狱中作了200首集杜甫五言诗，自序里说：“凡吾意所欲言者，子美先为代言之。”鲁迅也评价过杜甫，“杜甫似乎不是古人，就好像今天还活在我们堆里似的”。而杜甫更广泛的影响是，杜甫的作品将律诗从文字上的游戏变成了抒发政治抱负的载体，对后来的诗人政治题材的写作奠定了基础。 宋朝理学的发展确保了杜甫作为诗的典范和他的至高无上的地位，苏轼阐释了理由：“古今诗人众吴，而子美独为首者，岂非以其流落饥寒，终身不用，而一饭未尝忘君也欤！”。他思考的能力铸就了他的影响力，出于他对建立良好社会秩序的向往，他深受政治家的推崇，改革家也学习他对穷人的悲悯，文学家学习他在艺术手法上的创新。清初文学家金圣叹，把杜甫所作之诗，与屈原的《离骚》、庄周的《庄子》、司马迁的 《史记》、施耐庵的《水浒传》、王实甫的《西厢记》，合称“六才子书”。在当代，杜甫对国家的的忠心和对人民的关切被重新诠释为民族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含义，而他本人因为使用“人民的语言”而受到现代研究者的赞赏。 杜甫对后人的影响还有道德方面的。二十世纪，美国现代诗人雷克斯罗斯认为杜甫所关心的是人跟人之间的爱，人跟人之间的宽容和同情：“我的诗歌毫无疑问地主要受到杜甫的影响。我认为他是有史以来在史诗和戏剧以外的领域里最伟大的诗人，在某些方面他甚至超过了莎士比亚和荷马，至少他更加自然和亲切。” 杜甫不只在中国流名，还扬名海外。1481年韩国将杜诗翻译成韩文，叫《杜诗谚解》。他对日本文学影响相对较晚，直到十七世纪他在日本拥有和在中国一样的名声。杜甫对松尾芭蕉的影响尤深。杜甫也是美国作家雷克斯罗斯（Kenneth Rexroth）最喜欢的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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