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前奏
·从甲午战争到九一八事变
1894年甲午战争以中国战败告终，中国与日本签署了马关条约，日本利用条约中从中国夺得的赔款2.3亿两白银的其中80%用来发展军事，从此日本开始加强对中国的侵略。1900年，因为庚子事变问题，日本作为八国联军的主力之一，占领天津、北京，并利用《辛丑条约》在京、津一带驻屯重兵。1904年到1905年，日本在日俄战争中获胜，把俄国占有的旅顺口要塞攻占，并于对马海战中重创俄国波罗的海舰队，从俄国手中夺取了在中国东北的特权，从而加强了日本的野心。1910年日韩并合，更使日本有了朝鲜作为侵略中国的跳板。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对德国宣战，入侵胶州湾的德国势力，进而占据山东。1915年，跟袁世凯签订《二十一条》，彻底取代德国在山东的特权。1928年，日本以保护侨民为名，试图阻止国民革命军北伐，炮轰济南城，与中国北伐军发生交战，造成济南惨案，杀害了中国外交部山东交涉员蔡公时等十六人。最后，在蒋中正表面惩办参战主要军官之后，日军退出济南。
1931年日军占领沈阳 1931年9月18日，日本关东军趁张学良调动东北军主力入关参加中原大战留驻华北之机，由司令本庄繁亲自策划，在沈阳附近的柳条湖破坏了一小段南满铁路，诬蔑此为东北军所为，当夜向沈阳北大营的东北军发动进攻，标志着“柳条湖事变”，又称“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当时驻防沈阳的是中国东北军参谋长荣臻，而身在北平的张学良声称奉了蒋中正的“不抵抗”命令，严令部下不准对日军作战，翌晨全城即告陷落。事变两个月内，日军占领中国东三省诸多主要城市，除在黑龙江遭到马占山部等的强烈抵抗之外，并未遭受重大损失。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东北民众自发成立了东北抗日联军、东北抗日义勇军组织等抵抗日本军阀侵略，得到了关内民众同情和声援，国民政府亦在1933年起支持东北义勇军，成立东北协会，负责人裴毓贞，并先后将学生送往黄埔军校，如宋长志、王多年（后任金防司令）等。 部分中国学者视九一八事变为抗日战争的开始。1932年2月，日本在东北建立满洲国，其傀儡政府名义上的领导人是清朝末代皇帝爱新觉罗·溥仪。这政权其实是关东军拥有，他们以日満亲善大使作占领东北的借口，以继续侵略。·日本加紧侵华
1932年1月28日，日本海军陆战队进攻上海闸北，一二八事变爆发。驻守上海的国民政府军第十九路军（粤军）在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的带领下展开回击，蒋中正也立即派张治中率第五军（中央军）增援上海，双方陷入僵持。2月28日，英国、法国、美国三国公使介入调停。5月5日，中日双方签署《淞沪停战协议》，规定中国国军不得驻扎上海，只能保留保安队，日本取得在上海驻军的权利，参与抗战的主力国军第十九路军不得不离开上海，赴福建剿共，第五军则撤退至苏州、南京一带，日本以压迫蒋中正惩办抗日军队的手段，来打压中国军民抗日士气。6月，日本军阀全部退回日租界。
1933年长城抗战中的中国守军 但日本军阀在中国北方的军事行动并没有停止，并将军队开进长城一线，进犯热河、察哈尔两省，史称“长城事变”。1933年1月，日军进占山海关，开始向中国关内进攻，热河省会承德遭到袭击，仅10余天即告陷落。蒋中正即令驻守平津的西北军第29军宋哲元率部抵抗，并派中央军第17军军长徐庭瑶率所部3个师北上参战。同年5月，日军向察哈尔进攻，并一度占领察北重镇多伦，然而不久冯玉祥和吉鸿昌发起组织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经过5天的激烈战斗，夺回多伦，并成功将日本军阀驱赶出察哈尔，保证了长城一线战事的基本稳定。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中国守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1935年5月，日本中国驻屯军声称天津亲日报刊《满洲晨报》社社长白逾桓、《国权报》社社长胡思溥被杀，是中华民国政府所为，不久又诬指受中国政府援助的东北义勇军进入《塘沽协定》中规定的非武装区（实际上当时的东北义勇军为独立的武装），再次出兵南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为避免事态进一步扩大，派遣何应钦与日方梅津美治郎签订《何梅协定》，协定保证“取缔全国一切反日团体及活动”。同年9月，日本再度制造舆论，要求“华北五省（察哈尔、绥远、河北、山西、山东）自治”。因应这个事态，1935年10月4日，日本冈田启介内阁通过《鼓励华北自主案》，发表《鼓励华北自主案》，扶植当地的殷汝耕设立冀东防共自治政府，防止“赤化”。·中国内部的抗战要求
1933年10月2日，第十九路军秘书长徐名鸿与共产党代表潘汉年在瑞金草签《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12月，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国民政府闻讯后抽调十多万人，以蒋鼎文为统率讨伐第十九路军。1933年12月3日，中共召开第一次军事领导人会议，讨论是否要派兵支援第十九路军，会后因十九路军曾参与第二、第三、第四反共围剿等血债，12月5日，中共中央转而不支持中华共和国政府[参 2]:65-68，未得到中共应有即时的军事支援，中华共和国迅被平定。 国民政府对日本的态度激起了中国国内许多人士的不满，这给正遭到围剿而长征的中国共产党带来了扩大影响力的机会。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在共产党的宣传领导下，针对日本即将设立的非法政府“冀察政务委员会”展开了大游行。上万名学生在北平附近高呼口号，要求国民政府停止内战，联合抗日。一二九运动的大部分骨干后来成为中共和解放军的新生力量，包括黄敬、李昌、谷景生、宋黎等。 同年底中共中央召开了瓦窑堡会议，决定按照共产国际在西班牙的活动，以建立统一战线为方式抵御法西斯国家的侵袭。中共开始抛弃左倾的关门主义，主动和合围陕北根据地的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部磋商结成抗日反蒋的军事同盟。并借助各种渠道与国民党中央试探妥协的可能性。 但蒋中正依然坚持“攘外必先安内”政策，并调遣撤回关内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继续围攻共产党在陕北的革命根据地，在此情况下，张学良及西北军将领杨虎城决定接受共产党的联合抗日反蒋主张。1936年12月，蒋中正亲自来到西安“督战”，12月12日，张、杨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蒋中正实施“兵谏”。后来，国共两党达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协定，成为日后影响抗日战争与国共内战的关键因素之一。 西安事变后，红军、东北军、西北军的三位一体联盟自愿被蒋中正收编瓦解。张学良被扣押，杨虎城被迫出国，东北军被调往兰州、河南、安徽等处，被完全拆散。红军从陕北南下，占领了西安附近地区。周恩来、叶剑英、博古代表共产党开始和国民党展开关于合作的谈判。大批在十年内战期间被关押的共产党人被释放，其中最著名的是薄一波和陶铸。中共中央派遣刘少奇到天津指导中共北方局工作，刘少奇很快打开了华北地区的统战局面，号召平津学生支持宋哲元抗日。抗日战争的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从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守，是战略防御阶段
卢沟桥事变揭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当时，日本侵略者把国民党作为主要作战对象，所以由国民党军担负的正面战场是抗击日军进攻的主要战场。在全国抗战初期，国民党表现了一定的抗日积极性，先后进行了平津会战、淞沪会战、忻口会战、徐州会战、太原会战、武汉会战等重要战役，并取得了台儿庄战役的胜利，阻滞了日军的推进，粉碎了日军３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企图。但是，由于国民党在政治上实行单纯依靠政府和军队的片面抗战路线，在军事上则采取单纯防御的战略方针，所以，尽管国民党军队的许多官兵对日军的进攻进行了英勇的抵抗，但正面战场的战局仍非常不利，先后丢失了华北、华中的大片领土，国民政府亦迁都重庆。而中国共产党代表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提出一条依靠人民群众的全面抗战的路线。１９３７年８月下旬，共产党领导的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抗日前线；１０月间，南方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也改编为新四军，开赴华中前线。八路军和新四军深入敌后，开辟敌后战场，主要从战略上配合国民党军作战。·第二阶段：从1938年10月至1943年12月，是战略相持阶段
随着战局的扩大，战线的延长和长期战争的消耗，日军的财力、物力、兵力严重不足，已无力再发动大规模的战略进攻。敌后游击战争的发展和抗日根据地的扩大，使日军在其占领区内只能控制主要交通线和一些大城市，广大农村均控制在以八路军、新四军为主的中国军队手中。１９３８年９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六届六中全会，毛泽东提出了中国共产党在民族战争中的地位问题，批判和克服了王明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坚持了独立自主的原则，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进行。在此阶段，日本的侵华方针有了重大变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日本侵略军集中了大部分兵力和几乎全部伪军，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残酷的“大扫荡”。抗日根据地军民开展了艰苦的斗争，坚决地进行反“扫荡”、反“蚕食”斗争，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１９４０年３月，他 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组织伪军，协同日本侵略军进攻抗日根据地。同时，国民党的反共倾向也日渐增长，蒋介石采取“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掀起了三次 反共高潮，妄图消灭共产党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共产党坚持“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的方针，领导解放区军民一面抗击日伪军的“大扫荡”，一面打退了国民党的三次反共高潮，巩固和发展了抗日根据地。至１９４３年１２月，日军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被迫收缩战线，华北方面军停止向抗日根据地的进攻。·第三阶段：从1944年1月解放区战场局部反攻至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是战略反攻阶段
１９４４年，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与此同时，国民党正面战场却出现了大溃败的局面，先后丧失了河南、湖南、广西、广东等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１９４５年，八路军、新四军向日军发动了大规模的春、夏季攻势，扩大了解放区，打通了许多解放区之间的联系。当时，由于国民党军队主力分散在中国的西南、西北大后方地区，日军占领的大部分城镇、交通要道和沿海地区都处在解放区军民的包围之中，因此全面反攻的任务，自然地主要由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人民军队来进行。１９４５年５月，苏军攻克柏林，德军正式向盟军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战欧洲战场的战争宣告结束。１９４５年８月，美国军队在太平洋战场上对日作战胜利，逼近日本本土。８月６日和９日，美国在日本的广岛、长崎投掷了两颗原子弹。 ８月８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出兵中国东北。８月９日，毛泽东发表了《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要求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在一切可能的条件下，对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１９４５年８月１４日，日本政府照会美、英、苏、中四国政府，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８月１５日，日本天皇裕仁以广播“终战诏书”的形式正式宣布日本无条件投降。９月２日，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在停泊于日本东京湾的美国战列舰“密苏里号”上举行。９月９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中国军队共进行大规模和较大规模的会战２２次，重要战役２００余次，大小战斗近２０万次，总计歼灭日军１５０余万人、伪军１１８万人。战争结束时，接收投降日军１２８万余人，接收投降伪军１４６万余人。 关于八年抗战中国的损失，抗战胜利后，抗战赔偿委员会作出的《中国责令日本赔偿损失之说贴》指出，沦陷区有２６省１５００余县市，面积６００余万平方公里，人民受战争损害者至少在２亿人以上。自１９３７年７月７日至战争结束，我军伤亡３３１万多人，人民伤亡８４２万多人，其他因逃避战火，流离颠沛，冻饿疾病而死伤者更不可胜计。直接财产损失３１３亿美元，间接财产损失２０４亿美元，此数尚不包括东北、台湾、海外华侨所受损失及４１．６亿美元的军费损失和１０００多万军民伤亡损害。此外，七七事变以前中国的损失未予计算；中共敌后抗日所受损失也不在内。经过中国历史学家多年研究考证、计算得出，在抗日战争中，中国军民伤亡共３５００多万人，中国损失财产及战争消耗达５６００余亿美元。 １９４９年１２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规定８月１５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１９５１年８月１３日，周恩来总理签署中国人民政府政务院通告，规定９月３日为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全面战争的爆发（1937年7月－1938年10月）
·卢沟桥事变
1937年7月7日发生在华北的卢沟桥事变（又称“七七事变”）是中日全面战争的开始。卢沟桥事变原本可能像之前中日双方在华北的一系列冲突一样，以中国方面的妥协告终。但到了7月下旬，南京国民政府决心维护中国在华北的全部主权，而东京方面则决定将中国政府排除出华北。经过激烈战斗，日本在7月底占领了平津地区，中日战争全面爆发了。
1937年7月，中国第29军士兵在卢沟桥向日军还击 1937年7月7日，日本中国驻屯军在北平城西南的宛平进行军事演习时以一名士兵失踪为理由要求进入宛平县城搜查。在遭到中方拒绝之后，日军向宛平城和卢沟桥发动了进攻，中国第29军吉星文团奉命还击。事变发生后，中国在华北的军政最高长官冀察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第29军军长宋哲元前往天津与日军谈判，幻想以妥协换得事变的和平解决。中国南京政府则判断日本有扩大侵略的可能，一方面通过第三国外交试图阻止日本侵略，另一方面针对事变扩大进行军事准备。11日，日本近卫文麿内阁决定向华北增兵，将事变升级为“华北事变”。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讲话，表示：“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表明了中国对日本退让的底线以及准备全面抗战的态度。红军以及四川、广西、山西、青海、云南等地将领在事变发生后一致表态拥护政府，要求共同抗日。19日，宋哲元向日军妥协，准备将北平守军撤往保定，并承诺阻止中央军北上。24日，宋哲元收到中国政府关于日军增兵华北的情报，在了解到国内抗战呼声和政府的抗战决心之后，开始准备抗战。但日本朝鲜军和关东军增援各部已经到达进攻出发位置。25日，日军攻占廊坊车站。26日，日本中国驻屯军获得参谋本部的动武授权，司令官香月清司向宋哲元发出最后通牒。日军当天在北平广安门与中国军队交火。27日，日本陆军下令华北日军进攻整个平津地区，并以3个师团增援华北，另各派1个师团前往青岛、上海。28日，日军攻占南苑，中国29军副军长佟麟阁、132师师长赵登禹战死。月底，日军攻占天津、北平，第29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作战结束。 日本占领平津之后，7月31日蒋中正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中日战争已经全面爆发。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战役
·一·二八淞沪抗战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占激起了中国人民强烈的愤慨，在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领导下，全国掀起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潮。同时也引起国际上的强烈关注，为了转移国际对中国东北的视线，减轻其推出“满洲国”的压力，直接威胁南京，迫使中国政府承认东北的既成事实，取消人民的反日运动，为其进攻中国内地做准备，于是日本在上海制造事端，燃起了新的侵略战火。
驻扎上海外围的第19路军某部出发援沪 日本进攻上海，也和进攻东北一样，进行了精心的策划和准备。1932年1月18日，日本唆使五名日本僧人向上海马玉山路中国三友实业社总厂的工人义勇军投石挑衅，与工人发生互殴。田中操纵流氓汉奸乘机将两名日僧殴打至重伤，日方传出其中一人死于医院。随即以此为借口，指使日侨青年同志会一伙暴徒焚烧三友实业社，砍伤三名中国警员。又煽动千余日侨集会游行，强烈要求日本总领事和海军陆战队出面干涉。暴徒滋事后，日本总领事村井苍松向上海市长提出道歉、惩凶、赔偿、解散抗日团体四项无理要求。日军还向上海大量增兵，积极进行战争准备。 1932年1月28日，上海市政府为了息事宁人，全部答应日本的无理要求，日方表示“满意”，却又进一步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必须撤出闸北，不待答复日本海军陆战队便于23时30分向闸北中国驻军阵地发起猛烈进攻。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制造的一·二八事变，在日军不宣而战的情况下爆发了。 驻守于淞沪地区的十九路军，在全国人民抗日热潮的推动和影响下，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下定抗战决心，违抗南京国民政府中央的意志，奋起抵抗。在闸北，与敌展开巷战，他们组成敢死队以潜伏手段炸毁敌装甲车，坚守每一阵地，适时反击，打退了日军的连续进攻。后来战火延伸到江湾、庙行、吴淞、宝山一线，张治中将军率第五军驰援。在各界人民的支援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的抗战坚持了一个多月，打得日军多次更换司令而不能有所推进。但是，十九路军和第五军孤军作战，伤亡日重，急需支援，而国民政府一心妥协，不欲扩大，拒绝再派兵增援，军政部还克扣军饷和截留捐款。3月1日，日本组成上海派遣军全线总攻击，从浏河口、杨林口、七丫口突然登陆，疾速包抄守军后路。中国军队腹背受敌，在无援助的情况下，十九路军和第五军被迫撤退至第二阵线。 由于南京国民政府的对日妥协政策，消极抵抗，积极谋求与日本的妥协停战，同时由于日本此时还未做好全面侵华的准备，日本在认为已经达成了掩护推出伪“满洲国”的预期目的的情况下，提出苛刻条件，同意停战。1932年5月5日，中国政府当局与日本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在上海市区及其周围、在中国自己的土地上，中国丧失了驻兵权等一系列主权，相反日军则可以继续在上海横行，完全葬送了19路军英勇抗战的成果。军事上也给全面战争爆发后第二次淞沪抗战带来了不利影响。 但是，十九路军的英勇抗战却有重要的意义。它是在东北沦丧、国民政府实行不抵抗政策与全国人民迫切要求抵抗的矛盾形势下进行的，极大兴奋了全国广大人民包括国民党内爱国官兵、以及海外华人华侨的抗日热情，取得了全国人民、中国共产党和广大海外华人华侨的大力支持，捐款捐物无数，也充分体现了只有坚决抗日，才是大势所趋，民心、军心所向。
1933年日军越过长城，进攻热河·长城抗战
1933年，中国军队在长城一线组织进行了一系列抗击日本关东军向关内进攻的战斗，称为长城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侵占东北三省后，为割断东北抗日部队与关内的联系，扩大并巩固伪满洲国的疆界，进而蚕食华北，决定攻占热河、古北口以东的长城一线，伺机进占冀东。中国政府当局迫于压力也转变了“不抵抗政策”为“一边抵抗，一边交涉”政策，组织了有限的抵御日本继续侵略的战役，但总方针仍然是谋求与日本的妥协。而中国参战部队广大爱国官兵则意志高昂，浴血奋战，表现出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 1933年1月，日本侵略军越过山海关，侵袭热河（今分属河北、辽宁、内蒙古等地）。3月4日，日军攻占了承德，随后开始向长城各口发动大举进攻。中国政府当局只派出一小部中央部队北上支援，而以华北地方部队为主对日军进行了历时80 余天的抵抗。 在长城东段各隘口，从3月初到月底中国守军与日军进行了激烈的争夺战。3月9日，日军占领了长城喜峰口中国守军阵地。中国第二十九军宋哲元部发扬“宁为战死鬼，不作亡国奴”的牺牲报国精神，在赵登禹、何基沣、佟麟阁的指挥下，进行了长城抗战中最为激烈的战斗。二十九军发挥自己的特长，组织大刀队夜袭喜峰口，用大刀与敌展开肉搏，歼灭日军，经血战终于夺回喜峰口阵地。喜封口大捷一扫九一八事变以来国民党军队接连败退的颓势，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抗战的信心，民众纷纷组织慰问、褒奖。在长城其它各口，中国军队各部也 在长城古北口驻扎的中国守军，也给日军造成重创。傅作义统率的第五十九军坚守独石口，自怀柔出击，对敌展开各种形式的夜战、近战、白刃战，连获胜利。长城冷口守军也多次进行激战，顽强防守。 长城抗战中的这些胜利说明了中国爱国官兵为民族解放而表现出来抗战热情和抵御能力是不可忽视的。长城抗战得到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纷纷捐款、捐物，并组织各种团体上前线慰问官兵。但由于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误国政策，镇压民众的抗日运动，使抗战前景受到很大阻挠。 战至5月下旬，由于日军不断增兵，而中国政府当局不仅不积极增援，而是与日军积极谋求妥协停战，造成长城抗战的部队腹背受敌，被迫放弃长城各口。中国政府当局急于促使日本停战，竟于5月31日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虽号称仅仅是军事协定不涉政治，但事实上承认了伪满洲国，相当于默认了以长城为国界。同时长城以南华北广大地区划为非军事区中国不得驻军，而日军可随意出入，为日本进一步侵略华北埋下了伏笔。日军达到了进一步侵占华北的条件，因而暂时停止了军事进攻。 长城抗战是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军队在华北进行的第一次较大规模的抗击日本侵略者的战役。在这次战役中，广大爱国官兵冲破国民党政府的重重阻力，进行了近三个月的战斗，给骄横一时的日军以沉重的打击，自己也做出了重大的牺牲。长城抗战虽然失败了，但也阻止并延缓了日本军事侵略华北的进程。尤其是通过长城抗战，表现了中国广大爱国官兵为反抗侵略而具有的高尚的抗战热情和顽强的抵御能力。而如此丧权辱国之卖国条约《塘沽协定》的签订，理所当然遭到了举国一致的强烈抨击，更加激发了全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
收复百灵庙的骑兵第2师将官的合影·绥远抗战
1936年春，日本帝国主义指使伪蒙军侵占中国察北6县，同时，日本侵略军派遣大量日军军官担任伪军部队的训练和作战指挥，补给伪军大批军需品。令蒙奸德穆楚克栋鲁普部驻嘉卜寺，李守信部驻张北、庙滩，伪蒙军穆克登宝部驻百灵庙(今内蒙古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另以伪蒙骑兵5000人驻多伦、沽源、平定堡地区，伺机向绥远(旧省名，在今内蒙古自治区乌兰察布盟及其以西地区)发动进攻。 中国国民政府绥远省主席兼第35军军长傅作义以“不惹事，不怕事，不说硬话，不做软事”的原则同日军和德王进行坚决斗争，在军事上也作了相应的准备。 1936年11月5日，日本侵略者在嘉卜寺召开侵绥军事会议，决定集中兵力向绥东进犯，企图侵占红格尔图，直迫绥远省会归绥(今呼和浩特) ，再分兵进占绥东平地泉(集宁)与绥西包头、河套。傅作义获悉后，迅速秘密集结兵力，进行迎战部署。15日，日伪军一部5000余人，在野炮、装甲车、飞机掩护下，向红格尔图猛烈进攻。中国军队4个多团迎击日伪军，傅作义亲临平地泉前线指挥作战。从16到18日，日伪军的连续进攻均未得逞。19日，将伪军击溃，败退商都。 红格尔图战役后，日伪军深恐中国军捣毁其伪政权，派伪蒙军一部进占大庙，增强百灵庙外围防御力量外，还令伪蒙军随即抽调兵力加强商都、化德的防务，并在绥北百灵庙构筑坚固的防御工事。再增派日本军官200余人补充各伪军部队任指导官。还拟抽调伪满军及日军一部由赤峰开往多伦、商都、百灵庙等地，待机进犯绥东、绥北。
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的消息传到全国，各地人心振奋，纷纷发起援绥抗日运动。图为绥远抗战伤员与太原妇女看护队队员的合影 蒋介石此时正集中大量军队准备“围剿”红军，仅派一小部兵力援绥。为了粉碎日军的侵略阴谋，傅作义决定展开主动进攻作战。红格尔图战斗胜利后，11月22日，傅作义命令所属部队4个多团集结在百灵庙东南二分子、乌兰忽洞一带，选定东南山口为主攻方向，奇袭百灵庙。11月23日夜，部队冒零下42℃严寒，向百灵庙发起攻击，很快占领了外围山头，将敌压缩在山内平地。日军顾问在前沿督阵，指挥伪蒙军第二军第七师扼守女儿山进行阻击。11月24日晨，中国军队指挥官命令山炮营进至百灵庙东南高地，集中火力猛攻女儿山，并配以装甲车队，向东南山口冲击。与此同时，骑兵团攻占北山，控制了飞机场，断敌后路。敌由东北方向败退大庙。中国军队收复百灵庙，歼灭伪蒙军第7师大部。12月2日，击溃日伪军4000余人对百灵庙的反扑，歼其700余人，并于10日收复大庙(锡林木楞庙)，20余名日本顾问被击毙，先后争取伪蒙军4个旅反正。 绥远抗战和百灵庙大捷，是中国军队自1933年长城抗战以来取得的唯一一次完全胜利。在日本步步进逼、南京政府步步退让、中国民众抗日愿望长期遭受压抑的情形下，极大地兴奋了中国人民的抗战热情，傅作义将军的壮举，符合中国共产党号召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一贯主张，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高度赞誉。
参加台儿庄战役的中国军队·台儿庄战役
抗日战争初期中国军队和日本侵略军在山东南部台儿庄（今属枣庄市）地区进行的一次会战。日本侵略军１９３７年１２月１３日和２７日相继占领南京、济南后，为了迅速实现灭亡中国的侵略计划，连贯南北战场，决定以南京、济南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徐州。台儿庄是徐州的门户，它位于徐州东北３０公里的大运河北岸，临城至赵墩的铁路支线上，北连津浦路，南接陇海线，扼守运河的咽喉，是日军夹击徐州的首争之地。 １９３８年３月２３日，濑谷支队主力沿台枣支线向台儿庄阵地突进。此时，第五战区为确保台儿庄阵地，以拱卫徐州，进行了部署调整。２４日，濑谷支队向台儿庄发起进攻，与中国守军第２集团军第３１师展开激战。日军一部突入东北角，被守军击退。２７日，濑谷支队主力一部突入北门，第３１师与敌展开拉锯战，守军伤亡甚重。２８日，突入台儿庄的日军被第３１师围攻，敌方损失甚重。２９日，日军第十师团长命濑谷支队迅速击败台儿庄附近守军，同日，在徐州督战的蒋介石也下达了死守台儿庄的命令，命令说“如果失守，不特全体官兵应加重惩，即李长官、白副参谋总长、林次长亦有处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遂令第２集团军死守台儿庄阵地，并再次严令庞炳勋部南下，协助第２集团军解决台儿庄之敌。至３１日，中国军队将进入台儿庄之敌完全包围。４月３日，中国军队向日本侵略军发起攻击。日军拚力争夺，占领了市街大部。中国军队一次又一次反击，展开街垒战，夺回被日军占领的市街。双方陷于苦战。６日晚，中国军队全线攻击，围歼被围之濑谷支队。战至７日凌晨，除一部日军突围至峰县附近固守待援外，被围之敌大部被歼。台儿庄战役在历时半个月的激战中，中国军队付出了巨大牺牲，参战部队４．６万人，伤亡失踪７５００人。在中国军队的英勇抗击下，共歼日军１万余人。此次战役是继平型关大捷之后全国抗战的又一重大胜利，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的凶焰，鼓舞了全国军民坚持抗战的斗志。
中国军队在平绥线上抗击日军·南口战役
南口战役是中国军队抵抗日军进攻华北、企图夺取山西过程中，进行积极防御作战的一次重要战役。 日军占领平、津后，增调重兵至华北，准备自华北而下，进行大规模军事进攻，一举消灭中国抗日力量，迅速占领全中国。具体战略意图是沿平汉、津浦两大铁路线迅速南下，与中国部署在平津以南的军队决战，一举歼灭中国军队精锐，攻占政治经济中心地区，以为这样就能在迅速打垮中国的抗日力量，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平汉路以西的平绥（北平—归绥，归绥即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当时绥远省省会）路，日军原计划只作为辅助战场，但由于此方向中国军队于此布置重兵，直接威胁到平津地区，并威胁平汉路日军侧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为此日本关东军一再要求进行平绥路作战，以“解除对中国驻屯军后侧及满洲国境的威胁”。为此，日军组编了关东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华北日军也派出以第5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旅参加平绥路作战。日军在这一方向的进攻也逐渐发展为一条重要战线。南口战役便是这一战场上的一次重要战役。 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是阻击日军的天然屏障，中国方面在此布置重兵防守。1937年8月7日，日军第5师团和独立混成第11旅向南口及其沿线长城要隘展开进攻，南口战役打响。中国守军在傅作义将军沉着坚定的指挥下，在各个阵地均与日军展开激烈争夺，反复冲杀，甚至一日之内守军伤亡1200余人。战事异常激烈，但在优势日军以飞机、坦克、大炮的配合下攻击下，中国军队处于不利情势。南口战役的同时，日军察哈尔派遣兵团向西北重镇张家口展开进攻，中国守军一部驰援张家口。加之中国来援军对被日军阻断，中国军队遂于8月26日向南撤退。8月26日与27日，日军左翼第5师团和右翼独立混成第11旅分别占领南口附近重镇怀来、延庆，南口战役结束。 南口战役历时半月，中国军队付出重大伤亡，但日军也付出了2,600余人的重大代价。南口作战虽然失败了，但中国守军英勇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值得称颂，影响也是很大的。9月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发表短评说：“不管南口阵地事实上的失却，然而这一页光荣的战史，将永远与长城各口抗战、淞沪两次战役鼎足而三，长久活在每一个中华儿女的心中。”·八·一三淞沪会战
七七事变爆发后，日本采取了“速战速决”的侵华方针，声称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为此，日本准备直接打击中国政治、经济中心的京沪地区。由此引发了抗战初期规模浩大的淞沪会战。 淞沪地区是中国首都南京的门户，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它位于长江下游黄浦、吴淞两江汇合处，扼守长江门户，其中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经济、金融中心和最大的国际贸易港口。日本统帅部认为，占领上海“使其丧失经济中心的机能”，“切断其对外联系”，能使中国“军队和国民丧失战斗意志”，同时直接威胁中国首都南京，以迫使中国政府尽快屈膝投降。 由于1932年《淞沪停战协定》的限制，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市区及周围驻防，市内仅有警察和保安团的微弱兵力。而日本则设有驻沪海军陆战队司令部直属兵力3000余人，大批日本舰艇常年在长江、黄浦江沿岸巡弋。但是，中国方面判断日军必将进攻上海，积极进行作战准备，做了一系列军事防御部署，部队开进上海及其附近预定阵地。 1937年8月13日，日军向中国军队阵地发动进攻，淞沪会战由此开始。中国政府发出《自卫抗战声明书》，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国被迫抗战的正义性和抗战决心。 由于中国军队的英勇作战，使日军迟迟不能取得进展，因而会战规模不断升级，日军不断从国内及华北、台湾抽调大量部队增援，进行登陆作战，同时不断扩大日军级别，由上海派遣军发展为华中派遣军。日本海空军大量参战。参战日军总计达到30余万人。日本侵华的战略重心从华北发展到华中，形成华北华中两个战场。日本国内的战时体制也迅速加强，成立了由天皇直属的大本营，战略上也将卢沟桥事变以来的侵华战争由“华北事变”改称“中国事变”，最后揭去虚伪的“不扩大”面纱，正式承认了全面侵华战争。 与此相应，中国在日益增强的敌人面前，也不断投入增援力量，从广东、广西、四川、贵州、云南等地抽调部队参战，并不断调整军事部署。中国海空军力量也参加战斗。中国先后共投入了70余万兵力。中国军队经与日军反复较量、殊死搏斗，历经3个月。整个会战中中国军队表现了英勇的牺牲精神，给日军造成重大打击。表现了广大爱国官兵高昂的誓死抗击侵略者的英雄气概和爱国主义精神。如团副谢晋元仅率所属一营死守四行仓库，面对优势敌人疯狂不断的进攻，坚守4昼夜，击退日军6次进攻，毙敌数百人，令敌胆寒，所部被中国人民誉为“八百壮士”，永远被中国人民铭记。 中国军队经长期激战，消耗很大。同时在军事装备上又不占优势，日本又有海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国军队虽经英勇奋战，但处境渐渐不利。11月5日，新增日军杭州湾登陆后，严重威胁中国军队侧翼，战局于中国极为不利，中国军队遂进行撤退，11月12日，上海沦入敌手。 这次会战，中国广大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同优势装备的日军顽强拼搏，毙伤日军4万多人，坚守上海3月之久，粉碎了日本侵略者“速战速决”的迷梦。同时，这次会战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也为上海工厂内迁保存经济实力，以致掩护国家转入战时体制赢得了时间。淞沪会战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亦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是另一方面，中国国民政府在战略上也犯了严重错误，在滨海的不利地形下与优势敌人单靠拼消耗、拖时间，违背了持久战战略方针，也给随后的南京保卫战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 淞沪会战后，日军向中国军队进行追击，直奔首都南京。而此时，虽然在南京外围聚集了大量部队，但国民政府已不能组织有效抵抗，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破南京，随即对南京市民和已放下武器的俘虏展开了血腥屠杀，并伴随着强奸、抢劫等各种残酷暴行，制造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八路军115师在平型关公路的制高点上，伏击日军·平型关大捷
平型关大捷是八路军出师华北抗日战场后首战大捷，同时也是全国抗战爆发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八路军出师华北挺进山西之际，日军第5师团在察哈尔派遣军的配合下，正沿平绥路进攻长城沿线，企图南下进攻太原，夺取山西腹地，并从右翼配合华北方面军在平汉路的作战。中国第2战区制定了沿长城各隘阻击日军的作战计划，在平型关方面，决心集合重兵歼灭来犯之敌，并请求八路军配合侧击日军。为了配合友军作战，保卫山西，振奋八路军军威，八路军115师成功进行了平型关伏击战，取得首战大捷。 1937年9月上旬，根据作战计划，八路军115师开赴平型关附近。平型关位于山西省东北部，是晋东北的一个咽喉要道，两侧峰峦迭起，陡峭险峻，左侧有东跑池、老爷庙等制高点，右侧是白崖台等山岭。在关前，是一条由西南向东北延伸的狭窄沟道，是伏击歼敌的理想战场。22日，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团一部，由灵丘向平型关进犯，并占领东跑池地区。23日，115师决心抓住日军骄横、疏于戒备的弱点，利用平型关东北的有利地形，以伏击手段歼敌，并召开连以上干部会议，进行深入的战斗动员。24日深夜，115师利用暗夜和暴雨，秘密进入白崖台等预置好的战斗阵地。25日拂晓，日军第五师团第21旅后续部队乘汽车100余辆，附辎重大车200余辆，沿灵丘——平型关公路由东向西开进。7时许，该部全部进入第115师预伏阵地。第115师抓住战机，立即命令全线开火，并乘敌陷于混乱之际，适时发起冲击。115师一部歼敌先头，阻其沿公路南窜之路；一部分割包围日军后尾部队，断其退路；一部冲过公路迅速抢占老爷庙及其以北高地；一部阻断先期占领东跑池的日军回援；一部阻断日军第五师团派出的增援部队。经过激烈战斗，全歼被围日军，大获全胜。 此战，取得重大战果。八路军115师共击毙日军1000余人，击毁汽车100余辆，马车200余辆，缴获步枪1000余支，机枪20余挺，火炮一门，以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全国抗战开始以来中国军队的第一个大胜利。 平型关大捷在日军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节节后退的形势下，有力打击了日军的疯狂气焰，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全国人民看到了中华民族的希望所在，从而极大地振奋了全国的民心、士气，消息传开，全国各界莫不欢欣鼓舞，纷纷发来贺信贺电，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望。同时在整个战略上，为忻口作战赢得了准备时间，有效地钳制了日军第5师的行动，并且从侧翼支援了平汉路的作战。·忻口、太原会战
1937年10—11月，为了保卫山西、保卫太原，中国军队在太原及其以北要隘忻口地区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大会战。在这场大会战中，八路军与国民党友军进行了密切配合。
1937年10月19日夜，八路军第129师385旅769团3营袭击山西阳明堡日军机场，毁伤日军飞机24架，歼敌百余人。图为在战斗中牺牲的营长赵崇德 忻口是太原北面最后一道防御屏障，地势险峻。1937年10月初，日军第5师团及察哈尔派遣兵团一部突破中国守军防御后奔袭太原。忻口为日军必经之地。忻口两面是山，东为五台山，西为云中山，山峦起伏，中间河穿越山谷，同蒲铁路河一条公路沿河岸纵贯南北，战略地位十分重要。 中国方面极为重视忻口防御，第2战区集结重兵阻击日军，在忻口及其外围要地与日军进行了为期1个月的激烈作战。日军在进行外围作战后，从10月13日开始在坦克、战车、大炮、飞机的配合下向忻口正面中国守军阵地发动一轮又一轮的猛烈进攻，但中国守军与日军展开反复的攻击与反攻击战，中国军队广大官兵英勇奋战、为国捐躯，其中，第9军军长郝梦龄中将不幸牺牲。由于中国军队的顽强抵抗，给日军造成很大伤亡，双方形成拉锯战，日军始终未能突破中国忻口守军阵地。 为此，日军从平汉路作战日军抽调一部西进，从东面配合忻口日军的攻势，进至太原东面之战略要地娘子关，然而，由于中方战略判断的失误，对娘子关的防守未引起充分重视，仓促迎战，导致娘子关失守，太原东面暴露在日军面前，同时，此路日军对忻口中国守军侧翼构成重大威胁。为此，忻口守军主动撤守，回防太原，忻口作战结束。随后日军从东、北两面夹攻太原，中国军队进行了太原保卫战。由于太原此时已成为一座孤城，无险可守，虽经守军激烈奋战，但不能阻止优势敌军，战至11月7日，城内守军突围南撤，太原遂告陷落。 这次会战中，八路军积极配合友军作战，给敌以重大牵制。在忻口作战中，八路军为配合友军作战，向日军两翼及后方广泛开展了游击战。或阻敌之增援部队，或袭击敌之后方，先后收复县城10座，一度切断敌之后方交通线，使敌不得不借飞机输送给养，有力地配合了前线作战。10月19日，八路军还破坏了敌之阳明堡机场，击毁击伤日机24架，歼敌百余，使日军在忻口战场上一度失去了空中力量。在太原东面娘子关方向，八路军四处出击，袭击日军，取得多次袭击战的胜利，迟滞了日军的推进，并掩护了友军的撤退。 忻口、太原会战历时一个多月，中国军民共毙伤日军2万余人，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久、战绩最显著的会战之一。 ·徐州会战
1937年12月中国首都南京失守后，日军气焰极为嚣张，企图沿长江而下乘胜追击一举击溃中国政府军队主力，然而，中国第5战区在李宗仁将军坚定有力的指挥下，与日军展开了大规模的徐州会战，华北战场的形势和徐州地区中国守军的有力坚决的抗击，却暂时转移了日军视线，转而企图打通津浦线（天津—浦口）并消灭中国第5战区主力。这次会战中国不仅取得了台儿庄大捷等伟大胜利，而且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会战的焦点之所以集中在徐州地区，是因为徐州的重大战略地位。徐州位于江苏省西北部，位于黄河与淮河两河之间，据鲁豫皖苏四省要冲，为津浦、陇海两铁路之枢纽。徐州周围，山峦重叠，河川纵横，在中国军事史上就一直是兵家必争之地。 华北日军南下时，在华北山东方面的一线防线，由于守军将领韩复榘（后被枪决）畏敌避战，轻弃黄河、泰山天然屏障，又接连不战而退，日军长驱直入，轻取山东大部战略要地，给抗战形势造成极为不利的影响，也进一步刺激了日本侵略者的欲望。为了连贯华北、华中两个战场，日军决心以济南、南京为基地，从南北两端沿津浦铁路夹击，最后会师徐州打通津浦路。为此，日军先后集中24万人的精锐部队，于1938年1月下旬开始南北对进，夹击徐州。 中国方面极为重视徐州地区的防御作战。中国第5战区先后调集约60万大军防守徐州地区，主力集中于徐州以北，抗击北线日军南犯，一部兵力部署于津浦铁路南段，阻止南线日军北进。此次会战是一次大面积大范围的作战，中国军队在黄淮之间的广袤大地上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攻守与反攻守作战。
在津浦线作战的29军官兵一部 1938年1月下旬起，北上的日军华中方面军部队与中国军队接触，遭遇到中国军队的猛烈抗击，2月9日，日军曾一度突过淮河北岸，但不久即被中国军队击回淮河南岸，形成与北岸中国军队隔河对峙的局面。在北线，日军华北方面军第2集团军指挥精锐第5、10师团分路南下，其中第5师团由青岛南下，企图夺取鲁南要地临沂，再从东路进攻徐州。临沂我军实力薄弱，3月中，张自忠将军率部两次驰援，两次击退日军，取得两次临沂保卫战的胜利，给骄横的坂原师团以沉重打击。而且，临沂保卫战的胜利，使日军第5、10师团会师企图失败，为台儿庄歼敌奠定了有利基础。在日军第10师团方向即津浦路正面，2月中旬，我军一部主动袭击济宁，给日军造成1000余人伤亡，牵制了日军行动。从3月24日至4月7日，中国军队集中兵力不避牺牲，反复猛烈地攻击突入徐州附近要地台儿庄之日军第10师团濑谷支队（旅团），使之除小部突围外，大部1万余人被歼，中国军队取得抗战以来一次重大胜利。台儿庄大捷后，蒋介石决定乘胜扩大战果，向徐州地区大量增兵，欲在此与日军决战。但是，日本大本营察觉到徐州地区集结大量中国军队后，于4月7日制定了《徐州地区作战指导要领》，重新部署共计6个师团的兵力再次南北推进，包围中国军队，企图一举消灭中国军队主力。中国军队经过逐次激烈的抵抗后，未能阻止日军攻势，至5月15日，日军完成对徐州地区的包围。在危急形势下，中国方面决定放弃徐州，至21日，徐州地区中国守军主动撤离。 徐州会战历时4个多月，日军虽然大通了津浦线，但妄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的目标却未能达成。再次打破日军速战速决的企图。而中国军队将日本主力吸引到津浦线上，暂时转移了日军的进攻方向，为部署尔后的抗战初期最后一场关键大会战武汉保卫战赢得了宝贵时间，尤其是台儿庄大捷大大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战意志。·武汉会战
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大举进攻企图一举“解决中国事变”的日军展开抗战以来最大规模的会战。战场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岸展开，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此战对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具有重大转折意义。 武汉地区位于华中地区中心，1937年11月，国民政府部分机构迁至武汉后，该地实际成为中国的军事、政治、经济中心，日军大本营认为“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因而积极准备进攻武汉。 中国在徐州会战后，由于数次大会战的失利，华北华中相对发达地带大片国土沦失，在国民党内产生大量悲观失败主义论调。为了坚持抗战，中国共产党对抗战前途和战略方针作出了深入的思考和科学的判断，并明确提出保卫武汉的任务。毛泽东在1938年5月著名的《论持久战》中科学预见战争的发展进程，正确指出了中国持久抗战的战略方针。在党的机关报《新华日报》上不断宣传保卫武汉的方针，使全国军民看到了抗战必胜、日本必败的光明前景，极大地鼓舞了国民党军队及各界群众的抗日热情，促进了全国的又一个抗日高潮，对国民政府积极组织武汉保卫战起了重要作用。 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正是决定实施武汉作战。日军集中约25万人的大军，同时海军舰艇120艘、航空兵团300余架飞机配合陆军，沿长江南北两岸和大别山北麓分两路向武汉进攻。 为保卫武汉，国民政府重新划分战区，制定战略防御部署，将重点放在武汉外围，从6月到10月底同日军展开了一系列英勇的防御作战，使敌在推进途中付出重大代价。在长江北岸，日军在田家镇要塞攻防战中“战死287人（内军官7），负伤866人（内军官15），合计1150人，预料还要增加”。在长江南岸，在江西马头镇要塞，中国守军与敌恶战8昼夜，予敌大量杀伤。在富池口要塞同日军血战近10天，多次击退日军进攻，最后，无耻的日寇竟向中国军队施放毒气才占领。在庐山南北，中国军队与敌展开激战，取得万家岭大捷，毙敌3000人，伤敌更多，俘虏30多人，缴获轻重机枪50多挺、步枪1000多枝，军马100余匹。在大别山地区，中国军队在富金山高地顽强阻击日军，予敌重创，歼敌1000余人，使日军每个连平均减员到40人，营长一级的军官也多有伤亡。同时，中国军队利用大别山的险峻地形，巧妙阻击日军，激战1个多月，致使日军付出了战死1000人，伤约3400人的代价才得以突破。在河南信阳，中国军队持续阻击日军，歼敌2600人。 在武汉保卫战中，中国空军在苏联志愿航空队配合下，与敌激战，取得重大战果，共击落日机62架，炸毁日机16架，炸沉日军舰艇23艘，有力支援了地面部队作战。中国海军在长江上也进行了激烈战斗，在沿江要塞布置水雷，设置海岸炮，并击沉日舰多艘，有力迟滞了日舰沿江进攻。 由于中国军队各处顽强、持续的阻击，各路日军在付出惨重代价后，迟至10月底才完成由东、南、北对武汉的三面包围。然而，中国军队从持久抗战的战略角度出发，未与敌决战，而是从武汉地区撤退，保存了有生力量。 武汉保卫战历时4个半月，毙伤敌近4万人。截至武汉会战，日本企图“速战速决”一举摧毁中国抵抗力量的目的不仅没有实现，自身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也达到空前程度。特别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游击战争的猛烈发展，钳制了大量日军，拖住了日军对正面战场的战略进攻。日本被迫转入长期持久的局面。以武汉会战结束为标志，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在武汉会战过程中，日军乘广州兵力空虚，在10月发动广州作战，占领广州，控制了华南的部分地区。广州失陷，使中国失去了重要的国际物资输入线，给持久抗战造成了新的困难。日本也为其以后的南进作战，建立了一个前进基地。·南昌会战
南昌会战是武汉会战后，中国军队抵御日本有限攻势的首次会战。 武汉会战后，日本对驻中国日军的任务进行了划分，分区而治。驻武汉地区的第11集团军实际上成为唯一的一支对中国进行野战攻击的部队，与中国湖南及其周围江西、广西地区扼守西南大后方的的中国政府主力部队形成对峙，并不断寻机攻击，企图以军事打击配合日本政府政治诱降的政略迫使重庆国民政府投降。此后，在这一地区进行了数次大规模会战。日军采取以攻为守、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南昌会战，首当其冲。 武汉会战后，中国在长江南北分别以第9、第5战区重兵武汉形成包围态势。南昌地区的战略地位更显突出，既掩护联系第3、第9战区的战略运输线即浙赣铁路，又是中国方面集结重兵的战略基地，对日军构成重大威胁。南昌还有飞机场，中国飞机经常前往轰炸日军长江中的军舰。为此，日军积极准备进攻南昌。 1939年2月时，中国已判断出日本对南昌的进攻企图，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三次指令第9战区向日军另一线南浔方向发动进攻以转移敌人的进攻方向，破坏日军的进攻部署，但是该战区一直以准备不周为由拖延进攻。3月17日，日军抢先展开进攻。中国军队与日本侵略军在南昌地区展开激战。然而，从3月17日到27日，中国守军10内便丢失了南昌，守军受到重大损失。这既因为日本占有武器装备的优势，也是因为中方的一系列失误造成的。此后，日军向西追击，于4月2日陷重镇高安。中国军队退守。此后日军由于兵力不足，停止追击，并从南昌地区撤走部分兵力，战场相对稳定下来。 然而日军新胜之余，没有料到中国正在紧张酝酿旨在收复南昌的反攻，第3、第9战区协力展开春季攻势（也称4月攻势）。4月21日，反攻正式展开，中国军队主力向南昌发动奇袭，一时打乱了敌军阵脚，连克南昌外围阵地。25、26日相继推进到南昌城下。然而由于另一路中国军队未能完成切断日军增援的任务，日军海军陆战队赶赴支援。中国军队对日军展开将近一周的激烈进攻，但未能取得进展，5月1日，蒋介石限期必须攻下南昌。为此，2日，中国军队发起第二轮猛烈的攻势，进一步向南昌逼近。但此时已失去奇袭性质，只能进行攻坚战，在敌之坚守下，中国军队伤亡惨重，为此，5月9日，下令停止进攻。而日军也未能进一步反攻。南昌会战结束。 南昌会战是正面战场进入相持阶段后中日军队的首次大战，也是武汉会战的自然延伸和以下一些列会战的前奏。南昌失陷使得第3战区与大后方的联络陷于困境，军事补结只能依赖浙赣两省的公路线了，使东南各省未沦陷地区的处境更加困难。 南昌会战给以后的作战也带来了深刻的经验教训。中国官兵不怕牺牲、殊死作战的精神，体现了抗日的高昂意志。反攻南昌虽未成功，但主动反攻的行动表露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战略指挥上有了某种进取意识。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军队抗战的战略战术的弊端：一味打正规战、简单阵线防御缺少纵深的的阵地战，轻视运动战和游击战，这和优势装备的敌人抗衡当然要吃亏。就此，中国共产党多次向国民党提出过意见和建议。国名党也采纳了一部分，给以后的会战提供了宝贵的经验。·随枣战役
武汉地区的日军为了消除长江北面湖北北部、河南南部方向中国军队对武汉的威胁，向随县、枣阳地区发动进攻，企图消灭中国第5战区的主力，中国军队与之展开为期20余天的会战，粉碎了日军的企图。 武汉会战后，武汉长江上游沙市以西一段长江江防、鄂北、豫南、皖东大别山区划规第5战区。第5战区地处国民政府中枢门户的川东要冲。 这一地区拥有相当优越的地形条件作凭借。大别山雄峙于东，桐柏山横卧在北，西依荆山，南濒长江，大洪山虎踞其中，汉水（襄河）之险贯通南北。第5战区内另有两条重要交通线，一为汉宜路（湖北汉口—湖北宜昌），一为襄花路（湖北襄阳—河南花园），该战区进可袭扰平汉线威胁武汉地区，退可屏障川陕大后方，自古为并兵家必争之地。第5战区虽然所属部队系统庞杂，战斗力参差不齐，重武器相当缺乏，但是依托有利地形积极袭扰日军。1939年4月上旬，中国军队从东西两侧频频袭扰平汉线南端，尤其令武汉日军不安的是，中国为加强第5战区实力，进一步将6个师兵力移往枣阳，准备加强对日军的袭击。 为此，日本驻武汉地区之11军狂妄地制定了深入第5战区作战的计划，企图打击中国军队主力，使其丧失战斗力，解除西北方面对武汉的威胁。从4月开始，日军调兵遣将，配备大量火炮、战车和飞机，日军使用3个半师团兵力，发动奔袭战，分进合击，企图运用两翼包围和中央突破的战略，将中国军队主力消灭在桐柏山与大洪山之间的随县、枣阳一带。5月1日，日军发起全面进攻。 中国判断出了日本的企图，第5战区李宗仁将军决定立即停止向日军的攻势，转入对敌之攻势防御，并根据敌人进攻态势做好所周密的战役组编，具体部署各部队的防御任务和作战方案。 随枣会战前后不及3周。日军使用主力突破汉水东岸中国守军阵地，突进至预定目标完成一翼包围，但其他两路日军则在随县及其北侧地区遭受有力抗击，未有进展。第5战区鉴于战场形势，决定转移战术，由主力逸出敌之包围圈，转移至外线作战，利用有利的地形条件打击敌人，命令转守为攻。日军由于合围计划失败且面临中国军队的反击，不敢久留，遂行撤退。中国军队尾追不舍。至24日，中国军队先后收复枣阳、桐柏等地，日军除占领随县县城外均退回至原地区，大体恢复战前态势，会战结束。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虽然也受到了较大损失，但彻底击败了日军围歼中国军队的企图，并使之付出惨重代价。毙伤日军1.3万余人，日军遗尸5000余具。第5战区进退主动，适时转移外线，立于有利地位，日军撤退时，追击、阻击得力，取得较大战果。·长沙会战
湖南是中国著名的谷仓，抗战时期，为国民政府粮食、兵员及工业资源的重要供给基地。第9战区司令长官部设于省会长沙，中日军队在湘北新墙河一线隔河对峙。长沙是华中战略重镇，当粤汉铁路之要冲。武汉、南昌会战后，长沙的战略地位已经上升到特别突出的位置，成为屏障中国的战略大后方大西南的门户上战略要点。中国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第9战区（后分设第6、第9两个战区）集重兵与日军在战线上对峙，为此，从1939年到1942年间，日军先后三次大规模进攻长沙，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殊死搏斗，是为三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 1939年9月14日，第一次长沙会战（又称湘北会战，日方称湘赣会战）爆发。这也是欧洲大战爆发后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的第一次大攻势。 从8月开始，日军第11集团军便调兵遣将，集中了步兵10万，陆军航空兵团约100架飞机及海军一部的强大兵力，企图集中打击第9战区主力，并在政略上实施日本政府以打诱降的计划，企图挫败国民党军的抗日意志导致国民政府屈服，从军事上配合推出汪伪政权。 中国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早就判断出日军必将进攻，为此确定了守卫湘北赣北的基本方针，向第9战区不断下达作战指示。9月上旬，第9战区判断日军进攻长沙即将开始，加紧部署，严整战备。 但长沙地区的地势却不利防御作战，北部平坦无险可守。为此，总结了抗战以来会战失败的经验教训，改变以前层层设防，逐次防线地与日军进行阵地防御战的呆板挨打战术，转为只以部分部队坚守正面既设阵地，逐次予敌消耗，主动转移至敌之侧翼，继之以伏击、侧击、尾击等各种手段逐次消耗敌兵力，待敌进入预定决战区域，集中使用绝对优势兵力，将敌一举围歼。这成为此后几次长沙会战一成不变的战略指导思想。同时，认真吸取南昌会战教训，特别注意破坏一切可资日军利用的道路，包括铁路、公路甚至乡间小路，使日军机械化部队和重炮兵行动困难。 9月14日，会战开始。日军采取其传统的“分进合击，正面突破、两翼包抄”的战术，分别从赣西、鄂南、湘北三个方向会攻长沙，湘北为主力。在会战中，鉴于长沙的极端重要性，进行了战役动员，中国官兵表现出了空前高涨的抗日意志，与日军进行了异常激烈的战斗。在中国军队的顽强打击下，10月1日，日军放弃攻势被迫退却。10月15日后，逐步恢复原阵地。 此役，日军集中10万兵力，劳师南征，未能达到歼灭第9战区主力的作战目的，相反，各路均遭到有力的阻击、侧击，部分日军陷于包围，损失惨重。日军承认“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即随枣会战）两次会战，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日军在会战前期，攻势行动艰苦，在会战后期，于中方反击下匆匆撤退，士气大受影响。此次会战，日军伤亡达2万余人。 期间，1939年9月23日，日本陆军中央为了统一侵华日军的指挥和对华政略战略，在南京设立中国派遣军总司令部，下辖华北方面军、第11（驻武汉地区）、13(驻京沪地区)、21（广州）集团军，解散原华中派遣军。 第二次长沙会战 第一次长沙会战后，第9战区仍与日军隔新墙河对峙于湘北地区。1941年后，日军酝酿发动第二次进攻。但因苏德战争爆发，日军积极准备对英美开战，无力投入更多机动兵力，被迫缩小规模，仅将目的定为予9战区中国军队一次重大打击。 第9战区总结第一次会战经验制定了反击作战计划。9月，日军发动进攻，强渡新墙河。由于9战区出现指挥失误，下达作战命令的无线电报竟被日军窃收并破译，使中国军队陷入极大被动，虽多处与敌激战，但遭遇失败。月底，日军攻入长沙。但是，由于日军大本营正在积极准备发动太平洋战争，“要求作战尽快结束”，同时日军经连日作战，粮弹损耗很大，战线过长，后勤保障困难，决定10月1日开始撤退。中国军队随即展开追击作战。10月5日，日军退回新墙河北岸，中国军队恢复原阵地。 这次作战，中国军队由于指挥失误导致付出了相当大的代价，但是，从战略上说，是中国军队的胜利，日军并没有击溃9战区主力，自身却付出了2万余人伤亡代价，阵地完全恢复到战前状态，日军没有达到任何大的战略价值。而且，中国第6战区乘他处日军空虚，对宜昌之敌发动猛攻，日军死伤惨重，面临彻底覆灭危险，宜昌日本守军师长已写下遗书准备自杀，因另一部日军驰援才得以躲过灭顶之灾。宜昌作战也是1941年正面战场唯一一次主动发动的进攻战役，歼灭日军7000人。而这，正是第二次长沙会战造成的机会。 第三次长沙会战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起太平洋战争后，日军中国派遣军驻广州军进攻香港，日军驻武汉之集团军决定再次发动对长江以南中国军队的进攻，从而牵制中国军队转用广东方向，阻止中国军队援助英军保卫香港。为此，武汉日军再次进攻长沙。1941年12月23日，日军强渡新墙河，会战开始。 这次会战，中国军队一改被动局面，取得战役胜利。中国在前两次长沙会战的基础上进一步总结经验，展开防御作战。第9战区一线兵团依托各阵地逐次抵抗，给日军相当的损耗和迟滞。待敌深入长沙预定决战地区，中国长沙守军顽强坚守核心阵地，连续挫败日军进攻。同时，第二线反击兵团周密协同，对日军进行合围。日军屡攻长沙不下，周围中国军队又不断压缩包围圈。日军弹药将尽而补给线已被切断，只能空投补给。日军见势不妙立即展开退却。我军合围部队立即转为向敌阻击、截击、尾击作战，穷追不舍，在多处予敌重大打击，扩大战果，敌狼狈逃串，至1942年1月15日，日军退过新墙河，恢复战前态势。中国军队掌握了战役主动权，获得长沙数次会战以来首次全面胜利。 第三次长沙会战大捷，重创日军，共毙伤日军5万余人，俘虏139人，日军自承“动摇了一部官兵的必胜信念”。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初美英等国军队于太平洋接连失利形势下，引起较为强烈的国际反响。英、美等国政府和舆论给予积极赞扬和评价。·桂南会战
桂南会战是广州失陷后，中国守军抵抗日军为打击中国国际交通线并威胁西南大后方而在广西南宁等地区展开的作战。 广州失守后，中国由香港到大陆的主要国际交通线被切断。1939年1月到8月，日军先后侵占了中国东南沿海的海南岛、汕头、深圳等地，中国只剩下西南几条国际交通线，桂南的战略地位凸显重要。广西省会南宁位于桂越公路上中国境内的终点，并扼守西部云南境内滇越铁路和滇缅公路（越南当时为法属殖民地；缅甸为英属殖民地），处于防御前沿。但中国方面对日军的进攻企图判断失误，造成了战局的被动。 11月15日，日军出动3万余人在海空联合下，突然在桂南沿海地区中国守军防御空虚的地区登陆，分路北上，桂南守军兵力空虚，未能组织起有效抵抗。在紧急形势下，中国立即派部支援，但为时已晚，24日，南宁被迫弃守。南宁以北山岳地带中仅有的通往内地的两条要隘高峰隘和昆仑关，也相继失守。 鉴于桂南失守的严重后果，重庆政府决心收复南宁。12月中旬，集中了12万人的部队抵达高峰隘和昆仑光以北战场，以昆仑关为主攻方向，集中主力和新式装备，实施了步、炮、坦、空的联合作战，经反复激战，摧毁日军坚固工事，取得了抗战以来首次以最新装备进行攻坚战的胜利。昆仑关大捷是中国南方战场的一次重大战斗胜利，体现了中国正面战场军队经过整编，依然具有而且在增强抗战力量。 昆仑关大捷后，中国军队继续向桂南增调部队准备反攻南宁。同时日军亦派出大批增援部队，总数达到7万余人。经激战，中国军队失利，2月初，日军重占昆仑关。2月9日，日军大本营编组华南方面军。 桂南会战的失利，给中国正面战场造成了新的困难。此后几月，日军受欧战法国失败的刺激乘机攻占桂越公路的另一要点龙州，并派兵进入越南北部，彻底切断了中国桂越、滇越国际交通线。但中国第4战区也取得了局部胜利，不仅打退了日军乘势进攻滇南直接威胁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而且及时抓住桂南日军兵力减少的时机，于10月底克服龙州、南宁，并于11月底，将日军全部逐出桂南。·枣宜会战
1940年5月至6月，中国第5战区部队在湖北省枣阳、宜昌地区抗击武汉日军的进攻，是为枣宜会战。 宜昌是武汉和重庆间最大和最重要的内河港口，为进入四川的咽喉，其西即为地势异常险要的三峡，因而宜昌实为战时陪都重庆的门户，并且是沟通大江南北各战区的后勤补给枢纽，在宜昌东北方向隔汉水相望的是重镇枣阳。1939年底，中国军队主动发动广泛作战的冬季攻势，给日军以相当大的打击，日军遂决定实施报复作战，于4月中旬调集重兵，企图将第5战区主力围歼于枣(阳)宜(昌)地区。 为阻止日军进犯，第5战区确定分为左、中、右3个集团军，采取分路挺进敌后袭击日军，主力向两翼外线转移，相机与日军决战的方针，并调集6个集团军，计21个军56个师兵力参加作战。会战前后分为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和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两个阶段，由于中国军队的奋勇抵抗，日军遭受沉重打击，战役几起几落。 第一阶段，从5月1日至下旬，以枣阳为中心的作战。中国军队激烈作战，甚至达成了包围日军的预定战略计划，为了阻敌逃窜完成围歼日军队任务，中国第33集团军总司令亲率一部深赴敌后，误入日军包围，日军对张部展开疯狂的攻击，企图打开缺口，张自忠将军率部血战到底，不幸牺牲。张自忠将军屡立战功，一心抗战，为抗日战争中集团军总司令牺牲者之第一人，他的牺牲，是中国抗战的重大损失。日军随后展开反扑，再陷枣阳及其以北一带。中国军队退守。 第二阶段，从5月下旬至6月24日以宜昌为中心的作战。日军占领枣阳后，损失惨重，已无意再战，但担心完不成既定作战计划会失去“皇军的面子”，决心继续实施第二阶段宜昌作战。经反复争夺，在再次付出惨重代价后，日军才于6月12日攻占宜昌，但中国军队收复了中间地带，使日军成为孤军深入的状态。日军认为已经保全了“面子”，决定撤退，16日，日军将宜昌的军事设施破坏一空后撤退，中国军队随之跟进宜昌。不料日军日军大本营因德国打败了法国而激起疯狂的热情，命令日军据守宜昌，业已退却的日军突然回兵，于24日再陷宜昌。此后，日军无力继续进攻，战事渐止，中国军队与之展开新的对峙。 枣宜会战历时近两个月，中国军队英勇抗战，沉重打击了日军，战役虽然最终失败了，但以张自忠将军为代表的中国爱国军人伟大的抗战精神给日军以强烈震撼。 战役的失败也给正面战场造成了极为不利的影响。中国丢失了鄂北鄂西江汉平原富裕的产粮区，日军在宜昌修建飞机场对重庆等大后方地区狂轰滥炸，加上欧战的不利形势，种种因素的综合，极大影响了重庆国民政府的抗战意志，产生了前所未有的悲观消沉局面，而这正是日本迫降政略中最希望看到的。宜昌会战后是中国抗战最危险的时期。但同时，在这种形势下，激烈全国抗战士气、推动抗战继续前进的重任进一步落到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敌后战场上。·百团大战
百团大战，是相持阶段八路军在华北地区发动的一次规模最大、持续时间最长的战役。 正太铁路，从河北石家庄到山西太原，横越太行山脉，全长200多公里，是连接山西、河北的重要交通命脉。1939年冬以来，日军推行“囚笼政策”，企图以铁路为链、碉堡为锁，压缩围困根据地。正太铁路是日军“囚笼政策”的重要支柱。日军在正太路沿线大小城镇、车站和桥梁、隧道附近，筑有坚固据点，各以数十至数百人守备，经常派装甲车巡逻。铁路两侧10至15公里的要点，还筑有一线外围据点。日军妄称正太路沿线是“不可接近”的地区。为此，八路军总部积极酝酿打击正太路的作战，以打破日军的封锁、打通各根据地之间的联系，同时切点山西日军的运输补给线。 正面战场的不利形势极大地推动了战役实施。国民党政府内部自枣宜会战后宜昌失守后，由于国内国际各种不利形势的影响，抗战意志空前低落，出现严重的妥协投降危机。为此，八路军总部决定以积极行动打击日军，在华北战场创立显著战绩，以兴奋抗战军民，争取时局好转。这是迫切的政治任务。 八路军的作战部署是，以晋察冀军区、129师重点进行破坏正太铁路的任务，以120师破坏同蒲路及周边主要公路，牵制敌人。破袭正太路，敌必然由平汉、同蒲路东西两面反扑，为阻敌增援，八路军相机展开广泛的破袭战。1940年8月20日夜，晋察冀军区、第129师、第123师在八路军总部统一指挥下，发动了以破袭正太路为重点的战役，战役发起的第3天，参战部队已达105个团，故称百团大战。到1941年1月24日反“扫荡”结束，历时5个多月。 百团大战经历了两个主动进攻和一个“反扫荡”阶段。 第一阶段从8月20日到9月10日，为时20天，中心任务是破坏日军交通，重点摧毁正太路。前10天，晋察冀军区、129师主要破击正太路。20日夜20时，八路军避开日外围据点直奔正太路主目标，同时向正太路全线突然发起奇袭，日军措手不及，全线被动。 八路军提出“不留一根铁轨、不留一根枕木、不留一个车站、不留一个碉堡、不留一座桥梁”的口号，“让敌人用脚同我们赛跑”，“让敌人用牛驴搬炮弹、飞机大炮”。八路军展开攻坚战，端掉敌一系列据点。每攻克一处，便使用各种可能的办法，如爆破、火烧、搬拆、水淹等，将之彻底破坏。如敌之重要燃料基地井阱煤矿，八路军将在之破坏无余，使其半年内不能恢复生产。日军遭受沉痛打击，竟然向我军施放毒气。这一阶段作战，使日军正太路大部被破坏，交通完全中断。 后10天，回过神来的日军立即组织部队增援，进行反扑。八路军则一边相机继续破击正太路，一边主力机动灵活地从内线转移到敌之外线，撤出正太路打击增援日军。在正太路作战的同时，120师在晋西北以破击同蒲路为中心配合作战，在晋西北广泛破击同蒲路及周边主要公路，一度切断了同蒲路北段及几条重要公路日交通线，牵制了大量日军使其难以增援正太路，有力支援了正太路作战。 第二阶段：从9月22日到10月上旬。目的是扩大战果，基本方针是继续破坏敌人交通，摧毁深入根据地的某些据点。不过，日军受第一阶段打击的教训，加强了据点的守备，提高了警惕，并继续进行毒气战。同时，日军大量调动、集结，八路军总部判断日军将对我根据地反扑扫荡，遂主动停止对日军的进攻，部署反“扫荡”作战。 第三阶段：从10月6日到翌年1月24日。日军在一个多月里的广大地区连续遭到八路军的两次大规模攻势打击，损失惨重，受到巨大震撼，深感八路军力量的可怕和对其威胁的严重。为此，调集重兵，从10月6日起，先后对我华北各抗日根据地进行疯狂报复“扫荡”。我军连续作战未及休整，随即便投入反“扫荡”作战，但由于日军兵力集中疯狂报复，还是给根据地造成了极大损失。日军深入我根据地，施行疯狂的“清剿”和烧杀抢，企图消灭根据地军民的生存条件。八路军则以适时机动的游击战对付扫荡日军，不断寻机歼灭一部日军，震慑敌胆，使日军不敢以小部队分散行动。日军难以寻找到八路军主力。在某些地区，敌想修建据点和公路，企图久占，被八路军坚决消灭。但是，日军的大肆反扑、“扫荡”，也使抗日根据地遭到重大损失，给根据地军民带来了严重困难。 百团大战具有伟大的历史意义。百团大战大大提高了共产党、八路军的威望，揭破了八路军“游而不击”的谎言，锻炼、考验了八路军的作战力量。同时，它沉重打击了日本的“囚笼政策”，日军自称 “损失甚大，需要长时期的巨款方能恢复”，对日军震撼极大。此后日军对情报机构进行了空前改革和加强，进一步明确了在华北以中共军队为重点的指导思想。日军华北方面军称此役为“挖心战”，将每年的8月20日定为“挖心战”纪念日。同时还引起日军内部产生“不应变更倾注主力于中国的主旨”的争论，因而推迟了日本南进步伐。 更重要的是，百团大战是在中国正面战场处于严重妥协投降气氛下取得重大胜利的，极大地振奋了全国民心、士气，受到国际上同情中国抗战的国家的高度赞誉，牵制了大量日军，减轻了正面战场压力，推动、鼓舞了正面战场继续抗战的斗志，使日本诱降企图终于遭到可耻的失败。·中条山战役
在华北山西方面，1941年5月7日至月底，日军华北方面军集中了10万余人的部队，包括从华中中国派遣军和关东军中抽调部队和飞行团，进攻晋南中条山地区中国第1战区的近18万部队，结果日军以1比20 的极小伤亡代价打败了中条山地区的国民党军，蒋介石称此役为“抗战史上最大之耻辱”。这完全是驻扎在此的国民党军队制造反共摩擦、消极抗日自己造成的恶果。 中条山横亘黄河北岸，东连太行山，西接吕梁山，北可以作为进击华北的基地，南可以屏蔽河南洛阳等重镇，西可以威胁敌之西进，是晋南豫北的战略要地。太原会战后，国民党军队分散在晋南山地进行游击作战，建立了以中条山为依托的游击根据地，八路军所属第2战区与之相邻。自太原会战后以来，日军一方面重点对八路军抗日根据地大举“扫荡”，一方面也多次攻击中条山国民党军队，但始终没有大的进展。进入1941年后，日军鉴于百团大战后八路军消耗很大尚未恢复，遂决定先打击中条山的国民党军。然而，中条山国民党庞大部队竟然不堪一击。从5月7日日军发起攻击开始，中国军队“一经中间（被日军）突破，各部皆陷于包围零乱之中竟至不可收拾”。日军以1比20的微小代价、在极短时间内给国民党军队以沉痛打击。 这完全是国民党政府自酿苦果。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制定了“防共、反共、限共、溶共”的错误政策，在八路军抗日活动活跃的山西地区频繁制造与八路军的摩擦。同时，对抗日活动十分消极，疏于防御，在平时针对日军的作战工事、战略物资储备、临战作战计划上都存在严重的不足，在作战精神准备和意志上也十分缺乏。连日军都认为：“作为蒋系中央军扰乱治安基地的中条山脉据点，……实际上有名无实。拿它与共党系统相比，它的活动是极其差劲的。”正因如此，中条山国民党军队甚至在日军将要进攻之前召开的作战研讨会上，还在讨论怎么反共，因而造成了一边倒的败局。 相反，在这次战役中，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却不计前嫌，一切为了团结抗日大局计，应国民党军之请，担任配合作战及后期掩护撤退的任务。毛泽东数次向八路军总部指示：“我们的基本方针是团结对敌，是配合作战。”要“在敌后猛击敌人，与正面友军配合作战，决不计较国民党的反共仇恨”。 中条山战役给中国抗战以重大启示，即只有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才能坚持持久战，战胜日寇。中国共产党不仅倡导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且以实际行动坚决维护之。·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
中国远征军是抗日战争中中国为支援英军在缅甸（时为英属地）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为了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而建立的出国作战部队。是中国与盟国直接进行军事合作的典型代表，也是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军队首次出国作战并立下赫赫战功。 缅甸是东南亚半岛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国家。西屏英属印度，北部和东北部与中国西藏和云南接壤。滇缅公路是中国重要的国际交通线，日军据此还可以威胁中国西南大后方。缅甸对于盟国中的中英双方来说都有重要战略意义。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随即矛头直指缅甸。 为了保卫缅甸，中英早在1941年初就酝酿成立军事同盟。中国积极准备并提出中国军队及早进入缅甸布防。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1年12月23日，中英双方在重庆签署了《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英军事同盟形成。 但是，由于英军轻视中国军队的力量，过于高估自己，又不愿外国军队深入自己的殖民地，一再拖延阻挠中国远征军入缅，预定入缅的中国远征军只好停留在中缅边境。然而，1942年1月初日本展开进攻后，英缅军一路溃败，这才急忙请中国军队入缅参战。中国成立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司令部，开赴缅甸战场。但是，由于已经失去作战先机，造成缅甸保卫战的失利。这主要由于英国极端坚持先欧后亚的既定战略，战局一旦不利，便对保卫缅甸完全失去兴趣，而是一再撤退，使中国远征军保卫缅甸的作战变成了掩护英军撤退的作战。 中国远征军却仍然作出了让英美盟国盟军钦佩的战绩，并达到了一定的战略目的。从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开始与日军作战，至8月初中英联军撤离缅甸，历时半年，转战1500余公里，浴血奋战，屡锉敌锋，使日军遭到太平洋战争以来少有的沉重打击，多次给英缅军有力的支援，取得了东吁保卫战、斯瓦阻击战、仁安羌解围战、东枝收复战等胜利。 在仁安羌援英作战中，中国远征军新编第38师师长孙立人仅以一师之力与数倍于己之敌连续英勇作战，以少胜多，解救出被围困数日濒临绝境的英缅军第1师，轰动英伦三岛。新编第28师师长戴安澜吕建奇功，掩护了英军的平安撤退，后在作战中不幸受伤身亡。战役结束后，英美政府高度颂扬并给孙立人与戴安澜将军追赠了功勋章。 缅甸失守给以后作战带来极为消极的影响，使中国彻底失去了滇缅公路这一唯一的陆上交通线，以后不得不开辟从印度飞越驼峰（在喜马拉雅山）的空中航线。日本也可以直接威胁印度。但是，也取得了重大的战略意义，掩护了英军撤退，赢得了时间保存了力量以保卫印度。也消耗、阻滞了日军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配合国内部队阻敌于云南境内怒江天险，以后形成长期对峙，粉碎了日军从缅北进攻中国西南大后方的企图。这次远征作战，也是中国自甲午战争以来首次出国作战，他们弘扬了中国人民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缅甸作战失利后，中国远征军一部退入英属印度。在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的指导下，在兰伽训练营受训并进行整编，并于1943年8月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利用美援物资配备全副美式装备，战斗力大为提高。 同时，中国鉴于缅甸的重要性，积极酝酿反攻缅甸，在滇西重新组编并整训第二批远征军，于1943年2月设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严阵以待，随时准备与英美军队协同反攻缅甸。·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作战与芒友会师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作战并取得胜利，是中国抗日战争史上的一大壮举。 缅甸沦陷后，鉴于缅甸对防守中国西南大后方以及在整个东南亚战局中的极端重要位置，中国一再强烈要求英美协同反攻缅甸。但是由于英国轻视中国战场的作用，固执坚持先欧后亚的战略，导致缅甸反攻计划一再拖延。美英首脑在1943年一系列重要会晤中，都将反攻缅甸作为重要议题，然而英国迟迟不愿付诸实施，或拖延或缩小作战方案。经过反复协商，英国在美国总统罗斯福推动下，1943年后反攻计划逐步实施，但反攻只限于缅北和滇西。 在此过程中，中国一直在积极部署反攻。中国驻印军首先于1943年10月，正式开始缅北反攻作战。日军感到盟军反攻的威胁，于1944年3月先发制人发动了英帕尔（印度东部与缅甸交界处，战略重镇）战役，企图围困英军主力。日军一方面增调兵力加强英帕尔战役，一方面分兵防御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的反攻。日军没有料到中国驻印军“无论在编制、装备还是战术、训练，都完全改变了面貌”，因而“大吃一惊”，不断遭到打击。中国驻印军一路奋勇作战，相继取得了胡康河谷作战、孟拱河谷作战的胜利。1944年8月，围攻缅北重镇密支那，将日军大部歼灭。10月中旬，展开第二阶段作战，取得围攻八莫与南坎作战的胜利，日军死伤惨重，仓皇溃退。 中国远征军于1944年5月11日，配合中国驻印军发起滇西反攻作战，渡过怒江，沿滇缅公路南下。日军则沿滇缅公路沿线之腾冲、龙陵、松山、芒市、遮放、畹町等地，构筑坚固工事，凭险固守，阻击中国远征军反攻。9月14日，经过激烈的攻坚战，将腾冲日军全歼。11月6日，攻克龙陵。腾冲龙陵作战，远征军取得重大战果，给日军以重创。至此，滇西日军大部被歼，其溃退之部亦如惊弓之鸟。此后，远征军续向畹町、芒友追击日军。 1945年1月27日，中国驻印军与中国远征军在芒友进行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会师。 在中国军队胜利推进的同时，英印军也反攻成功，1月28日，与中国军队会师畹町。至此，滇西反攻战胜利结束。中国远征军陆续回国。中国驻印军则继续了一段时期的追击作战，攻占腊戍等地，至3月底，胜利完成打通中印公路作战。随后，相继奉调回国。 中国驻印军和中国远征军缅北、滇西反攻，从1943年10月至1945年3月，历时17个月，在缅甸北部山区复杂的地理条件和炎热多雨的气侯条件下，英勇作战，取得显著战绩，此后，日军再无力发动对缅北的大规模进攻。其意义深远，重新打通了中国西南国际交通线，对稳定豫湘桂战役后正面战场战局起了积极作用，也揭开了正面战场的反攻序幕，将日军赶出中国西南大门，彻底粉碎了日军从西南风所和进攻中国大后方的企图。同时，有力地支援了英军对英帕尔的坚守和对缅中的出击作战，体现了中国军民伟大的国际主义和民族牺牲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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