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热词”：社会财富“蛋糕”

【资讯百科在线助读】　　2010年全国两会政府工作报告首提“尊严论”：“我们所做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政府工作报告还首次写入“收入分配改革”内容，形象地提出了社会财富“蛋糕论”：“不仅要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的‘蛋糕’做大，也要透过合理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对于人民群众来说，尊严与“蛋糕”同等重要、密不可分。观察家认为，“两论”的提出将对中国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经历了30多年的改革发展，中国进入了追求非物质化目标的时代，2010年的政府工作报告，把尊严放在了很高的位置上。尊严是一种精神层面的追求，意味着尊重每一个个体的幸福感，需要物质基础做保障。因此，尊严的提升，与“蛋糕”的增长密不可分。

一样的８％，不一样的期待

　　新华网北京３月５日电（记者刘劼）中国百姓已经连续六年在政府工作报告中读到经济增长目标“８％”这个数字，但２０１０年的８％有着不同往常的意义。温家宝总理５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中国２０１０年国内生产总值预期增长８％左右，需要“着重说明”的是：提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８％左右，主要是“强调好字当头，引导各方面把工作重点放到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调整经济结构上来”。从２００５年的“又快又好”到２００６年的“又好又快”，从２００７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好字优先”到２００９年提出“保增长”，直至２０１０年明确“好字当头”，政府定调的变化路径透露出，虽然不同年份的经济任务有着不同的侧重；虽然“调结构”的脚步在某些年份在“保增长”、“保就业”的压力下有所放缓，但“当头”二字折射出结构性失衡这一经济长久生命力的“桎梏”不容回避。一年前，温总理宣布２００９年８％经济增长目标的时候，人们还心有疑虑。“保八”背后是人们对稳定工作和收入等基本生活条件的期待。而经济学家们普遍认为，随着今年国内外环境向好，实现８％增长的可能性要比去年大得多。然而，在中国经济度过了国际金融危机以来最困难的一年后，面对今年８％的背后，人们不再止步于对“生存”的期待，而是多了一分对“发展”的渴求。中国积习的传统发展方式，比如重国际市场、轻国内需求，重低成本优势、轻自主创新能力，重物质投入、轻资源环境，重财富增长、轻社会福利水平提高等，一方面成就了过去连续五年两位数的增长，却也为发展的后劲套上“枷锁”。如果按照以往的模式，在许多经济学家们看来，今年实现９％甚至１０％的增长都不成问题。但是就在这前所未有的转型期，“思维”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同时提请大会审查的２０１０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报告中指出，８％左右的增长速度是一个预期性、指导性目标，地方政府应结合自身实际，科学制定增长目标，切不可“盲目追求高速度”，更不应“层层加码”。与此同时，积极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大力推动经济进入创新驱动、内生增长的发展轨道、加快完善社保体系、打好节能减排攻坚持久战——这些虽不能在短期内纾困现实，却是能让经济从长计议的措施，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显要位置均有了注脚。同样是“８％”的目标，从“量”到“质”的转变折射出观念的“革命”，以及敢于直面发展“短板”的决心和勇气，这比８％的增长本身更加重要。经济结构调整的背后离不开体制的变革，而这也是实现转型过程中最复杂、难度最大的部分。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６５次提及“改革”二字。温总理强调，“今年要继续深化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改革，努力实现新的突破。” 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以及推进户籍制度改革、放宽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落户条件。这些涉及深层次利益再平衡的改革虽然暂时没有“时间表”，但方向和路径愈加清晰。重新切“蛋糕”势必会触犯某些人的“份额”。皆大欢喜很难，重要的是要让大多数人真正享受到改革的成果。任何发展说到底都是人的发展。“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温总理在报告中高调表明。话音落后的掌声正是中国人对全新发展模式的期待。

分好财富蛋糕需让利于民

　　老百姓对政治的关心，是实打实的收入有没有增加，日子是不是过得更好，孩子有没有书读，老人如何养老。这些民生话题，在此次两会上的集中体现，就是收入分配改革。温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里说：“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民众注意的是：“蛋糕”做大了，我能分享多大一块？改革收入分配制度的背景，当是目前财富增长之后，贫富差距的日益加大。以前中国人说“不患寡，患不均”，实际上，应该是“患寡，亦患不均”。贫穷匮乏的社会，即使平均分配，也不可能给人民有尊严的生活。过去几十年里，中国一直致力于做大财富蛋糕，经济的高速发展，创造了惊人财富。当中国逐渐成为GDP大国之时，由于财富分配失衡所带来的弊端也逐渐显现。“做大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责任，分配好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之执政理念，正是出于对这一问题的深刻认知。舆论关注的焦点是蛋糕如何切分。诸多评论中，一组证明财富分配失衡的数据屡屡被提及：十余间年，中国GDP分配中，财政收入和企业盈利分别上涨9．62和10.06个百分点，而劳动者的报酬却下降了13.66个百分点。不言而喻，提高劳动者收入是改革分配制度的关键。基于此出发点，税收制度的改革也就迫在眉睫，而其核心在于减轻税负。如评论者所言：如果真正把就业视为“民生之本”，政府就要对体制外的企业，尤其是民营企业，在税收上让利。从数据看，中小企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贡献率达75％，而民营企业对解决就业问题的贡献率达80％。中小企业、民营企业如今最大的压力，恐怕是来自明的暗的税费，包括那些灰色和黑色的“租金”。税负改革的另一个着眼点，是个税改革。提高个税起征点、以家庭为单位纳税、改变工薪阶层为纳税主体的建议不断被谈及。在“平衡‘国’‘民’分配应全面修正个税制度”的评论中，经济学者马光远分析说：中国目前的个税制度，不仅体现在起征点上，更在于税制本身的设计偏离了公平和正义。比如，在美国，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联邦所得税的5％，10％的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从而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税收负担结构。而在中国，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只占全部个人所得税的10％，使富人的税负成为世界上最轻的。合理分担税负，是个税改革的一个方面，另一个更为重要的方面是，尽可能让百姓少缴税。在前几次提高个税起征点的讨论中，税收部门往往会算这样的账，如果起征点提高几百元，财政收入相应减少多少。不能说这样的考量毫无理由，但在财政收入增长明显高于民众收入增长的前提下，政府应该有不与民争利的气量。况且，一个社会的经济增长，不能永远靠政府投资来激励，减税的“小利”，换来的将是拉动内需促进经济长足发展的“大利”。要知道，政府的财政收入不是越多越好。（冯雪梅）

调整收入分配是一场改革硬仗

　　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绝不是简单的“切蛋糕”和“分蛋糕”，不仅仅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退休职工多发点养老金，也不仅仅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而是一篇重启改革进程的大文章，是当今中国一场绕不过去的改革硬仗。说中国改革的原动力来自收入分配格局的调整，绝不夸张：“打破大锅饭”、“ 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等人们耳熟能详的口号，以摧枯拉朽之势瓦解了计划经济赖以维系的平均主义分配格局，“效率优先”的市场经济分配法则几乎所向披靡，早已深入人心。三十年过去弹指一挥间，调整收入分配格局又再成为“头等大事”。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兼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日前表示：“中国这30年来经济发展得非常好，但也存在问题，矛盾焦点可能在收入分配。”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日前强调“高度重视收入差距过大引发的影响社会稳定的因素”，还“命题作文”，要求委员们就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3月4日《羊城晚报》）收入分配为何被林毅夫形容为“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严重失衡”？一是“利润侵蚀工资”。改革之初，打破了单一的劳动报酬局面，让资本、技术、管理等参与分配。当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富余，分配格局向资本倾斜无可厚非。然而，由于法制不健全，劳动者权益保障不足，劳动力价格被锁定在低水平，职工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例日益降低———1990年，劳动者报酬占GDP比例为53.4%，2007年下降至39.7%。与此同时，企业盈利水平明显提高，利润总额快速增长；而利润增长部分来自成本超常压缩，其中劳动者报酬的减少是重要方面。（《2007中国企业竞争力报告》）更重要的是，垄断部门或垄断企业，凭借对市场或公共资源的垄断地位取得高额利润后，直接或变相转化为职工收入和福利，造成行业间收入差距拉大：2000年，行业的平均工资倍数最高和最低是2.6倍；2008年是4.77倍！二是“财富向政府倾斜”。改革以来，政府税收每年增长20%以上，有时还高达30%，超过企业利润增幅；而居民收入的增长率基本保持在百分之十几。一国财富由居民收入、财政收入和企业利润三部分构成；“财富向政府倾斜”，必然挤压居民收入和企业利润。更重要的是，政府掌握大量社会资源，主要用于自身消费（包括公款吃喝、政绩工程等浪费），提供基本的教育、医疗、养老和保障性住房等公共产品却严重不足，不但进一步拉大收入分配差距，而且损害了市场配置资源的功能。收入分配失衡，居民没钱消费不愿消费导致产能相对过剩，社会保障缺失导致居民预防性储蓄大增，企业转向出口市场又导致长期贸易顺差……从投资热消费冷，到出口依存度过高，各种经济失衡几乎都可以找到收入分配的源头。前不久，《比较》杂志等向50位知名经济学家发出“影响中国经济健康发展的主要问题”的问卷，得到的前五位答案是：收入差距过大、垄断行业扭曲资源配置、消费需求不足、政府权力过大且缺乏监督与约束、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哪一项不涉及“最严重的失衡”？因此，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绝不是简单的“切蛋糕”和“分蛋糕”，不仅仅是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给退休职工多发点养老金，也不仅仅是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或个人所得税起征点；而是一篇重启改革进程的大文章，是当今中国一场绕不过去的改革硬仗。改革的关键是政府，改革的目标是政府归位，改革的路径是向市场放权，向国民让利。（来源：羊城晚报　伊歌）

平衡收入分配应全面修正个税制度

　　除了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更主要的是设计均衡公平与效率的税制结构。今年的《政府工作报告》对收入分配改革问题，提出了两个政策目标：一是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也就是说，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均衡，不仅体现在居民与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拉大上，也体现在国民财富这个大蛋糕中，政府与居民所占份额的差距上。这种差距的拉大，一方面造成了居民消费能力的不足，另一方面使中国经济出现产能过剩和过度依赖外贸的局面。结果是，一方面宏观经济30年的奇迹般增长和国力的强大，另一方面是居民购买力低下导致产能过剩和结构失衡。因此，就解决“国”与“民”收入分配而言，全面改革个税制度无疑是关键的切入点。中国目前的个税制度，不仅体现在起征点上，更在于税制本身的设计偏离了公平和正义。比如，在美国，将近50%的工薪阶层只承担了联邦所得税的5%，10%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个人所得税的60%多，1%的最高收入者承担了30%多，从而形成了比较完美的“倒金字塔”的税收负担结构。而在中国，富人约占总人口的20%，但他们上缴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到个人所得税收入的10%，使富人的税负成为世界上最轻的。特别是，中国的个税实行落后于国际个税改革潮流的分类所得税制，不考虑纳税人家庭负担和支出的抵扣制度。这种分类所得税制与综合税制相比缺陷明显，对不同性质的所得分项计征，难以全面、完整地体现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从而造成所得来源多、综合收入高的人少纳税甚至不纳税，所得来源少、收入低的人反而多纳税的不公平现象。在税收抵扣项目的设计上，我国当前的抵扣项目完全按纳税人个人的支出设计，既无视中国“乡土文化”中家庭收入负担的传统，更无视个人收入承担整个家庭支出的事实。从国外来看，除了为低收入阶层提供了专门的税收抵免项目，还综合考虑纳税人的家庭负担和赡养人口的实际情况，允许纳税人就其赡养人口的多少和实际负担扣除一定数额的生计费用。因此，应以本轮收入分配改革为切入点，全面修正个税制度。除了适当提高个税起征点，更主要的是设计均衡公平与效率的税制结构，从根本上解决我国目前个税公平与民生的缺失问题。考虑到从分类所得制直接过渡到综合所得制有一定困难，建议采用部分分类征收与部分综合征收的过渡模式。比如，在抵扣方式上综合考虑家庭负担，实现由目前的以个人为单位纳税，向以家庭为单位纳税的转变，在制度设计上体现对纳税人赡养人的支出的扣除。同时，考虑到中国民众在住房、教育、医疗等领域支出占个人收入的比例，以及目前这些领域改革不当导致个人支出的大幅攀升，应当允许这些支出从个人所得税中减免或退税。（来源：新京报　马光远）

分好财富蛋糕不仅是涨工资

　　财富分配问题放在哪个年代都不过时。今年的全国两会上，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成为从政府到民众热议的话题。《政府工作报告》明确提出，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 “蛋糕”有多大、怎么分，每个人最关注的还是自己那一小块。那就是：劳动是否有所得，劳动是否有所值，分多分少是否有一个衡量的标准。改革开放以来，经济的高增长固然塑造了诸多财富的神话，但占人口大多数的普通民众还是感到收入仅仅是“被增长”，归结起来还是“蛋糕怎么分”的问题。首先，需要明确分什么，是分“人民币”还是分“购买力”？也许有人说，分“蛋糕”当然是分人民币，给大家涨工资。这么说没错，但只是局限于表面。其实，分好“蛋糕”最根本的还是分“购买力”。普通民众为什么呼吁要“涨工资”，关键还是购买力太差，工资收入满足不了日益增长的物质生活需要，当然希望增加现金收入。但设想一下，如果物价上涨比工资收入增长的幅度高，单纯的增加现金就毫无意义。所以，分“蛋糕”最终还是分“购买力”，把少数人高得惊人的“购买力”分一点点给普通民众，大家都能消费，社会才和谐。其次，是单纯的“分蛋糕”，还是分享“分蛋糕”的权利。“蛋糕”怎么分听谁的？是听政府的还是听企业的，是听资方的还是听劳方的，起码得有一个共识。大家都自说自话，谁都想多分一点，必然难以落实。那么，就需要有对话——平等的对话。政府也好，企业也罢，或者雇主和工人，大家一起开“圆桌会议”，没有谁大谁小，没有谁轻谁重，具体怎么分要看贡献，但对话面前人人平等。所以，光给普通劳动者涨工资还不够，还要给他们说话的权利，比如集体工资协商制度，比如纳税人权利义务，都需要明确和强化。有权利的平等才有收入分配的公平，否则，永远都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其三，“蛋糕”由谁来分，是由“人”来分，还是靠机制、制度来分。“操刀者”不一样，结果肯定不一样。古代的法家有一个观点，“制度比人可靠”，这一点放到今天也颇有启示意义。人总会有欲求，权力不受约束就会“开小差”搞“寻租”，所以，必须健全职工工资增长机制，以及相应的劳动监察和问责制度，最好是将收入增长锁定一项或多项经济指标，比如CPI，比如GDP，一个是民生的温度计，一个是经济的晴雨表，最能反映居民收入的“体温”。尽量减少人为的介入，这样既节省了相关部门的人力，也让工薪阶层有明确的预期，大家都高兴。说了这么多，还是一句话：收入分配问题关系千家万户，关系国计民生，不是涨涨工资那么简单，也不是心血来潮地喊几句那么容易，关键还是看行动。（周继坚）

规范灰色收入，公平分好“蛋糕”

　　灰色收入真正的大头在公权寻租的权钱交易中，在垄断行业的不公平获益中，并充当了贫富差距加大的强力推手。收入分配成为“两会”热点，温总理在昨天的政府工作报告中，直面收入分配，提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不仅要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在如何分好“蛋糕”中，报告首次提出要“规范灰色收入”。之所以提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因为收入分配是关乎民生的基本问题，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相关。更主要在于，在收入分配中公众最关心的公平出了问题：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分配不公在某些领域表现相当严重。在这其中，介于非法收入和合法收入之间的灰色收入，又是影响分配不公的重要环节。一提到灰色收入，最可能想到的就是，导游吃的回扣、医生收的红包、教师赚的外快，等等。但是这些充其量也只能算是小打小闹，灰色收入真正的大头在公权寻租的权钱交易中，在垄断行业的不公平获益中。官员为何会喜欢借着各种名头大摆宴席？个中原因即在于能收到不菲的灰色收入。灰色收入占去“蛋糕”的多大一部分，有人曾经作过统计，数目惊人。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进行的有关灰色收入的调查显示，2005年全国城镇居民收入中没有被统计的灰色收入总计4.4万亿元，相当于当年全国GDP的24%。虽然数据是否准确真实尚可存疑，但从中至少可以看出，灰色收入在社会财富总“蛋糕”中占据着不小的分量。灰色收入的存在，拉大了个体收入的差距。普通劳动者很难有机会获得灰色收入，而那些游走于灰色地带的人，往往借助于手中的权力，通过种种暗箱操作，将权力变现为灰色收入。《瞭望新闻周刊》的一项调查表明，在我国不发达地区的某些县市，个别领导每年不算黑色收入，仅灰色收入就可以达到10万元，而发达地区可达到20万元。如果说初次分配不公是导致贫富差距逐步加大的直接诱因，那么灰色收入则充当了一个背后的强力推手。剖析灰色收入的最初来源，缘于社会转型期，两种经济体制的并存，产生了一个灰色地带。在这个灰色地带所获得的收益，既说不上合法性，也难以将其归入非法收入的行列。然而，在市场经济体制已逐步健全的今天，灰色收入的存在无疑是对收入分配秩序的一种挑战。因而，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就必须规范灰色收入，公平分好“蛋糕”。如何规范灰色收入？其一，对那些容易产生灰色收入的灰色地带进行限制，并运用税收杠杆，将一些暂难说清的灰色收入纳入进收入分配的范畴中；其二，对于公职人员来说，不存在灰色收入一说，其收入要么是阳光的，要么就是非法的。因而，有必要加大对“不明来源财产”的法律惩罚力度，让文强等贪官断了以“灰色收入”试图为自己减轻罪名的念头；其三，也是最重要的，就是建立规范透明的制度，减少权力的寻租空间，从而从根本上铲除产生灰色收入的制度土壤。（来源：广州日报　李龙）

分好财富蛋糕不仅要改革分配格局

　　2010年全国两会正在召开，国民收入分配在此之前已成焦点。2月3日，总书记胡锦涛在省部级干部落实科学发展观研讨班讲话，提出“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2月27日，总理温家宝与网友交流时坦诚，分好社会财富“蛋糕”是政府的良知。 3日，全国政协主席贾庆林做工作报告，提出收入差距过大影响社会稳定，政协将就调整收入分配格局等问题提出对策建议，努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 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来袭，中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和国民经济结构存在的问题暴露无遗，内需不足成为影响经济发展的最大障碍，提高居民收入以提振内需显得尤为紧迫。但我们必须看到，合理分配社会财富，根本是要体现政治良知、实现社会公平正义，即使经济发展一帆风顺，不公平的收入分配现状也不应继续。国民收入分配不合理，这一点看来已无需讳言。不合理体现在两个层面：首先是在政府、企业和居民这一大的分配格局中，居民收入占比偏低；其次是社会成员之间收入差距过大。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大的方向是限制高收入阶层，扩大中等收入人群，提高低收入水平，国民收入初次分配向居民倾斜。但我们应该看到，合理分配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改革只是一个方面。因为收入差距过大的现状，不仅是分配格局不合理造成的，社会成员在获取财富过程中的机会不公，是导致财富拥有量悬殊的另一个重要原因。获取财富的机会不公，目前最为公众诟病的，一是垄断集团依靠不公平竞争攫取的高收入。高速公路收费员、水务公司抄表员收入过万，个别垄断行业员工每年数十万公积金等问题，早已激起普遍公众强烈不满；二是公务人员特别是官员的灰色收入、过度福利以及贪腐所得。落马官员动辄过亿的非法收入，洗脚发票也能报销等丑闻，三公消费的铺张现象，无不一再刺激公众的神经，然而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却阻力重重，千呼万唤不出来；三是因权力不清洁导致的官商勾结，权钱交易，权贵子女在经商、就业、升迁等诸方面享受的种种优待。因此，社会财富分配要实现公平正义，绝非改革分配结构这么简单，分配结构调整，可使国民收入在政府、企业和居民之间分配比例更趋合理，也可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但要改变收入差距过大，财富向社会少数人积聚的现实，尚需相关的社会和经济政策调整，政治面貌变革来实现。让经济竞争主体更加充分，让公民享有应有的利益博弈能力，让民主监督、公开透明成为权力运行的基本特征，让社会成员有公平的机会去获取财富，都是保证国民收入公平分配的题中之意。（来源：长江日报　刘林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