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会“热词”：收入分配改革

【资讯百科在线助读】　　收入分配是指个人收入的分配,是在国民收入分配的基础上进行的.中国的个人收入分配制度是以按劳分配为主体,按劳分配与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相结合的多种分配方式并存。　　财富分配是指国民收入的分配,分配的物质对象是一年内劳动者创造的新价值。财富分配或国民收入的分配,主要是处理好国家集体个人三方面的利益关系,及投资与消费的关系.

温家宝: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

　　2010年2月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中央举办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专题研讨班发表重要讲话。温家宝指出，发展科技、教育和文化事业，全面提高人的素质，是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关键。要用科技的力量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第一，战略性新兴产业是新兴科技和新兴产业的深度融合，代表着科技创新的方向，也代表着产业发展的方向。要科学制定发展规划，选择若干重点领域作为突破口，力争在较短时间内见到成效，使战略性新兴产业尽早成为国民经济的先导产业和支柱产业。第二，我国传统产业规模大，总体上技术水平比较低，必须运用高新技术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大幅度提高传统产业的科技含量，提高传统产业的质量效益和竞争力。第三，要大力推动自主创新，提高原始创新能力和关键核心技术创新能力。加快实施国家重大科技专项，着力突破制约经济社会发展的关键技术问题。要加强知识产权的创造、运用和保护。第四，要进一步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大胆革除一切阻碍科技生产力发展的体制机制障碍，最大限度地激发科技工作者和全社会科技创新的活力。温家宝强调，要面向时代要求谋划教育发展。只有一流教育，才能培养一流人才，建设一流国家。一要推进教育改革。树立先进教育理念，把教书和育人很好统一起来。对办学体制、教育内容、教育方法、考试评价制度进行系统改革，大力推进素质教育。积极探索适应各类学校的办学体制。努力培养一大批有志于献身教育事业的教育家，倡导教育家办学，赋予学校办学自主权。二要努力促进教育公平。把义务教育办好，依法确保每个孩子免费接受九年义务教育，逐步解决义务教育资源配置不均衡问题。公共教育资源配置要向薄弱地区倾斜，推动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不同学校之间的教育均衡发展。进一步完善国家助学体系。确保每一个孩子接受教育的基本权利，无论哪个教育阶段，都不能因家庭经济困难导致孩子们辍学。三要办好职业教育，提高高等教育的质量，为经济社会发展培养大批各类人才。温家宝指出，要用新的理念推动文化发展繁荣。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国家发展、民族振兴，不仅需要强大的经济力量，更需要强大的文化力量。没有先进文化的发展，没有全民族文明素质的提高，就不可能真正实现现代化。政府要履行好发展公益性文化事业的责任，保障人民群众的基本需要和权益。进一步完善扶持公益性文化事业、发展文化产业、鼓励文化创新的政策，创造更加有利于文化繁荣发展社会环境。温家宝强调，就业是民生之本，是一个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保障民生的第一件大事，就是保障就业。要把促进就业放在经济社会发展的优先位置。努力为每一个有劳动能力的人创造就业机会，使每个人都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让所有劳动者的活力和创造力都得到充分发挥。这既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也是每个人全面发展的需要。一要通过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不断扩大就业规模。解决就业问题，根本靠发展。二要把经济结构调整和扩大就业结合起来，大力发展服务业、劳动和知识密集型产业、支持中小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发展。三要充分发挥劳动者自主就业、市场调节就业和政府促进就业的合力。四要加强和改善就业公共服务。加强就业援助，帮助有就业能力和愿望的就业困难人员和零就业家庭人员实现就业。加大职业培训力度，提高劳动者整体素质，提高劳动者的就业能力。温家宝提出，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做大社会财富这个“蛋糕”，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要不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改革分配制度，逐步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一是加快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关键是提高城乡居民收入特别是中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建立企业职工工资正常增长机制和支付保障机制，特别要抓紧解决农民和农民工两个群体收入增长较慢的问题。二是加大税收对收入分配的调节作用。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三是对城乡低收入困难群众给予更多关爱，保障好他们的基本生活和基本权益。继续抓好扶贫工作。要把扶贫开发的重点放在贫困程度较深的集中连片贫困地区和特殊类型贫困地区。继续加大对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和贫困地区发展扶持力度。温家宝强调，社会保障和医药卫生事业关系每个家庭、每个人的切身利益，是基本而重大的民生问题。要以社会保险、社会救助、社会福利为基础，以基本养老、基本医疗、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为重点，以慈善事业、商业保险为补充，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快建立全国统一的社会保障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社会保障关系跨地区转移接续。健全社会保障管理信息系统，建立个人终身社会保障号，并尽快实现全国联网。要加大社会保障投入，稳步增加财政性社会保障支出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重。温家宝指出，要进一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加快建立覆盖全民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完善基本医疗保障制度、基本医疗服务体系，实施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大力推进基本公共卫生均等化，推进公立医院改革，努力实现人人都有基本医疗保障，人人享有方便可及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保障全体人民病有所医。温家宝要求加快推进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在改革中处理好政府和市场、公平和效率、尽力而为和量力而行的关系。调动全社会的力量，共同参与社会事业发展。要把维护社会事业的公益性、保障人民群众基本公共服务需求作为政府的主要职责。把应该由社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事情真正交给社会和市场。通过发展相关产业，满足多层次、个性化的需求。要进一步放宽准入，调动全社会参与社会事业发展的积极性。由政府保障的基本公共服务，也要深化改革，提高绩效。要鼓励社会资本投资建立非营利性公益服务机构。各类社会机构和企业愿意参与基本公共服务的，只要具备资质、符合条件，就应当鼓励进入。有效动员和综合利用社会资源来加强和改善基本公共服务，提高服务质量和效率。

工资条背后的民生焦虑:收入现状让委员难以轻松

　　CPI连创新高，2007年居民消费价格上涨了4.8%，但全国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内从未增加过工资。连日来，企业职工工资收入低、增长慢的话题让政协委员们轻松不起来。　　据中华全国总工会2007年开展的第六次全国职工队伍状况调查显示，过去5年中，虽然党和政府着力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水平，采取一系列措施遏制收入分配上的两极分化，取得了一定成效，但职工队伍内部各群体之间的利益差距依然在扩大。最为突出的，就是普通工人收入低、增长慢。统计显示，普通工人月平均工资为1155.88元，为全部职工平均工资水平的84.6%；72.4%的普通工人月工资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另外26.7%的普通工人过去5年未增加过工资。　　同时，不同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较大。农民工平均月收入为1210.92元，城镇职工为1520.27元；2006年国家统计局发布的社会月平均工资为1750.1元，本次调查发现，84.1%的农民工工资收入低于这一水平，69.7%的农民工工资低于本次调查全部职工工资的平均水平。　　“工资是职工最核心的利益。职工工资收入低、增长慢，再加上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拉大，必然会影响到职工生产积极性和企业劳动关系的和谐稳定。”全国政协委员李滨生认为，要解决当前收入分配不公问题，必须重视企业里职工与经营管理者之间的收入差距问题。　　在李滨生委员看来，无论是城乡、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还是行业、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归根结底体现在社会成员之间，也就是人和人之间。“只要你是企业高管，在西部地区同样拿高薪，如果你只是普通工人，即便在东部地区仍然是低收入者。”　　那么，企业里职工与高管之间的收入差距到底有多大？采访中，记者听到这样一个真实的故事：兄弟俩同在一个大型国有企业工作，哥哥是企业领导，弟弟是一线工人。一天，弟弟气冲冲地找到哥哥质疑：“你们这些企业领导怎么说瞎话呀，不是说职工人均年收入4万多元，我咋每月只1000出头呢？”哥哥无奈地回答：“职工人均年收入4万多元是真的，你一个月收入1000出头也是事实，只不过你差的那部分我拿了。”　　对此，李滨生委员表示，在探寻企业收入差距的“庐山真面目”时，绝不能被职工平均工资所迷惑。他认为，在收入极不均衡的背景下，职工月平均工资只有统计学上的意义，很难真实反映职工实际的收入水平及其与企业经营管理者之间的差距。　　“职工工资收入分配是在社会整体分配格局中形成的，无论是看待职工收入差距还是着手解决这个问题，都不能孤立地进行。”李滨生委员特别强调，解决收入差距，扭转分配格局，必须处理好效率与公平的关系。同时，让一线职工享有话语权，也是实现职工收入分配公平的重要前提。（记者王娇萍郑莉）　　产权改革不该让“管理层持股”异化成“管理层暴富”，委员呼吁警惕企业改革中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企业股改本该是普通职工实现财产性收入增加，缩小与经营者收入差距的契机，但在一些企业中的表现和结果却是恰恰相反。”针对两会上引起高度关注的收入分配问题，全国政协委员刘玉明呼吁，必须警惕企业改革不规范导致的财产性收入分配不公现象。　　当前，因分配不公导致的收入差距拉大，已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热点。在企业里，主要表现为普通职工与管理者特别是高管之间的差距。虽然近年来由于年薪制导致的企业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工资的差距问题引起了关注，国务院对国企内部收入的差距作了规定，企业负责人薪酬与职工平均工资的倍数不能超过12倍。但实际上，因企业改制不规范导致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依然很大。　　对于改制企业的持股问题，国资委在政策层面上对职工持股加以限制，提倡在企业改制之后，按照市场化运作，根据贡献大小进行股权激励，但有关股权结构、资金来源和持股形式的制度规范却不健全。由此导致的最大问题是部分企业在股权认购分配上大大向管理层倾斜，差距之大明显偏离激励和按贡献大小分配的原则，并且相当多的职工不具有股权认购资格。　　以“中国平安”对外公开发布的信息为例，该公司17名高管拥有中国平安1.64%的股权，而18952名员工拥有中国平安的股权则为9.99%，不难推算出高管与职工之间持股平均相差183倍。值得指出的是，“中国平安”还是被指认为“高管所拥有的财富比外界想像的要低”的上市公司。　　“股权认购分配不合理所造成的财产性收入差距之大，远远超过年薪制等其他分配形式。”刘玉明委员认为，国有企业改制实行公司化的过程中，基本上走的是主辅分离、集中优良资产进行股改上市的路线。股权分配不合理必然衍生两个结果，一是股份制企业与传统企业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二是股改企业内部高管与职工、持股职工与不持股职工之间的收入差距拉大。　　事实上，企业改革不规范导致的财产性收入严重不公已经敲响了警钟。据有关调查数据，中国的金融资产分布极不平等，最高收入组占有的金融资产为66．4％，最低收入组只占1．3％，二者的比例为51：1。　　“我们的产权改革当然不能选择那种‘人均分配国有资产’的私有化方法，但也绝不应该让‘管理层持股’异化成‘管理层暴富’。”刘玉明委员建议有关部门要本着有利于促进建立激励与约束机制的本意，在合理的限度内允许国有及国有控股大企业管理层通过增资扩股方式持有本企业少量股权。同时，要进一步探讨股权激励惠及更多普通职工的办法、机制，让广大职工能够在推行现代企业制度中共建共享。“如果职工财产性收入一开始就存在严重的分配不公，那么收入差距只会越来越悬殊。”（记者王娇萍）　　同样是一张工资条，却能让不同的人心情截然相反。每当发工资那几天，在贵州某省直机关车队当司机的胡师傅便对此深有体会。　　胡师傅以前在一家私营公司开车，妻子在一家超市当营业员，夫妻俩月收入加起来有2000元左右。随着物价上涨、供孩子上大学，胡师傅的生活压力越来越大。2001年，经人介绍，胡师傅应聘到某省直机关车队当驾驶员。“机关嘛，虽然是聘用制，但是相对稳定一些。”胡师傅笑着说。　　3月2日，发工资的日子，胡师傅工资条上标明他本月收入为1457元。“在机关车队干了几年，早已经习惯了，有时想想也很无奈。”当看到同在一个车队当司机的何师傅工资条上3100多元的收入时，胡师傅就禁不住感叹：“老何命好呀，他是单位有编制的正式工。”　　在车队门口，胡师傅说起了关于自己工资收入的点点滴滴。他是编制外的聘用人员，刚到车队时，月工资不到1000元，后来几次调薪，他和另外几名聘用的驾驶员不能调，只能望工资兴叹。机关后来给他们每人每月涨了300元。　　今年的冰凝灾害使胡师傅本不富裕的家庭更加捉襟见肘，“有的摊贩卖葱40元一公斤，猪肉36元一公斤，白菜20元一公斤，物价太高了。”　　同工没能同酬，只因身份不同。“如今，租房、交通、医疗，没有一样是便宜的。日子过得紧巴巴的。”临别时，胡师傅不无忧虑地说。（来源: 工人日报　记者赵福中实习生李丰）

政协委员：中国目前已经进入了收入差距悬殊期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社会生活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在人们整体收入水平显著提高的同时，也出现了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现象。如何缩小贫富差距，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使我国经济进入良性运行和健康发展的轨道？这引发了全国政协委员们的思考。连日来，他们为缩小贫富差距，促进收入公平出谋划策。

·收入差距有背公平

　　“我国的基尼系数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呈现出一种不断上升的趋势，目前已经接近0.5，超过了国际公认的警戒线0.4，进入了收入差距悬殊期。”童石军委员谈到目前中国的收入差距情况，显得忧心忡忡。　　他表示，在城镇不同收入阶层的居民之间，收入增速呈现出阶梯式格局，财富积累的“马太效应”正逐步显现，而这种穷人越穷、富人越富的状况加大了缩小贫富差距的难度。据统计，收入最高的10%的家庭，其财产总额占城镇居民全部财产的比重近一半，而收入最低的10%的家庭，其财产比重只占1%左右。　　童石军分析说，目前，我国的城乡居民收入实际差距约为5到6倍，而且区域之间居民收入差距也呈现出扩大趋势。从2000年到2003年，西部与东部地区人均GDP的差距已由7548元扩大到了9250元，GDP增长率的差距也由2.54个百分点扩大到8.39个百分点。　　在童石军看来，我国地域辽阔、人口众多、情况复杂，在市场经济中人与人之间存在收入差距是必然的，但问题在于，这种差距的存在是否违反了社会公平的原则，是否损害经济和社会的和谐发展。　　探究收入差距存在的原因，童石军认为有两点：　　一是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环境还未完全形成。某些特殊的行业和特殊的企业掌握着垄断性的权力和垄断性的资源，他们与其他一般的行业和企业处在不平等竞争的地位，可以获得垄断高额利润。而一些掌握着行政权力和稀缺资源的单位和个人可能利用手中的公共权力为自己谋私利，寻求在行政定价与市场价格之间巨额的政策“租金”，从而导致腐败现象的蔓延。　　二是按劳分配的公平原则没有得到充分贯彻，国有企业内部平均主义或“大锅饭”问题依然存在，科技人员、经营管理人员和一些创造性劳动与简单劳动的报酬差距没有拉开。由于生产条件的不平等和缺乏有效的收入调节手段，国有企业中同工同酬的原则也没有得到充分体现。

·缩小差距有良方

　　要缩小差距，说起来简单，做起来可不容易，童石军建议，国家应采取积极的宏观调控措施，防止贫富差距的继续扩大。一是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二是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三是努力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童石军认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在农村。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　　同时，要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从而引发百姓心理的不平衡。　　虞荣仁委员对此则建议，要着力解决普通劳动者收入过低的问题，促进初次分配的进一步合理化。在收入分配差距逐步扩大的成因中，强势的资本所有者与弱势的普通劳动者之间的差距进一步扩大是重要原因之一。虽然我国的政策和法规都规定要“体现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但在实际操作中，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所得过低，事业单位人员与一般企业员工间的收入差距过大，企业高管人员与一般员工的收入过于悬殊。　　虞荣仁表示，必须研究制订科学合理的工资标准，尽快提高普通劳动者的收入水平，提高劳动者收入在GDP中的比例，促使初次分配更趋合理化。他提出，随着经济的发展，要及时调整劳动者的最低工资标准，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确保制度有效实施。同时要加大二次分配的调节力度，通过建立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提高公共服务的公平性和可及性，进一步缩小城乡和收入分配的差距。　　针对贫富差距进一步扩大的现象，陈重华委员则希望着力解决由垄断和不公平竞争带来的收入差距，铲除分配不公和腐败现象。他建议，要加强对国有独资及国有控股企业和单位经营者薪酬水平的监管考核，并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力度，对垄断企业的定价权实行有效监督。此外，还要进一步完善价格听证会制度，防止听证会流于形式，同时要扩大价格听证范围。(来源: 中国财经报　贺斌)

李明昌代表：“五管齐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新华网北京3月14日电（记者崔静、赵晓辉、丛峰）消费内需不足与国际收支失衡，是目前困扰我国经济运行的两大难题，对此，全国人大代表、中国人民银行成都分行行长李明昌建议，以加快要素价格改革进程和转变公共财政职能为重点，“五管齐下”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问题。　　李明昌分析指出，经济运行中的储蓄率走高和消费率降低，最终症结还在于国民收入分配呈现出居民部门收入占比下降、企业部门收入占比上升的反差格局。统计显示，自上世纪90年代初以来，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总格局中，政府部门所占的比重保持稳中略升的势头，企业部门所占的比重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而居民部门所占的比重则呈现下降趋势。　　李明昌举例说，2004年，政府、企业和居民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分别为20.4%、21.7%和57.8%，居民部门占国民可支配总收入的比重首次降到60%以下。从2005年至2007年财政收入、工业企业利润增长速度远远高于国内生产总值(GDP)的增长速度，而城镇居民和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长速度仍然低于GDP增长速度来看，国民收入分配总体格局并未发生改变。　　“要从根本上解决经济运行中的结构性矛盾，实现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应当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入手。”李明昌说。　　他认为，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应当“五管齐下”，一是扩大就业，提高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二是加快资源价格改革和建立生态环境补偿机制，加大生态违规惩罚力度和执行强度，至少要让企业充足支付破坏生态环境的治理成本；三是适当降低居民总体税赋水平，建立农民动态分享土地增值收益的机制；四是改革企业利润分配制度，促使企业利润通过再分配环节向居民收入转化；五是合理控制财政增收水平，加强政府公共财政职能转变，逐步增加社会保障、基础教育、基础科研、公共卫生等方面的消费性政府开支，促进居民部门消费率的提升。（来源: 新华网）

柳传志:让穷人“能有钱买面”,这非常重要

　　今年全国人大会议期间，联想控股有限公司总裁、党委书记柳传志代表提出建议：个税起征点应该调整至3000元，如果有可能，最好调到5000元。　　3月16日一早，来参加十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第六次全体会议的柳传志代表在人民大会堂外向记者讲了他之所要提出这样一个建议的主要原因。　　柳传志代表解释说：提出提高个税起征点的问题，让月收入3000-5000元的人不要再交税了；在银行存款的时候，他们的利息税能不能少付点儿？这些都是我们能做的实事。　　此前，柳传志代表曾就这一建议给出过三个理由：第一，3000元月收入的人群正是主要消费群体，提高个税起征点，相当于给这一群体增加了收入，可以刺激消费，进而拉动国家经济；第二，调高个税起征点，是有方向补贴的方式，可以缓解物价上涨对中低收入群体生活的影响；第三，国家财政有能力承担个税起征点调高带来的支出，而由此带来的消费增长反过来还可以增加税收。　　柳传志代表补充说：还有很大一块是农村的问题。除了要把农村本身发展好，还要让更多的农民工能就业。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会使他们的工资收入提高很多，会让他们获得很高的回报。　　柳传志代表认为：做好这些实事，不仅能使中低收入者的生活越来越好，也会使国家这个大市场的潜力充分体现出来，还能推动国家经济继续发展。因此，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　　柳传志代表将这些举措的目标形象地概括为让穷人“能有钱买面”，并且多次强调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来源: 中国经济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