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艺伎是由日本元禄时代之前以舞蹈献艺的暗娼演变而来的。因为前身是暗娼，因此很多街头艺伎都在暗地里从事交易，相比起只卖艺不卖身的伎馆区艺伎，她们的市场更为广阔。在受邀表演时，她们会盛装出席，其服饰特点是开左襟、大长袖的和服，系着长腰带。街头艺伎频繁出现于饭店、茶屋、水上旅馆等公共场所，还不时在武士、商人和游船的宴席上露面。

当时的街头艺伎以深川、橘町、两国、汤岛、日本桥等地最为出名，尤其是深川的艺伎。深川艺伎以豪迈且具有侠义气质而成为了艺伎中的佼佼者，她们的服饰也和其他艺伎不同，她们穿的是和服夹衣外褂，类似于男性的服饰，这种女扮男装的做法，让深川艺伎显得与众不同，因此也被称为辰巳艺伎或羽织艺伎，在工作时，她们也多采用男性名字，比如“某吉”“某次”等。

宽政年间，艺伎和娼妓间划出明确的界限，若艺伎犯禁，会受到伎馆区的严厉制裁。据说当时吉原艺伎与娼妓花魁同席时，连客人的手都不碰一下，政府对艺伎的管束之严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艺伎绘画作品

在这种严加管束的风气之下，艺伎多洁身自爱，不敢越雷池半步，将所有精力都放在了学艺上，希望以出众的技能巩固自己在艺伎界的地位，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明治二三十年。

吉原的艺伎传承了艺伎形成前的太夫的格调，又结合了街头艺伎通俗的表演形式，成为一种以艺术为主要内容的职业。随着吉原的艺伎和深川的街头艺伎的不断融合，吉原的“廊艺伎”又反过来影响了街头艺伎。

为了达到一致与和谐，一些街头艺伎开始刻意模仿廊艺伎的装束，表面倡导卖艺不卖身，但事实上因为不受吉原的管辖，私下进行交易。私下交易的艺伎在当时被称作“跌倒艺伎”，这种比喻颇为形象。因为日本房间的地上都铺着用草席编制而成的榻榻米，它既是地板也是床，而“跌倒”暗喻的就是上床。这个词的产生，表示正规艺伎不卖身的社会观念已经形成。

在街头艺伎最为兴盛的江户时代，人们统称街头艺伎聚集地为“岗场”。因为是随意的街头形式，这些艺伎受到了当时政府的打压，为了应对政府的打压，街头艺伎采用了寻找其他体面职业来做掩护的方法。这些职业有女招待，射箭场的拾箭女子，还有尼姑。总之，在各种职业的掩护下，江户时代的街头艺伎得以生存和壮大，较为著名的“岗场”有深川、浅草、日本桥、神田、四谷、上野等地。

在街头艺伎最为兴盛的江户时代，人们统称街头艺伎聚集地为“岗场”

虽然当时政府为了限制街头艺伎而禁止茶屋使用女招待，但唯独对深川却网开一面，允许其配备一两名女招待，这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街头艺伎的进一步发展。深川艺伎主要以下层市民、商人为服务对象，相对吉原艺伎更显豪放和泼辣，为街头艺伎的典型。

街头艺伎除了生存形式和正规艺伎有所区别以外，从业资格也有所不同。通常深川的艺伎馆在买女孩子时，都会事先说好是否卖身，单纯当艺伎的给一份艺伎证书，如果卖身的则是另一张证书。这些证书只是一种契约，幕府是严禁吉原以外的私娼的。

不过实际上，许多深川的艺伎都持有两张证书，既卖艺又卖身。这种艺伎叫作“两张证艺伎”。因为街头艺伎的服务对象多数层次不高，如果只卖艺不卖身就很难存活。

天明七年（1787年），德川家齐成为第11代将军，白河藩主松平定信就任老中。新上任的统治者为了维护安定和平，巩固自己的强权地位，一改过去的重商主义政策，实行以抑商重农政策为中心的幕政改革。

在改革过程中，为了帮助武士阶层摆脱贫困，幕府限制一切高消费，规定下层身份的人不得穿着雍容华贵的服装，并派出暗探搜捕街头艺伎，捣毁了57个“岗场”，这对当时的艺伎也造成了很大的打击。据资料显示，仅1798年，就有52个艺伎作为私娼被抓，被贩卖到吉原进入艺伎馆。

在统治阶级的严打和歌舞伎成为纯艺术之后，“既艺又妓”的街头艺伎能够得以生存，并最终成功转型为艺伎是有着历史条件的。

“既艺又妓”的街头艺伎能够得以生存，并最终成功转型为艺伎是有着历史条件的

江户时代，街头艺伎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幕府在1689年颁布严令，禁止艺伎前往武士或商人家中侍宴演出。而街头艺伎对此的应对措施则是在船上进行表演。在江户的浅草川上，游荡着各式各样的船只，艺伎们通常在船上为客人们侍宴表演。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1695年，幕府再次颁布严令，禁止艺伎在船上表演。之后，街头艺伎又开始在露天剧场和小型剧场演出。

幕府随之又在1706年颁布了《芝居町御触书》，严禁艺伎在正规戏曲演出场所演出，借机将艺伎从戏曲界驱逐出去。而街头艺伎随后便聚集在江户某些新潮的商业区，如日本桥、村松町等地。为了生存，街头艺伎用最短的时间掌握和适应了客人的需求，穿着逐渐变得奢华，转变成了侍宴的专项职业。

幕府对街头艺伎的惩罚非常严苛。私下卖淫之人一旦被发现，就会被强行拍卖至吉原。在幕府制约街头艺伎的种种措施中，“五人连坐”最为严苛。“五人连坐”是将邻里五户编成一组，哪一户若有私自卖淫的行为，其余各户会被连带罚款，这一措施促使邻里之间互相监督、互相告发。

江户时代，街头艺伎可以说是在夹缝中求生存

尽管统治阶级使用了各种方法压制街头艺伎，但因为市场需求，始终无法使街头艺伎彻底消失。

1845年，吉原大火，幕府下令让吉原的倾城屋、艺伎馆临时搬到深川营业，这一举措使得几近消亡的深川艺伎复活。同处一地的深川艺伎和廊艺伎带着各自的鲜明特点，无奈地走到了一起，在共同生活中，相互影响，逐渐渗透，或多或少地走向了一致。

1848年，深川仿效吉原的艺伎管理模式，设置了“见番”。见番的作用是统计各个艺伎接客的时间和次数，以便月末进行费用上的结算。这一事实证明了街头艺伎在形式上也具备了“艺”和“妓”的分离，形成了专人监管的机制。

1848年，随着街头艺伎的渐趋正规，德川幕府终于正式承认了街头艺伎，曾经使得街头艺伎濒临灭亡的天保改革又恰恰成了街头艺伎合法化的有力推手。街头艺伎在近200年的镇压和反镇压以后，最终与戏曲表演分离，与暗娼分道，成为一种公开的职业性的宴饮陪侍，得到了社会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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