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在中国已有1300多年的历史，直接影响着回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东乡族、柯尔克孜族、撒拉族、塔吉克族、乌孜别克族、保安族、塔塔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2200多万穆斯林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方式。　　公元7世纪，中国唐王朝在亚洲东部崛起，亚洲西部的阿拉伯半岛同时出现了强盛的阿拉伯帝国。伊斯兰教（“伊斯兰”是阿拉伯语“伊斯俩目”的音译，意译为顺服、和平）兴起于公元610年，比唐王朝建国早8年。先知穆罕默德(约570～632年)以“信仰唯一的主宰安拉”为号召传教，历时23年，分麦加时期(610～622年)和麦地那时期(622～632年)。迁徙麦地那后，穆罕默德以麦地那为中心，统一了阿拉伯半岛，创建了世界上第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政权。穆罕默德逝世后，他的继任者不断向外扩张，建立起版图辽阔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中国史书称为“大食国”（波斯文Tazi的译音），伊斯兰教从而成为地跨亚非欧三洲的世界性宗教。伊斯兰教是入世性最强的世界性宗教，它主张两世幸福，既强调人们通过对安拉的信仰在今世信道行善，作为进入天堂的准备（获取天堂的幸福是最高的幸福）；同时，又可在今世享受自己行为的完全报酬。因此，与佛教、基督教相比，伊斯兰教更为关注世俗经济生活。《古兰经》是伊斯兰教唯一一部根本经典。“古兰”一词是阿拉伯语的音译，意为“诵读”。信仰伊斯兰教者，统称“穆斯林”，即顺从安拉旨意的人。在穆斯林看来，《古兰经》不同于一般意义上的宗教经典。《古兰经》是真主的言辞，源自“天经原本”，《古兰经》就是真主存在的世间表征，被奉为穆斯林在宗教和世俗生活中的道德行为准绳。　　《古兰经》提倡“六大信仰”“五大功课”。其中六大信仰为“信真主”“信天仙”“信经典”“信圣人”“信复生”“信前定”。五大功课简称“五功”，包括“念功”“礼功”“斋功”“课功”“朝功”。穆斯林通过这些外在的动作和语言来表达和坚定对真主的信仰并获得自己内心的体验。信真主(真主也译为“安拉”“胡达”)是伊斯兰教六大信仰的核心，被称为“伊玛尼”，其阿拉伯语念音：“俩一俩亥，印兰拉乎，穆罕默德，热苏龙拉西”(意即“万物非主，唯有真主，穆罕默德，真主使者”)。伊斯兰教认为，在茫茫宇宙中，真主是最高的实在和唯一的主宰，无形象，无比拟，超时间性，超空间性。　　“圣训”是穆斯林对先知穆罕默德言行录的尊称，是伊斯兰教中仅次于《古兰经》的基本经典，同样也是穆斯林行为规范的准则。“圣训”主要内容是穆罕默德在宣布真主启示的过程中，随时随地就教义、律例、制度、礼仪及日常生活中种种问题所发表的意见主张，也包括他的处世准则和行为风范，还包括默认的圣训，即先知穆罕默德对某种行为或习惯的默许。　　大食和波斯地区的穆斯林，最初不是专程为传教，主要是因经商而到中国的。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确切年代，学术界有不同的说法。《旧唐书》和《册府元龟》都记载，唐高宗永徽二年八月四日(公元651年8月25日)，穆罕默德逝世后的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首次遣使到达中国，见唐高宗，介绍哈里发国家建国经过、国内习俗和伊斯兰教情况。史学界大多据此定为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标志。也就是说，伊斯兰教创立不久，即随来华的阿拉伯使节或商人传入中国。　　唐代实行鼓励商业贸易的对外开放政策，五代实行佑护“蛮夷商贾”政策，宋代则推行“怀柔羁縻”政策。此外，盛唐文化灿烂丰富，其对异域文化采取“自由驱使，决不介怀”的态度。唐宋政府对外商的一系列宽松政策，大大激发了外商特别是具有好商传统的阿拉伯商人来华贸易的热情。　　阿拉伯与中国通商主要有水陆两条通道：陆路即著名的“丝绸之路”，由波斯、阿富汗到我国新疆天山南北，再到长安；水路即著名的“香料之路”，由波斯湾经孟加拉湾、马六甲海峡，到中国南海，再到广州、泉州、杭州等地。阿拉伯商人来华经商，从事香料、象牙、珠宝、药材和犀角等物品的贩卖，并带回中国的丝绸、茶叶、瓷器等等。由于他们以经商为主，中国人称其为“番客”“番商”“胡商”或“贾胡”。“胡”多指北方、西部诸外族，“番”则为一切外族之通称。番商被政府集中安置在一起居住，所居之处被称作“番坊”。当时，伊斯兰教只是一种侨民的宗教信仰，信众有限。　　阿拉伯人两次大量进入中国都与战争有关：一次是唐高宗为平息“安史之乱”，从大食等国借兵马，战后，其中的大部分人没有回国，落籍中国长安一带，并与异国妇女通婚，繁衍后代；一次是元代，随成吉思汗西征归来，中亚不少穆斯林将士东迁来华，许多人留居在西北各省。　　寓居中国的阿拉伯士兵、商人，以及一些留华的阿拉伯贡使、避难归附者等等，可以说都是外国人。但是，当他们为了满足自身的宗教生活需要，开始在中国兴建礼拜寺(清真寺)、建公共墓地后，他们和中国的关系一天一天地密切起来，从而把伊斯兰教从西亚的阿拉伯半岛带入东亚的中国。元时，朝廷文书中把伊斯兰教与信奉伊斯兰教的民族混称为“回回”。这些人以前仅能在通商口岸长期居住，现在则可在内地各大都市居住，身份上也发生了变化，被称为“番客回回”。以前他们在中国仅是作客，现在则可作主人翁，由侨居之“番客”渐至“土生番客”，成为中国穆斯林的先祖。留居下来的番客在华娶妻生子，世代相传，改宗伊斯兰教者日渐增多，与外界的联系日益频繁和扩大。　　元末明初，大批西域回回散居全国各地，伊斯兰教在我国广泛传播，穆斯林聚居区大量出现，“大分散、小集中”的分布格局初见雏形。《明史?西域传》说“元时回回遍天下”。穆斯林聚居区普遍兴建起清真寺，作为穆斯林宗教活动的场所，这也是伊斯兰教在中国获得官方承认的主要标志。　　明洪武元年（1368年） 明太祖高皇帝颁旨在金陵修筑敕建清真寺，朱元璋亲笔题写《百字赞》赞美伊斯兰教。《百字赞》写道：“乾坤初始，天籍注名。传教大圣，降生西域。授受天经，三十部册，普化众生。亿兆君师，万圣领袖。协助天运，保庇国民。五时祈祐，默祝太平。存心真主，加志穷民。拯救患难，洞彻幽冥。超拔灵魂，脱离罪业。仁覆天下，道冠古今。降邪归一，教名清真。穆罕默德，至贵圣人。”(《百字赞》译文：天地日月初分，人类刚刚诞生，伊斯兰教和天籍《古兰经》已经形成。真主将伊斯兰教传授给至圣先知穆罕默德，让他降生在天方阿拉伯国。真主颁降给穆罕默德多达30本的《古兰经》，指示他普遍地教育民众，转移人心风俗。先知穆罕默德成为亿万民众的君王和导师，也是所有圣贤的最高领袖。他协助真主行使符合天道的职权，庇护人间的国王，通过每天五次的礼拜，祈祷保佑万众安宁，默默祝愿天下太平。先知穆罕默德一心敬奉真主，立志于引导陷入困窘的世人，把民众从患难中拯救出来，他洞彻阴与阳、生与死、善与恶、智与愚。先知穆罕默德使世人的灵魂受到涤清获得超拔，永远脱离罪孽的苦海，使真主的仁慈覆盖天下。正教的道理自古流传到现今。人们将降伏邪魔归于唯一真主的正教尊称为清真教即伊斯兰教，把先知穆罕默德尊奉为最高贵的圣人。)　　清朝初期，伊斯兰教不仅在叶尔羌汗国被奉为官方宗教，也已成为维吾尔族全民的信仰，并被新疆哈萨克族、柯尔克孜族和塔吉克族普遍接受。　　迄今发现的最早的一部中国穆斯林缮写《古兰经》的手抄本，现存在北京东四清真寺，抄写时间为伊斯兰教历1718年6月。中国第一部《古兰经》汉文通译本，是李铁铮根据日文译本、参照英文译本，转译而成的《可兰经》，1927年由北平中华印刷局出版发行。中国穆斯林的第一部直接译自阿拉伯文的《古兰经》汉文通译本，出自王静斋之手，分别用文言体、经堂语及语体文先后译竣印行了甲(1932年)、乙(1941年)和丙(1946年)三种译本。198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了马坚(1906～1978年)的《古兰经》汉译全本，这是目前最为流行的译本，其文“忠实、明白、流利”三者并举，受到中国穆斯林的肯定和高度评介。　　世代居住在中国的穆斯林除受伊斯兰文化影响外，同时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强烈影响。经过1000多年的发展，伊斯兰教不仅在我国回族、维吾尔族等10个少数民族中扎下了根，而且形成了中国化的伊斯兰教，主要表现在教坊制和经堂教育两个方面。所谓教坊，就是以清真寺为中心的穆斯林聚居区。为了宗教活动和生活习俗上的便利，穆斯林习惯在住地修建清真寺，并围寺而居。当代，清真寺民主管理委员会协助当地政府管理穆斯林宗教事务。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开创者是陕西关中的经学大师胡登洲(1522～1597年)。兼熟汉文儒家经典和阿文伊斯兰经典的胡登洲最初在家收徒讲学，后移至清真寺中，从而将以清真寺为中心的教学形式与中国传统的私塾教育相结合，并在教学结构、课程设置、授课形式、考核、毕业等方面形成了一套制度，奠定了中国伊斯兰教经堂教育的基础。全国穆斯林聚居地区纷纷效法，至明末清初，各地都兴起了较大规模的经堂教育。经堂教育提倡中阿文兼授，因此培养出的学生对中国社会具有良好的适应性
　　（来源：宁夏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