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贝尔奖是各种奖项上的明珠，自奖项设置以来，能拿此殊荣者寥寥，无不是各行业难能一遇的天才级人物。诺贝尔奖是国家科研能力的指标，背后是科技、文化、经济等的综合实力的比拼。

如今，我国获得过诺贝尔奖的一共有三人，他们是杨振宁、莫言和屠呦呦。这三个人代表着中国学术研究的最高水平，是值得我们整个民族骄傲的。但是，我国的获奖人数，相对于整个人口体量来说，还是明显偏低。

我们不禁有这样的疑问：我们能获得诺贝尔奖，究竟是偶然，还是必然？在今后的科技文化竞争中，以我们的体制机制，能否再度培养出新的获奖者？

诺贝尔奖

三位“获奖大牛”

杨振宁是三人当中第一个荣膺此项殊荣的。他祖籍安徽合肥，拥有了无比多的职位和头衔，他在物理学上最大的成就，是他的杨-米尔斯方程，这个对大多数人来说非常的遥远，但是在物理学界却具有非常崇高的地位，是可以“提升整个物理学的高度”的理论。

因此，有人将其形容为是20世纪中继爱因斯坦和费米之后，第三位具有全面的知识和才能的“物理学全才”。

在所有的华人中，杨振宁也是知名度最高的当代科学家之一，有“华人之光”的美誉。2015年，杨振宁宣布放弃美国国籍，加入中国籍，实现了自己多年的夙愿。同时，他也顺利成为中科院院士，大大提升我国物理学的研究水平。

杨振宁

莫言则是另一个赛道上的成功者。他原名管谟业，生于山东高密县，凭借着《红高粱》、《檀香刑》 、《丰乳肥臀》、《蛙》等作品，将“怀乡”与“怨乡”的复杂情感发挥到极致，是“寻根文学”的集大成者。

2012年10月11日，莫言获得2012年诺贝尔文学奖，颁奖词称莫言“用魔幻般的现实主义将民间故事、历史和现代融为一体”。

近年来被人们提起最多的，无疑是屠呦呦了。1930年出身的她，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院，她多年从事中西药结合的研究，在2011年带领课题组人员，发明和研制了新型抗疟病青蒿素和还原青蒿素，是对抗疟疾的科研中，一项重大的进展。

青蒿素是有效降低疟疾患者的死亡率的药品，尤其在在欠发达地区，挽救了无数疟疾患者。2015年10月，瑞典卡罗琳医学院在斯德哥尔摩宣布，因为该项成就，屠呦呦荣获诺贝尔生理学奖和医学奖。

莫言

大而不强的现状

对于同胞的获奖，国人的内心自然是无比激动的。但是激动之余，我们应该看到与其他国家的差距。在诺贝尔奖的“积分榜”上，美国以388个获奖人次雄踞世界第一。

英国、德国紧随其后，获奖人次也在100以上。即使我们的邻国日本，也有27次获奖记录。甚至就连我们看不起的印度，也排在我们前面。

如今，我国的GDP已经雄踞世界第二，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大国，对高精人才的需求，也史无前例的大。一方面，我们的经济科技实力与日俱增，取的科研成果也越来越多，根据一份由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发布的《科学和工程指标报告》显示，早在2016年，我国的论文数量已经位居世界第一。

但是另一方面，我们在顶尖领域缺乏统治力，长期以来对“诺贝尔级别”人才的缺失，却是无可争议的事实，也是不可回避的话题。在中美贸易战中，美国利用半导体芯片上的优势，对我国的中兴、华为等企业进行制裁，给我们造成了极大的困难。

虽然我们拥有了强大的工业生产能力，但由于顶级芯片架构师的严重缺乏，让我们始终无法量产5nm以下的芯片。我们虽然拥有了世界上最齐全的工业体系，但是很多产业的“头部”，依然非常依赖进口。人才不足的短板已经日益彰显。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我们今天“大而不强”的局面？

芯片

标准化的批量生产

我们在找工作时，常常有这样的体会：招聘条件上，用人单位会卡一些莫名其妙的指标，比如985、211，或者英语四六级，招聘女性员工要求已婚已育，甚至还有身高长相上的要求。

如果这些指标和工作相关也就罢了，但大部分却是八竿子打不到一块。我所了解的不少中资中企，完完全全做的国内市场和业务，却要求求职者具备英语考级证书。

其实这也不是用人单位之过，我们的社会，又何尝不在追求着“标准化”。面对学生，用分数来划分三六九等；面对运动员，用身高、体重来衡量好差；面对求职者，又依靠学历证书来区别对待。

这样的评价体系，有利于打造符合社会要求的“标准件”，而对于不符合标准的人，则非常不友好。即使你有着超常的才能，也会被这种体系判定为“残次品”。中国当今身价最高的足球运动员武磊，有着“武球王”的外号，年少时竟然由于身体素质不达标，被江苏足协排除在球队之外。幸亏徐根宝帮其求情，才得以继续留队。

武磊

曾经有个笑话说，梅西、马拉多纳等天才级运动员，倘若出身在中国，别说进国家队了，以他们的身高，能被业余队相中，都要谢天谢地了。

这其实不是笑话，而是真切的事实。不仅是足球，其他各种体育项目，推广到各个行业，都存在着这样的问题。不少功成名就的科学巨擘、文学名士，在学生年代都是“偏科”的，但如果就以此判定他们是失败的，给他们打上“差生”的标签，这就无异于“辣手摧花”、“埋汰人才”。

具有某种专长的人，“偏科”几乎是必然状态。试想一个具有物理天赋的人，很有可能因为语文、英语的不合格，而丧失继续求学深造的机会，最后连工作就找不到。中国的“爱因斯坦”们，也许迫于生计，正在送着快递、搬着砖头，不得不说这是一个国家的悲剧。

马拉多纳

学校的委曲求全

社会制定了如此的标准，学校也因此改变自己的价值观，进行了屈从和迎合，造成了恶性循环。

学校教授苦于各种职称评定的硬性标准，绞尽脑汁写着论文、做着课题。学生也疲于应付各种考试，为了获得证书，消耗大量时间去学习自己不感兴趣、也没有实际用处的东西。一番“无用功”完成后，岁月已然蹉跎，丧失了大把精力，浪费了最好的青春年少。

在高校里，“就业率”越来越被重视，学术和科研只能退而求其次。在专业选择方面，“易就业”、“来钱快”成了唯一的标准，金融、律师等行业成了“香饽饽”，而需要“坐冷板凳”的专业，则相对少有人问津，充分暴露了整个社会的浮躁心态。

就业

为了应付方方面面的“标准”，大家也变得不择手段了起来。小到考试作弊、大到学术造假，都成为我们达到成目标的“工具”。

无奈的社会现实，让很多人放弃了诗和远方，不得不低下尊贵的头颅。一二线城市数百上千万的房价，可能是一个人大半辈子收入之和。为了有个庇身之所，我们贷了很多款，背上了沉重的负担，同时也提前消费了我们的未来。仅仅为了“生存”，我们就要拼尽自己的全力，更何况体面的生活、大胆的创造呢？

曾经一些学术上颇有造诣、生活上富于激情的年轻人，工作以后无不被生活磨去了棱角，被各种压力劳役着身心，最后也只能选择为“五斗米折腰”。

学术研究

急功近利的社会心态

从鸦片战争开始，我们对于中华文明的自信，在西方的坚船利炮下丧失殆尽，于是走上了一条长达两百年的“学习之路”。我们寄希望于通过“拿来主义”，来医治国家的病症，同时迅速走上民族自强之路。

西方的英美、崛起的日本，以及后来居上的苏联，都成为了我们学习的对象。在学习的过程中，我们似乎缺少了一些耐心。无论洋务运动，还是后来的维新变法，以至于轰轰烈烈的辛亥革命，我们都有这样一种目的，那就是快速走上强国之路。

在当时的形势下，实现民族自强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用力过猛，却会带来很多的“后遗症”。不能结合中国数千年的文化根基，忽视了传统文化的价值，简单提出的空有其表改革措施，注定只是空中楼阁，解决不了任何实际问题。

辛亥革命

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说多少年赶上英国、多少年赶上美国，结果都没有成功，反而助长了社会的浮躁之风。改革开放后，在金钱利益的冲击之下，人们在纸醉金迷之下更加迷失了自我。

“拜金主义”成为了时代的标签，我们大胆地表达着，对于金钱的渴望与崇。宁肯坐在宝马里哭，不肯坐在自行车后面笑，已经成为了主流的价值观。一切都与金钱挂钩，整个社会和国家，也逐渐变得短视。

无怪乎有专家学者发出警告，当一个国家的精英人才，全部都去到金融行业，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必然是令人担忧的。

人才

民国的样板

曾经有专家说，我们现在学术的能力，一直在走下坡路，民国时期培养出的大师，现在的教授学者仍不能望其项背。在很大的程度上，这归功于民国政府在教育上的成功。当时的政府注重对于教育的投入从不吝惜，教育部颁布的《教育宪法》，明确规定了教育、科学、文化的经费，不得少于中央预算总额的15%。

省一级政府不得少于25%，市县一级这个数据是35%。而我国现在教育上的投入，只是勉强超过GDP的4%，比之当时仍有不小的差距。民国时期教授的待遇也是相当高，根据《大学教员资格条例》的有关规定。教授的月薪达到400-600大洋，副教授是260-400大洋。

这在当时是非常高的数字，同一时期，上海的产业工人月薪只有15元，即使县长这样的父母官，一月工资也只有20块，甚至比不上当时的小学教员。在教学思路上，倡导教育独立，不受社会、政治的干扰。北京大学的校长蔡元培就提出，大学办学的宗旨就是“研究高级的学问”，而非囿于世俗的功利。

在培养人才思路上，南开中学的校长张伯苓认为，实践知识的价值，也远远高于书本。在这样的环境下，培养出一系列大师级的人才，奠定了很多学术体系的基础。华裔诺贝尔获得者中，杨振宁、李政道、李远哲、崔琦四位，就是在民国的学术体系之中成长起来的。

张伯苓

希望？失望？

整个社会的短视与浮躁造就了我们的性格，教育体制向世俗的妥协打造了我们的风骨，现实的压力又让我们逐渐迷失了自我。我们也许能够培养出最具有应试技巧的“打工人”，却打造不出能够独当一面的“一代宗师”。

中国古人就曾有言，“守得云开见月明”，所谓“守”，是一种坚持，摒弃了世俗浮华的利诱，甘愿寂寞枯坐于冷板凳，静心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也许经历了无人问津的“十年寒窗”，但终归会有一朝“功成名就天下知”。

在国际竞争日益激烈的今天，容不得我们去犯任何的错误。如果全社会痛定思痛，进行深刻的反省与自新，摒弃浮躁和功利的心态，将目光放得长远，形成“励学敦行”的良好社会风尚，那么必然会有更好的结果。

国际竞争

根据人类学和社会学的研究成果，黄种人的智商，是各大人种里面最优秀的。我们坐拥了最好的天赋，只要加以合适的引导，必然会将更多的诺贝尔奖收入囊中。

屠呦呦不应成为国家的绝唱，而是一个更具希望的起点，告诉世人我们有能力做得更好。

文/陈昱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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