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字卓如,一字任甫,号任公,又号饮冰室主人、饮冰子等,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中国近代思想家、政治家、教育家、史学家、文学家。戊戌变法领袖之一、中国近代维新派、新法家代表人物。梁启超17岁中举,曾与老师康有为等人一起联合发动“公车上书”和“戊戌变法”,“戊戌变法”失败后流亡日本。回国后曾担任熊希龄内阁之司法总长。1917年结束从政生涯。1929年,在北京协和医院溘然长逝。
同治十二年正月二十六日(1873年2月23日),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祖父梁维清,父亲梁宝瑛,都曾以士绅参预乡政,在当地有一定的势力和影响。梁启超自四岁起居家就读,跟祖父识字。在早年所接受的启蒙教育中,梁启超不仅学到了不少传统的文史知识,而且还听到了许多悲壮激昂的爱国故事。祖父经常给他讲述“亡宋、亡明国难之事”,朗诵激动人心的诗歌篇章。这种带有爱国情感和思想倾向的课外教育,对梁启超有着重要影响。历代杰出人物忧国忧民的风范、舍生忘死的品格和顽强不屈的精神,在他幼小的心灵中深深地扎下了根。
有清一代自乾嘉以降,知识分子的出路越来越狭窄,只有通过科举,由学入仕,才被视为“正途”,而用其他方法取得功名的机会很少。这就迫使许许多多的青年学子不得不以全部精力去读四书五经,作八股时文,希冀沿着科举的阶梯步步攀登,获取功名利禄。梁启超在少年时代,也是沿着这条道路走过来的。光绪八年(1882年),梁启超年仅10岁,就去广州应童子试,结果不中。两年之后,再到广州应试,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少年登第,这对梁家来说,确实是件了不起的大事。父亲期望儿子能学优登仕,光宗耀祖,因此对他管教十分严格,而这时候的梁启超也如井底之蛙,“不知天地间于帖括外更有所谓学也”,整天都在潜心钻研八股文。
光绪十一年(1885年),梁启超进广州学海堂读书。学海堂为前两广总督阮元所办,“是省城专治经学之所”。梁启超在这里学习汉学。段玉裁及王念孙、王引之父子等汉学家注重考据,旁征博引,精研古籍的治学方法和学术成果,使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相形之下,格式、内容都有严格要求的八股文章,便令人感到缺乏生气和枯燥无味了。在学海堂学习时期,梁启超逐渐萌发了“弃帖括之志”。
励志改良
光绪十五年(1889年),梁启超在广州参加乡试中举,名列第八。主考官李端棻欣赏其才华,以亲妹相许。这时候,展现在梁启超前面的,是一条“金光大道”,沿此而行,完全可能由学入仕,平步青云。然而,光绪年间,中国正遭受着帝国主义的野蛮蹂躏。面对严峻的形势,梁启超逐渐抛弃了昔日的追求,走上一条充满坎坷曲折的救国救民的道路。
光绪十六年(1890年)春,梁启超赴京参加会试,不中。回来路过上海时,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一些西书以及介绍世界地理情况的《瀛环志略》。这些书籍,开阔了梁启超的视野,从此他便对西方的政治、文化等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同年秋,梁启超与陈千秋结交,并通过陈千秋认识了康有为。曾以布衣上书、力倡变法的康有为在当时名声很大。梁启超对他的独到见解和大胆举动十分钦佩,以至“一见大服,遂执业为弟子”。与康有为结识,是梁启超一生发展的重要转折,从此以后,他退出学海堂,抛弃旧学,投入康门,并且接受了康有为的改革主张和变法理论,逐渐走上了改良维新的道路。
光绪十七年(1891年),梁启超、陈千秋等人请康有为在广州长兴学里万木草堂讲学。康有为强调“逆乎常纬”,独辟新路。其讲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都与传统规矩不同。“以孔学、佛学、宋明学(陆王心学)为体,以史学、西学为用”。“对列强压迫、世界大势、汉唐政治、两宋的政治都讲。每讲一学,论一事,必上下古今,以究其沿革得失,并引欧、美事例以作比较证明”。学生除听讲外,“主要是靠自己读书,写笔记。当时入草堂,第一部书就是读《公羊传》,同时读一部《春秋繁露》。除读中国古书外,还要读很多西洋的书”。此外,学生每人还有一本功课簿,“凡读书有疑问或心得即写在功课簿上,每半个月呈缴一次”,再由康有为一一批答。这种新颖生动的教学方法和与时代要求、国家命运息息相关的教学内容,使习惯于读经诵诗、死记硬背的梁启超感到新奇而兴奋。他勤奋学习,几乎是毫无保留地全盘接受了康有为的思想学说。在此期间,他还协助康有为编写《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重要著作,成为康有为的高足弟子和得力助手。
从学海堂到万木草堂,是梁启超由书斋向社会跨出的重要一步。在万木草堂的学习生涯中,梁启超不仅了解了天下大势和民族危难,立志为改良救国、振兴中华而奋斗,而且由于广泛涉猎中西书籍,大大地开拓了知识面,这为他今后在思想舆论界大展身手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宣传变法
光绪二十一年(1895)春,梁启超和康有为入京参加会试,正值清廷与日本侵略者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消息传出,群情愤慨。梁启超受康有为之命,“鼓动各省,并先鼓动粤中公车,上折拒和议”。四月初八日,康有为、梁启超发动了著名的公车上书,邀集1000余名举人联名上书清廷,要求拒和、迁都、实行变法,从而揭开了维新运动的序幕。梁启超作为康有为的重要助手,不仅协助组织会议,联络人士,而且还撰文誊录,起草奏书,发挥了突出的作用。六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万国公报》(不久改为《中外纪闻》),梁启超是该报的主要撰稿人,他“日日执笔为一数百字之短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在鼓动舆论方面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报开两月,舆论渐明”,那些士大夫“初则骇之,继亦渐知新法之益”。梁启超在办报过程中也得到了锻炼,显示了才华。他那高度的热情和出众的能力,受到了人们的重视。短短的几个月时间,梁启超就从一个人微言轻的普通士子,成为一个广为人知的维新运动的领袖人物了。
学术成就
梁启超于学术研究涉猎广泛,在哲学、文学、史学、经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等领域,均有建树,以史学研究成绩最显著。
梁启超一生勤奋,著述宏富,在将近36年而政治活动又占去大量时间的情况下,每年平均写作达39万字之多,各种著述达1400多万字。
他有多种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饮冰室合集》较完备。《饮冰室合集》计148卷,1000余万字。
1901至1902年,先后撰写了《中国史叙论》和《新史学》,批判封建史学,发动“史学革命”。
欧游归来之后,以主要精力从事文化教育和学术研究活动,研究重点为先秦诸子、清代学术、史学和佛学。1922年起在清华学校兼课,1925年应聘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指导范围为“诸子”、“中国佛学史”、“宋元明学术史”、“清代学术史”、“中国文学”、“中国哲学史”、“中国史”、“史学研究法”、“儒家哲学”、“东西交流史”等。这期间著有《清代学术概论》《墨子学案》《中国历史研究法》《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情圣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国文化史》《变法通议》等。
梁启超在文学理论上引进了西方文化及文学新观念,首倡近代各种文体的革新。文学创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诗歌、小说、戏曲及翻译文学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响最大。
梁启超的文章风格,世称“新文体”。这种带有“策士文学”风格的“新文体”,成为五四以前最受欢迎、模仿者最多的文体,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学习和研究。梁启超写于1905年的《俄罗斯革命之影响》,文章以简短急促的文字开篇,如山石崩裂,似岩浆喷涌:“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铁矿彻,电线斫,铁道掘,军厂焚,报馆歇,匕首现,炸弹裂,君后逃,辇毂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于戏,俄罗斯革命!于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遂不免于大革命!”然后,以“革命之原因”、“革命之动机及其方针”、“革命之前途”、“革命之影响”为题分而析之,丝丝入扣。难怪胡适说:“梁先生的文章……使读者不能不跟着他走,不能不跟着他想!”
在书法艺术方面,梁启超早年研习欧阳询,后从学于康有为,宗汉魏六朝碑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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