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族历史上的科学成就

中国各族穆斯林群众是勤劳勇敢、富有智慧和创造力的人民，他们在生产劳动的过程中，不仅积极引进世界先进的科技成就，而且亲自参与祖国科技的创造，为祖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作出了独特而杰出的贡献

（一）在天文学方面的成就

　　在天文学方面，元朝时，回族天文学家将西域和阿拉伯天文学介绍到中国，为元朝中国天文历算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公元1267年，以杰出的回族天文学家扎马鲁丁为代表的中国天文学家在北京建立了观象台，他们从西域带回了大批的“回回书籍”和阿拉伯天文仪器加以研究，不断地吸取阿拉伯天文仪器，亲身实践，创造了许多新颖的中国天文仪器，制造了混天议、方位议、斜纬仪、平纬仪、天球仪、地球仪和观象仪等7种天文仪器，用来观测天象，观测昼夜时刻，确定季节。这些仪器大都设计新奇精良、观测精密准确，规模宏大，其科学研究的程度和仪器的技术都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特别是扎马鲁丁制造的地球仪，填补了我国天文学方面的空白，使我国第一次有了自己制造的地球仪，为中国人否定“天贺地方”的传统观念，真正树立环球思想观念起到了启蒙作用，提供了坚实的科学依据。　　1271年元朝政府正式在内蒙古正蓝旗建立了回回司天台，任命扎马鲁丁为台长（提点），主要通过运用科学的天文仪器观测天象，编制回回历。扎马鲁丁及其回族天文学家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不但在中国第一次建立了中国研究天文学的中心，同时，他们在天文学方面的工作和成就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受到了众多科学家和思想家的称赞。英国著名科学史家李约瑟博士对扎马鲁丁制造的地球仪评价说：“除公元前2世纪马洛斯的克拉特斯古地球仪（已失传）外，没有比马迁.贝海姆1492年的纪录更早的了。但是，扎马鲁丁的地球仪却诞生于1267年，比马迁.贝海姆的记录整整早了225年！”中国著名气象科学家竺可桢也明确指出：“元朝的时候，我们的天文学和历法，从西域各国吸收了不少经验。”而这些经验的吸收，正是在通过像扎马鲁丁这样的天文学家的努力下完成的。　　

（二）在历法方面的成就

　　最早的回族历算可以追溯到唐朝，据《新唐书》记载：“《九执历》度法六十，周天三百六古度，无余分。”这与中国历法中贮存器天三百六十五度有出入，根据明清两代天学文学家的考证，《九执历》就是回回历法。因此，可以说，《九执历》是唐朝来华的穆斯林对中国历算的首次贡献。到了公元961年的宋朝时期，安徽回族马氏的先祖、天文学家马依泽应宋朝皇帝的邀请从西域来到中国，编修新历法，以纠正中国原有历法，并将阿拉伯占星术中黄道十二宫的方位及太阳入宫日期的推算方法引进中国天文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于963年四月修成《应天历》。《应天历》包括历经、算经、五更中星历成、昼夜日出入立成、晷影立成等六卷，这是第一次系统地将阿拉伯历法引进中国的尝试。　　元朝时期，曾一度使用金朝的《大明历》，但该历法与实际天象多有误差。扎马鲁丁在至元四年，参照阿拉伯历法与编制了《万年历》进献元政府，元世祖批准颁行，该历在中国社会通用了14年。1313年元仁宗皇庆二年，回族各国穆斯林通用的阿拉伯太阴历，即伊斯兰教历，在中国穆斯林中流传通用。在明代，马沙亦黑与马哈麻兄弟二人翻译阿拉伯天文学著作《回回历法》与《明译天方书》，这两部书使阿拉伯的许多天文要领首次传入中国，对中国天文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后来成为中国天文名著。明朝上层统治者十分重视回回天文历法，回回天文学和回回历法仍有重要地位。明洪武元年即1368年，明政府正式设置回回司天监，将元时上都司天台的工作归轩司天监，回族天文学家黑的儿、马德鲁丁、马哈麻父子等到人都到司天监工作。洪武三年，改司天监为钦天监，下高天文笠、汛刻笠、大统历笠、回回历笠，马沙亦黑、马哈麻兄弟二人从事观测和研究，还制造过浑天仪，他们多次出使西域，不仅为促进中阿文化的交流作出了贡献，还利用出访时机，考察积累了大量的天文资料，正是靠他们的勤奋观测、知识积累，为后来译著回回历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明洪武十五年，明太祖召马沙亦黑、马哈麻等回族天文学家译回回历书，马哈麻于洪武十六年译出《天文书》，马沙亦黑于洪武十八年译出《回回历法》。《天文书》系波斯天文学著作，这部书的翻译，第一次将西方有关星的要领以及20个西方星座名称介绍到中国。〈回回历法〉根据阿拉伯天文学的计算方法，充分利用马沙亦黑等天文学家的观测结果以及元朝时搜集的资料加以综合编译而成。〈回回历法中〉中所运用的许多天文数字都有达到了当时世界先进水平，成为明朝天文学的一部重要著作。〈回回历法〉的参用达270余年，这是马沙亦黑等天文学家对中国历法的重大贡献。回族在历法方面的成就直接影响了中国历法的发展，元朝科学家郭守敬编制〈授时历〉，就直接参照了回回历法，并参考了由回回人引入中国的〈积尺诸家历〉48部、〈速瓦里可乞必星纂〉4部、〈海牙剔穷历法段数〉7部等众多的天文历法资料。为此，后人曾评价说：“郭守敬所凭的实测，大部分是回回的遗产，实集中回历之大成”，正是由于吸收了回放天文学家引进和创造的历法成果，〈授时历〉能够实用360多年，这其中也包含着回族天文学家的重大贡献。20世纪以后，丁子瑜、马以愚、黄明之、胡继勒、马复初、马坚等回族穆斯林学者又著述了〈寻月指南〉、〈回回历〉、〈天方历源〉、〈环宇述要〉、〈伊斯兰历源详解〉、〈回历纲要〉等众多的天文历法著作，这些著作的问世，是新的历史时期回族穆斯林对中国天文历法史的又一重大贡献。　　

（三）在数学方面的贡献

　　随着回回天文学、历法传入中国，回回数学也同时被回族科学家引入中国。在〈元秘书监志〉的“回回书籍”一项中，就列举了众多的算术书、几何书，其中有欧几里德的〈几何原本〉15卷，〈几何学〉17卷，〈算数〉8卷，这些书籍的引入，极大地推动了中国数学的发展。此外，郭守敬在〈授时历〉历算中采用的弧三角形法，以及我们今天仍在运用的算术数码，廉洁是回族引入的阿拉伯数学，这些都填补了中国数学的空白，是回族穆斯林对中国数学科学的贡献。　　

（四）医学方面的成就

　　从唐朝、五代，穆斯林先民就开始在中阿医学领域进行交流，从阿拉伯世界带回了众多的医学著作。据记载，唐代至五代时，中国穆斯林就曾将阿拉伯大医学家拉齐所译古希腊医学家盖伦的医著16卷带回中国。宋代时期，药学和药材大量被传入中国。元朝时期，更是伊斯兰医学在理论上概括、总结的时期，是中国传统医学与伊斯兰医学会通交融的黄金时代，这个时期，在中国穆斯林医药大师们的努力下，译著了回回医理、方法与伊斯兰医学相结合的一些医学著作。中国穆斯林在释译阿拉伯——伊斯兰医学、药学著作的同时，也编写了医药学著作。晚唐、五代时期，穆斯林李珣编著《海药本草》医药学著作，共6卷，在这部著作中，李珣以其深厚的医学知识和素养，记录了上百种药物，还特别详细地向人们介绍了15种海外新药，并对这些新药的名称、形状、气味、主治、功效、用法都作了全面的说明。这部著作丰富了中国医药学知识宝库，刺激和推动了中国医药学理论的进步和发展。《回回药方》是又一部穆斯林译著的重要医药学著作，这本书是明朝前期由众多的穆斯林集体合作完成，原书共36卷，现存残本4卷，全书用汉文写成，其中药物名、人物名、药方名多用阿拉伯文和波斯文。这部著作注重把中国穆斯林的药理、方法与伊斯兰医学有机融合起来，并注意吸收各种医学精华，译著编篡而成。另外，元代杰出穆斯林医学家沙图穆苏·萨谦斋不仅传播回回医药学，还潜心研究中医，写出了《瑞竹堂验方》15卷以及一些中医名著，这些书主要记载了回族医学家在医疗方面的经验；回族医生忽思慧还将回回医药学与汉、蒙古、女真、维吾尔等民族的医药学和营养学结合起来，写出了《饮膳正要》一书。这是集元朝以前中国营养学研究精华而完成的中国第一部饮食卫生和营养学方面的专著。　　

（五）建筑技术上的成就

　　中国各民族穆斯林在千百年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经过辛勤劳动，用智慧和汗水在祖国大地上留下了具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建筑景观，在这景观中凝聚着广大穆斯林在建筑技术上的辉煌成就。在历史上，中国穆斯林的建筑技术道德反映在清真寺的建造中。早在唐宋时期，中国穆斯林先民就开始在广州建造了怀圣寺，泉州建造了清净寺，杭州建造了凤凰寺，扬州建造了仙鹤寺，这些建筑都采取了专石结构，表明在建筑技术上已经突破了中国传统式的土木结构建筑，对我国后来的建筑技术产生了重要影响。　　宋元时期，随着穆斯林人口增多，广大穆斯林在各地的广泛分布，建筑技术在各种城市建筑和民用建筑上明显地表现出来，并在元代产生了亦黑迭尔丁这样的杰出建筑学家。亦黑迭尔丁原为西域人，他曾领导修建过玉花岛（今北海公园前身），修建过不少的宫殿，表现了出色的组织管理水平、高超的建筑技术素质。他后来奉命主持修建元朝大都城，带领各民族同胞，精心测量勘探，既吸取国外先进的建筑技术，又充分尊重中国传统建筑风格，并有机结合中国历史发展的条件和地形地貌特点，设计建造了中国特色和世界建筑先进水平相融合的元朝都城，是中国古代城市建筑艺术和当时建筑技术的辉煌结晶，被后辈建筑大师誉为“糅合了不少域外的建筑技巧和建筑风格”，是“历史留下来的杰作”，“封建社会的精华，它完整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是一个巨大的博物馆。”这不仅是对中国建筑文化和技术的重大发展和贡献，同时也为中国城市建设的发展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成功范例
新疆地区的中国穆斯林在建筑方面也有十分明显的成就。唐宋以后，随着伊斯兰教在新疆的传播和发展，随着穆斯林由游牧生活转变为定居，广大穆斯林除在清真寺建筑上取得突破性的成就外，在房屋建筑上亦有了很大的改观。他们既充分利用当地的自然条件和生活方式，又不断吸收阿拉伯伊斯兰建筑技术，形成了独特的房屋建筑风格。维吾尔族的房屋为方形，开天窗，屋顶为平顶，墙上开壁龛，壁龛还构成各种几何图案，一般都要在墙上挂壁毯和石膏雕饰。有些大型的宫殿建筑有穹窟，有弯月，还用葱绿色的琉璃砖贴面，中间杂有黄的和蓝的瓷砖，瓷砖还绘有各种图案和花纹，上面写有波斯或阿拉伯文的古代警句。哈萨克穆斯林由于生活方式的影响，在房屋建筑上带有鲜明的民族特色，他们冬天一般住在平顶的土房中，春夏秋住在毡房里，毡房采用“穹窿”形式，在建筑上因地制宜，用当地现有的红柳木做成房墙和房顶，围墙是用芨芨草编成的墙篱，屋顶和墙四周用毛毡覆盖。毡房内壁由木栏、草席、毡子三部分构成，草席匾织时用红、绿毛绒，编成各种图案。有的富裕人家房顶还用红色和彩色图案装饰，屋内摆设极为讲究，具有浓郁的民族风情。其他民族，如柯尔克孜、塔塔尔等族的穆斯林也多住毡房，装饰、陈设、建筑风格都与维吾尔、哈萨克族有类似之外，反映了新疆穆斯林高超的建筑艺术技巧和风格。　　

(六）兵器制造方面的成就

　　中国穆斯林在兵器制造方面也有显著的成就，这突出地表现在造炮技术。元代初期，阿老瓦丁和亦思马因将伊斯兰国家的造炮机器和技术引进国内，领导研制了一种用机械发石的炮，这种炮在蒙军伐宋的战斗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从而使“回回炮”名扬天下。据元朝史料记载，元朝因回回炮所取得的成就及技艺政府还专门设立了回回炮手总管府和都元帅府，招收军匠，并在河南、北京、南京江南等地教习炮法。据一些地方志记载，元朝时回回炮手军匠数目极为可观、规模庞大，回族穆斯林以精堪的制造技术和成就，为元朝时期中国兵器事业的发展铸出了重大贡献。　　随着时代的发展，随着火药武器的出现，明朝时，中国穆斯林兵器工匠不断吸收新的技术和材料改进兵器制造技术，到明朝末年，回族穆斯林已经实现了从石炮向火炮的转换，他们制造的火炮、战车等兵器，技术精良，威力强大，有力地促进了中国兵器制造技术的发展。　　在近现代史上，中国穆斯林继续发扬兵器制造方面的优良传统，从当时救亡图存、反抗帝国主义的中国国情出发，发展兵器制造工业，涌现出了丁拱辰、刘庆恩等爱国兵器制造专家。丁拱辰历经鸦片战争，深刻感受到振兴军事工业对国家独立和民族解放的重大意义，在林则徐等爱国人士的影响下，他弃商从事兵器研究，编著了《演炮图说》、《演炮图说后编》、《增补则克录》、《西洋军人图编》等军事著作，并亲自领导铸炮40门，成为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位兵器制造专家。　　四川回族人士刘庆恩是又一位中国著名的兵器制造家，我国现代兵工学的开创者，早年，他曾参加过刘永福领导的抗击法国侵略者的斗争。他还曾参加辛亥革命，并受孙中山先生的派遣，到德国学习制炮、用炮技术。回国后，他潜心领导兵器研究工作，终于在1915年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支自动步枪，后来还制成大炮等多种新式武器，为祖国兵器工业发展做出了杰出的贡献。　　

（七）在矿冶、陶瓷方面的成就

　　中国穆斯林在长期的社会生产中，其经济生活以农业为主，还兼营手工业，矿冶业和商业。据《元史》有关记载，元代的回族，除士兵和为官者外，还有许多工匠，工匠中有民匠和军匠，军匠专门制造武器，工匠主要从事矿冶业。又据《元史.百官志》载，诸色目人匠总管府，秩正三品，掌管百工之技艺。《无史.刑法志》也记载，诸匠子女，使男习工事，女习针绣，其辄敢拘刷者禁之。这些史实说明，元代时，回族匠户的后裔很多从事家祖传的手工行业，其中从事矿冶业的加族匠户数量众多。据碑记、家谱和实地考查，许多回族的祖辈就从事开矿和冶金业。　　明代，回族矿冶技术已有很大的改时，矿冶业也发展到了一个繁荣的时期，众多的回族匠人在云南开采冶炼金银，还出现了珠宝石开采业，据《明史.食货志》记载，宝石珠玉多出自云南，回族人多役使其地。所产宝石，《汉书误用牢传》称为“光荣”，《通典》称为“红珠”，在陶宗仪的《辍耕录》中被称为“回回石”。由于回族匠人在采矿业方面的成就，在当时社会上有“无矿不回”之美誉。回族工匠在采矿、选矿、冶炼以及铸造、锻造方面，也已形成了比较完整的工艺过程。　　清朝时期，回族矿冶业在技术、规模文献都达到了一个新高度，特别在银、铜、锡业方面已有相当大的规模，居领先地位，还形成了一些回回冶炼村寨。云南回族的冶矿业更是蓬勃发展，成为云南经济发展中的主要支柱产业。回族冶矿业在这个时期不仅生产量大，而且在商业投资、经营管理和矿冶技术方面都有极大的发展，形成了大批懂技术、善管理的办矿、冶炼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还形成了一些有冶矿特色的工厂。　　回族工匠在冶矿方面的成就，有力地促进了近代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陶瓷业是我国的传统行业，曾在唐宋达到鼎盛时期。明代陶瓷是继唐宋之后的又一个黄金时代，其表花、霁红、五彩、斗彩等在当时都是闻名于世的名瓷，其制造工艺达到了陶瓷艺术之顶点，明代陶瓷工艺之所以能达到精美绝伦的境地，取得辉煌成就，与明中外文化的广泛交流、陶瓷之路的繁荣有着很大的关系，特别是与阿拉伯伊斯兰文化更有着密切的联系，而中国和伊斯兰教文化交流是与回族穆斯林的努力有着真接的关系。傅统先生在《中国回族史》一书中指出：“明代艺术品以陶瓷铜器为最著，而回教促成此种上品之力量尤多。”说明在明人陶瓷业的发展中，中国穆斯林所起的促进作用。这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引进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陶瓷色料、式样、装饰和工艺。阿拉伯伊斯兰国家的陶瓷工艺，在世界陶瓷艺术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阿拉伯人在世界上很早掌握了陶瓷上采上釉的技术，后来又将波斯人烧制五色琉璃的技巧加以改进，在世界上开拓了彩瓷加工法，取代了传统的镶嵌细工，此后他们还发明了青花瓷，这些工艺先后被穆斯林先民带到了中国，到了明代，随着对外文化交流的发展，中国穆斯林进一步引进了伊斯兰“苏麻离青”、“回青”、“霁红料”等色料以及伊斯兰瓷器的式样造型，如抱月瓶、长颈方口折壶、天球瓶、八角烛台、长颈水罐、仰钟式碗等，此外还引进了华丽的几何、植物图形和书法等带有浓郁伊斯兰色彩的图案装饰。中国穆斯林在文化交流中的这些工作有力地推动了中国陶瓷业的发展。二是穆斯林在瓷器贸易出口中的突出作用。明代瓷器贸易额与以前各朝相比都极为发达。因这一时期瓷器输出的对象主要是亚非广大的伊斯兰地区，因此回族穆斯林在输出贸易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在郑和七下西洋的远征贸易中，有众多的穆斯林担任要职，郑和船队主要以瓷器与许多国家进行交易，这充分说明穆斯林在当时瓷器贸易中的重要地拉和作用。同时，在明代瓷器输出贸易中和民间交往中，由于贸易输出国特殊的宗教源缘，广大穆斯林也成了民间瓷器贸易的主体。据朱培初《明清陶瓷和世界文化交流》所载：“从16世纪到19世纪，中国和阿拉伯国家的贸易被中国的回教徒商人们所垄断。当时，不少的中国回教商人来到阿拉伯国家，他们势力强大，而且拥有一定的权力，在阿拉伯国家的宫殿里可以自由地出入，接受国王委派他们在中国购买瓷器和珍宝的任务。中国的回教徒商人们和阿拉伯国家的人们有着共同的语言和宗教，因此，当这些国家的国王和商人们委托他们在中国出口瓷器上铭写阿拉伯文作为纪念，也就比欧洲国家要求铭写英文等外文字母方便多了。”这些的作用。明瓷大量输往伊斯兰地区，得到了那里上至国王下至王公贵族以及一般平民百姓的喜欢，他们对明瓷的偏爱和需要，又形成了明瓷外销的大市场，从而也促进了中国陶瓷工艺的进一步提高。而这一地区大批的陶瓷订货，使得具有典型伊斯兰文化色彩的阿拉伯、波斯陶瓷式样、纹饰及风格，引入了明瓷的制造工艺中，因而使明代瓷器在中国陶瓷史上大放异彩，这正是中国穆斯林所起重要作用的结果，是中国穆斯林对中国陶瓷业的杰出贡献。　　（来源：宁夏新闻网）